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1896.6.2—1979.8.1），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鍾祥郢中人。 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馬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並於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讀人類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2年，李濟哈佛大學畢業，返回祖國，受聘於南開大學，任人類學和社會學教授。
李濟的早期教育歸功於其父李權。李權是位學問不錯的教書先生，在全縣有一個最大的學館。父親認為，小孩子剛讀書時候，要先讓他學最難的，然後再學容易的，這樣進步會比較大。所以李濟並不像別的孩子那樣從“人之初、性本善”開始，而是從“盤古首出，天地初分”學起。但因為李權是全縣聞名的大秀才，沒有人敢指責他違背傳統的教育習慣。
1907年，清朝舉行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被當地人稱為“李優貢”的李權也被送到北京參加會考，得到一個七品小京官的職銜，分在內務府。李權把家人接到北京，李濟就在11歲那年跟全家來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賠款開辦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開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當時還叫“李順井”的李濟糊里糊塗應了考，被錄取進了“備取榜”，排名倒數第三。如果考生沒取足，就從“備取榜”裡接著選，於是李濟幸運地成了北京錄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員。七年半學習結束後，他們同一批進入的學生，經過陸續考試淘汰最終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歲的李濟自上海乘“南京號”遠洋輪赴美留學。李濟在清華讀書時，美國有一位沃爾科特博士曾為他們教授過心理學和倫理學，並第一次在中國學生中作了智商測驗（李濟被測定為128）。李濟受他影響，對心理學產生了極大興趣，所以最初在馬薩諸塞省的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
克拉克大學的老校長霍爾教授提倡學生到圖書館自由閱讀，他認為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學校的圖書館及書庫全部對學生開放閱讀。那時候人類學在美國才剛剛興起，克拉克大學圖書館裡有一些著名人類學大師的著作，李濟一下子入了迷，之後又在老校長霍爾教授鼓勵下，改學人類學。
聽說李濟轉學人類學後，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贊成，他認為李濟是適合做學問的人。徐志摩與李濟同船去美，他是自費留學生。在克拉克大學的第一學年同住一個公寓，關係很好。徐志摩讀的是歷史系，在第二年就從克拉克大學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學銀行學。 1920年暑假後，徐志摩遠渡大西洋去了倫敦，而李濟則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從此開始各自人生道路。後人在整理李濟文件時，找到了李濟保存的徐志摩去紐約後寫給他的9封信，信裡就生活、學習等談得很廣泛。徐志摩對李濟當年也有這樣的評價：“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1923年6月，李濟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李濟的論文得到的評語是“極佳”，後來在哈佛大學正式出版，一位歷史學家說，“自後中外學人凡論及中國民族及人種問題的，大都徵引其書。”
1922年，著名哲學大師羅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國問題》，文中提到了李濟的論文讓他“得到了某些頗有啟發的見解”，並大段引用了李濟論文。像羅素這樣的名人，在自己的書中如此大量引用並讚賞一個尚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的作品，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這也使得李濟一下子聲名大振。
有趣的是，李濟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權還不知道如何衡量這個陌生的頭銜，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個辦法，給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叫“博父”。李濟的朋友們，像趙元任，也善意地開玩笑稱他“李博父老先生”。
李濟在哈佛讀書時，有一位講授體質人類學的講師霍頓，李濟將他的名字翻譯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給李濟一批尚未開箱的500件埃及人頭骨，讓他每天花半天來開箱、洗刷、整理頭骨，按鐘點付錢。李濟花了大半個暑假來做這個工作，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這次整理頭骨的經驗，讓他對於處理人骨，特別是人頭骨有了親身體會，這對他後來進行生體測量的實踐以及處理安陽殷墟出土的人頭骨很有裨益。後來，在安陽殷墟挖掘現場，很多年輕的考古人員大都是在李濟的指導下經歷了整理人骨的訓練，後來著名的考古學家高去尋、尹達、夏鼐等都談過此事。
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濟如期回國。起初，他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任社會學和人類學教授。 1924年，已是南開大學文科主任的李濟，和魯迅、王同齡、蔣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學講學，由此結識魯迅先生。 1925年4月，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被聘為教授。 29歲的李濟，受聘為唯一講師。
這年，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考古隊，紛紛來中國“尋寶”。其中，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委員畢士博，聽說李濟是中國第一位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即來信邀請李濟參加他們的考古隊。李濟回信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是在中國掘出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回信道：“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1926年5月，畢士博與清華校長曹雲祥商定了合作事項，即弗利爾藝術館與清華國學院合作，由李濟先生主持，經費主要由弗利爾承擔，發掘報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暫由清華保管，今後交中國國立博物館。
1926年10月，李濟率隊來到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這年初春，李濟曾和地質學家袁復禮沿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在西陰村，他們發現了一片佈滿陶片的地方。這片區域很大，有好幾畝地。他們俯身撿拾幾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細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來後，李濟決定將西陰村作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現場。從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隊在西陰村不僅發現了10多萬片史前陶片，還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獸骨、貝殼片等。最有意思的是，發現了半只被利器切割過的蠶繭殼。這一發現表明，中華民族在史前就家養蠶繭。 1995年9月，為紀念李濟先生誕辰百年，台灣“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為時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僅一件，即半個蠶繭殼，可見這半個蠶繭殼的“分量”。
