在長征的每一階段，主要問題都是擺脫國民黨的圍剿並生存
下來。長征者每天必須做的都是四個緊緊相連的任務：擺脫在江西時三面被圍的絕境；與遠在西邊的其他一個或更多的蘇維埃政權接上聯繫；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樣的根據地，並在這一新的根據地代表全中國抗日。
共產黨的領導人只是對於前面第一個任務不存在什麼分歧。實際上，確實黨內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蝕性，以致於長征還應有第五個任務——雖不直接明了，但卻至關重要——就是成立黨的新領導機構。長征使成熟的共產黨人有別稚童般的布爾什維克。
毛的第一方面軍有三萬名官兵，佔長征參加者的四分之一。他們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邊上，這是毛少年時代夢中的河。這次戰役使黨內的政治鬥爭幾近明朗化。
蔣介石準確地判斷出紅軍會向西北方向逃竄。在蔣強大而有力的軍事機器面前，共產黨損失了五萬人。在極度痛苦之中，傷員們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無法控制的哀叫聲。
．國民黨消滅了將近半數的紅軍。面對如此巨大的代價，毛決定向博古和奧托·布勞恩的領導地位發起新的挑戰。
嚴酷的現實是，紅軍不能按照原定的計劃與湖南北部賀龍的蘇區會合，因為蔣已部署了六倍於紅軍的兵力等待他們。在這種形勢下，毛決定改變計劃，同時向28個布爾什維克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紅軍應該掉頭向西南進入貴州，這是敵人兵力較弱的省份，然後與四川北部的共產黨軍隊取得聯繫。毛的這一觀點佔了上風，奧托·布勞恩向北挺進的計劃告吹。
與此同時，在1934年12月的會議上，毛膽壯地指責導致湘江慘敗的兩個策略錯誤。博古和布勞恩定下的路線是一條直線，這可以使蔣介石坐等紅軍的到來。
同時，毛抱怨共產黨人沒有利用佯攻這一武器，而這在行軍中是應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沒有註意當拙民眾的情緒，也沒有意識到地形的複雜。
毛還認為紅軍負載過重，軍隊帶著政府的所有裝備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騾子和驢子馱著沉重的辦公用具、印刷機和檔案，行動緩慢。
毛在這個問題上與28個布爾什維克的鬥爭觸及到了根本的問題：中共是繼續作為流動之中的臨時政府(28個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呢?還是有計劃地外撤後，相機重返舊地，穩立根基，待時機成熟後，逐步奪取全國政權(毛的觀點)?
一個細節可以充分地說明28個布爾什維克的作風：長征開始時，紅軍實際上沒有～張精確的地圖。博古和布勞恩堅持帶上所有的辦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沒有想到帶上對行軍最重要的東西(一個年輕的瑞士傳教士被捕後，被控幫助國民黨幹事。但是在他答應幫助紅軍指揮員讀一張法文的江西省地圖後，減輕了對他的處罰④)。
28個布爾什維克沒有任何軍事經驗，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戰爭中經驗豐富。博古在1932年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時還沒有看到過打仗，長征開始時他也才只有26歲。布勞恩——儘管他是共產國際派給中共的軍事顧問——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或參加過一場戰役。而且，布勞恩根本不會漢語。
大約54％的長征者都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和他們相比， 42歲的毛是年齡較大的。只有4％的人年齡在40歲以上，甚至還有11～12歲的少年充當司號兵、勤務員、送水員、通訊員，或只是作為福神。傅連璋醫生宣稱，根據他的判斷，在這些天真樸實、血氣方剛、出身於農民的長征者中，90％的人沒有過性生活。
最初的失敗應歸咎28個布爾什維克，而毛不應為此而受責。事實上，毛在黨內的影響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贏得領導權，但是在湘江戰役以後的幾週時間裡，他的威信在穩定地提高。
他開始用自己的方式製定政策。文件燒毀了，辦公用具被扔進深山峽谷；多餘的槍支彈藥送給當地可信賴的農民；簡裝輕兵，晝伏夜行，這樣部隊的行踪就不會輕易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