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各個連隊建立了政治性組織。不是像上海指示的那樣去成立政治部，而是發動組織普通士兵委員會，通過討論政治問題來提高大家的覺悟。要發動一次反對地主武裝的戰鬥嗎?士兵委員會馬上會控訴地主是怎樣欺壓農民的。
毛堅持在每班設黨小組，每連設黨支部，每營設黨委。這樣，黨便由一個抽象的概念轉化成了一個每日出現的實體，使黨來到了夜晚營地的篝火邊，來到了每一個戰士的身旁。
不許軍官打罵士兵，帳目公開，由大家監督。每打完仗，毛都組織民主會議，會上可以各抒己見，還可以點名批評或表揚上級軍官。通過討論，如果取得一致意見，軍官也可能被降職。毛成了導師兼道德家，他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軍風。
中國的舊軍隊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軀體，而沒有利用過他們的頭腦。
這是要造成一種民主的氣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戰鬥中的一員。然而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軍官對毛十分惱火。他們願意為實現未來的民主而戰，但不希望在他們領導的軍隊中看到民主的舉動。
毛還為士兵們制定了紀律、在群眾中的行為準則。早在長沙讀書時，毛就已發現，對中國的士兵來說，掠奪周圍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傳統。
搶劫和強姦本是軍人們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岡山，幾個星期過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給他們帶來了太平盛世。戰士們幫助農民春播，給年老體弱者砍柴，送還從農民那裡借來的鐮刀，買菜如數付錢，住宿在有年輕姑娘的地方也不騷擾她們。這一切簡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證明，他領導的軍隊與中國人熟悉的舊軍隊有天壤之別，他要建立軍民魚水關係。
毛從未上過軍事學校，而其他的紅軍高級將領大多都在軍校學習過*。他僅有的軍旅經歷就是曾給長沙駐守部隊的一名軍官當過六個月的傳令兵。和中國老百姓一樣，他討厭在軍隊中所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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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周恩來(黃埔軍校)、林彪(黃埔軍校)，彭德懷(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朱德(雲南陸軍講武堂)。很多年後，毛說：“打仗的時候，我從未讀過兵書，我們也從來不帶著書本打仗。”[12]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為一名軍事家。他認為，軍隊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標，軍隊的一切行動都要服從這個目標。作為軍事家，毛是偉大的，因為他跳出了純軍事的羈絆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我們能說毛是民主主義者嗎?他的新中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與民主毫不沾邊兒。但是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相信，決定性的力量存在於民眾之中。
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其長處，總的說來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毛對別人的此類特點很敏感：不善適應(如像毛在東山學校讀書時那樣)，與人無爭(毛1919～1920年在北京的處境)，無拘無束(他幾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組織才能，因為他知道，只有充分聽取民眾的意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為他當時處在兩種勢力的夾擊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認為毛軟弱無能，而井岡山地區的豪紳們卻驚恐地發現，毛決不是無能之輩，於是就求救於國民黨的軍隊來剿滅“赤匪”。
在茅坪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毛提出了兩個觀點：[13]一是“集中兵力”，只有當我軍戰鬥力優於敵人時，方可包抄出擊。毛認為，當時紅軍的力量還很弱小。
第二個觀點是關於工作作風，當然，不僅僅指工作作風。毛把政治和武裝鬥爭看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不可分割。 “每個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堅持開展武裝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把槍和書結合起來。這將使紅軍在廣大的農村紮下根，然後隨著革命高潮的到來向城市推進。黨中央仍留在上海，這一事實本身就充分顯示了毛與李立三觀點之間的根本性衝突。李立三的黨只是一群城市知識分子，根本不是一個能夠戰鬥的黨。
起初，毛並未想長期佔據井岡山。這個根據地的建立不是以勝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敗教訓後所進行的一種新嘗試。但是毛慢慢地發現紅色力量能夠在山區生存下去，雖然國民黨仍在南京統治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
毛總結說：“根據地對於紅軍就像屁股對人一樣重要。”如果沒有機會坐下來休息，一個人肯定會因疲勞而倒下。 1928年中國紅軍正是如此。
茅坪路線仍是懸在空中，毛無法把這～理論完全付諸實施。整整一個夏天他不得不和黨中央鬥爭。上海和長沙的那些掌權的敗事者們叫毛十分惱火，他就像一條暴怒的鮭魚隨著“高潮”跳上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