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未來趨向會有利於毛的話，那麼，在1934年末那些個晦暗的日子裡，只有獨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這一點。
實際上，毛在黨內的對手們在遠航的一開始就風向不利(儘管博古和奧托·布勞恩在長征開始時仍處在重要的領導地位)。但是，相對於整個中國來說，共產黨人的自命不凡實在有點像是犀牛背上的幾隻虻蠅。
中共黨外的很多人(當然黨內也有一些) 認為，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和江西根據地被夷平以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氣數已盡。長征開始後最初艱難困苦的幾個月絲毫沒有改變這一前景。對毛來說，突然離開自己曾是頭面領導人物的機構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來的人中——原則上說，他們的任務是擾亂國民黨，但是實際上他們危在旦夕，與其說他們是28 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強地說他們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澤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像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間，毛的失勢使澤覃也受到指責。在1934年毛實際上被軟禁的那段日子裡，他仍然與毛站在一起。
沒過五個月，澤覃就被逮捕並被處死(另外一位被處死的是倒霉的前領導者瞿秋白，他主要因為身患結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還留下了他與賀子珍所生的兩個孩子。因為當時紅軍規定，只有那些能夠行軍的孩子才能隨軍撤退。毛把兩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農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參加並走完了長征，賀子珍是其中之一。長征開始時她正懷著第三個孩子，這個孩子顯然是在毛遭到軟禁的時候懷上的。艱難的跋涉對子珍的身體是殘酷的，實際上還損及了她的婚姻關係。
長征結束以後曾訪問過共產黨人的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問毛當時是否發覺自己是少數派而且不能佔上風，①毛回答說： “是的，我曾是少數派。這種時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 1935年，他的機會來了。
長征在進行的過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現出自身的形態。在它勝利結束之前，甚至沒有一個人稱之為“長征”。開始時，只不過是艱苦的大退卻**。後來，毛告訴羅伯特·佩恩：“我們的目的，是擺脫圍剿並與其他蘇區會合，除此以外，我們還深切希望自己能夠處在抗日的位置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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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曾多方努力尋找他們的下落。有些中國人認為周恩來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並使他們受到很好的照顧。但是這兩位後代——現在應該40多歲了——一直沒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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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埃德加·斯諾發現他們仍用“二萬五千里行軍”一詞稱呼這次史詩般的大撤退。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