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毛來到瑞金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是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儘管已有名無實，他還得來主持會議的開幕式。會堂裡擠滿了一千名代表，裝飾著紅紅綠綠的旗幟。他看到一幅標語：“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聲禮炮和一連串的鞭炮聲拉開了大會的序幕。
毛作了一個簡短的、毫不說明問題的講話。大會的所有決議都已在提前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確定了。而在中央會議期間，毛要么缺席，要么難起什麼作用。
此時第五次“圍剿”已經開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觀者。這次“圍剿”的方案是由德國人制定的。蔣介石急於徹底消滅共產黨，求助於希特勒，兩位德國將軍馮· 西格特和馮·福爾肯豪森成了蔣的軍事顧問。 28個布爾什維克控制之下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樣急切地求助於外國人，這次反“圍剿”由一名德國共產黨員奧托·布勞恩直接指揮，他是共產國際贈送中國革命的最後禮物。
這次代表大會被王明的盲目樂觀主義思想所籠罩，因為當時布勞恩指揮的幾次戰鬥還不算太壞。毛只好保留自己對陣地戰的懷疑。他主持大會時就像～只落了毛的鳳凰，誰也不會為大會解除他的主席職務而驚訝。但是，他竟沒有被選入他已負責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員會)，這對他太殘酷了點。
蔣開始實現困擾了他三年的“圍剿”目的。一旦敵人進入大門，那麼，“禦敵於國門之外”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場惡夢。因之布勞恩把領地看得比軍隊重要，而結果必定雞飛蛋打。事情偏偏這樣發生，它暴露出“陣地戰”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並沒有給瑞金帶來歡樂。
馮·西格特將軍構築碉堡，並用公路將它們連接起來。這一戰術奏效了，因為中共也選擇了把自己的軍隊固守在防守陣地上的戰法。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裝備低劣的共產黨的軍隊失去尋找敵之薄弱環節、靈活機動地對之各個擊破的機會，而國民黨軍隊卻能對被困的、給養不足的紅軍有效地實行經濟封鎖。
到8月，中共原來控制的七十個縣只剩下六個了，甚至連長汀也落入國民黨之手，許多紅軍將領戰死沙場。
毛對此無能為力，終日悶悶不語。他處於如西方人們說的那種被“軟禁”狀態。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於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裡。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軍官來和毛閒談。他帶來了酒和雞。在那艱苦的歲月，這是再美不過的佳餚了。他們受用了一頓。
毛和他坐在院子裡的藤椅上，啜飲著酒。當話題觸及到令人留戀的往事時，毛對這位老部下嘆道：“唉，現在不再是井岡山同志們的天下了。”
毛試著回到書本中去，他雜亂地記著筆記，他賦寫忘情於山水的詩詞，他還教他的警衛員識字。然而，聽到山外發生的事情，他無法安寧下來。他又一次在交厄運的時候病倒了。
他高燒達華氏105度，這一次的瘧疾發作幾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樣嚴重(儘管博古把毛的病稱之為“外交病”)。從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臥床不起。當瘧疾加重時，又出現了急性腸痙攣，他當時肯定想到過自己是否還能恢復過來。
厄運與整個夏天同在。
傅醫生帶著藥箱來到於都。一天，傅為毛燉了一隻雞。毛拒絕吃——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總是說，他有一個護士就可以了，不需要醫生陪著，他拒絕吃雞。一種職業的習慣使他樂於接受那位軍官送來的雞，而不願要傅醫生為他準備的雞。他讓傅醫生把雞吃了。
毛從醫生的病床上硬挺過來了。當他於9月底離開於都時，他發現外面世界亂得無法收拾。然而，這種混亂也給他提供了機會。
蔣介石輕而易舉地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勝利，他似乎覺得自己使中國擺脫了“共產主義災難”。共產黨決定放棄江西。
毛覺得這樣做是“驚慌失措”之舉，但這是博古和布勞恩決定的。紅軍餘部開始向西北行進，希望與賀龍在湖南領導的蘇區會合。
28個布爾什維克為這次慘重的失敗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為指揮撤退而組建起來的軍事委員會裡。這是一個小小的轉機。至少，毛應比幾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責。
紅軍就像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萬人(還有幾百名婦女)的隊伍毫無目的地走著，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識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卻在伺機開小差。
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兩個星期以後，莫斯科用無線電傳來指示，告訴中共撤離江西。
毛帶了每人都備有的三天的干糧，還帶了一匹馬，——這是與國民黨作戰的戰利品，外加一把雨傘和一捆書。
在同事們看來，帶公文包是毛的標誌，小包里通常裝有文件和地圖，但這次他卻沒帶。這一點很奇怪。周圍的人認為，這說明毛仍很悲觀。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會掌握大權的話，可能會把那個包帶在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