這次發掘，撿拾起中華文明一段重要歷史——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更標誌著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他們制定了《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明確“發掘所得歸國家所有”；在西陰村，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而只是選擇了一小塊面積。挖掘中，李濟創造的“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國著名學者、“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說過：“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
殷墟文化遺址，20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陽走向世界的，當屬李濟先生。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對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濟先生主持下完成的。 1928年10月，正在美國的李濟收到傅斯年的電函，希望他盡快回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這時，由中央研究院組織的對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進行。年末，李濟回國。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對殷墟進行第二次挖掘。以後，差不多每年的春秋兩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濟的主持下對殷墟進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安陽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尋找有文字的中國古代史，即人們通常說的“甲骨文”。 1929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在殷墟首次發現的大塊甲骨，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占卜文字。 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12日是這一“戰役”的最後一天，下午4時，在小屯村的一個地下貯藏坑里發現了龜版。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一塊塊取出。誰知，當取出3760塊時，還只是一個面上部分。於是，決定再延續一天。第二天，當太陽下山時，他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後來，又用了4個晝夜，才將埋藏珍品的土塊整體起出。經過幾個月的整理，這次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與甲骨文同時出現的還有青銅器、玉器、日用器具、人獸骨、建築遺蹟等等。 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紋石器、玉飾品、青銅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軀體，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勢，還有一跪著的人體殘部。顯然，小墓是陪葬墓，這是一處殷商王朝的王陵。 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則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這是第一次發現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轟動中外學術界。一個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現在世人面前。
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的史學家把中國古史看作長城以南的事，長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長城封鎖了。”“總之，我們若把中國歷史看作全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它比傳統的歷史遠得多。”“我們討論中國歷史最要緊的一點，與過去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感覺到，並已證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記錄以外，還有另外的來源；由這些來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經引導出了不少新的問題，並且已經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們必須收納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資料，這些新資料，不但幫助他們解決舊問題，而且啟發新問題。”
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歷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他還闡述了新史學家應該達到的四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告訴他的朋友的話，他說：“中國境內作現代學術工作，真是遍地黃金，只要有人揀。”這是講要尊重本國的學術資源。第二境界可以說是“百聞不如一見，靠別人不如靠自己”，這是講作為新史學家應該重視從實踐中去獲取知識。第三個境界應該是“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資料遇了這種有勇氣的人，庶幾乎可以相得相輔了。第四個境界，姑稱之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最後一個似含有為歷史學等學術之境遇辯護之意。他最後總結說：“在這一境界中作歷史學語言學的工作，可以說和生物學家地質學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樣的。”
抗戰勝利後，李濟以中國赴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前往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文獻。回國後，李濟撰寫了《抗戰後在日所見中國古物報告書》，向有關部門報告。這次調查，追回了周口店遺物、中央圖書館藏經典書籍等重要文物文獻。但是，李濟一直遺憾，沒有找到“北京人頭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因為李濟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事，便由傅斯年交與李濟負責。 “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武漢到長沙，在那裡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李濟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麼辦？另一方面，大敵當前，連自己都萌生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 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裡，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裡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越南輾轉到了昆明後，“史語所”在這里安頓了兩年。此間李濟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注：曾國藩的曾孫女，60年代自殺）、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
李莊六年，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裡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遺。當時農民一片嘩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以解饞，當地人便傳說這個機關不光吃蛇“還吃人”。後來只好由李濟與所長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請當地官員和地方鄉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占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占長沙，“史語所”存在那裡的文物也悉告損失，這讓李濟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療條件太差，他的兩個女兒鶴徵和鳳徵，分別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對李濟來說，那真是一段內憂外患的日子。李濟夫婦一生生育了四個孩子，大女兒幼時便夭折，這樣，只剩下了一個男孩子。他們後來把舅舅家的孩子過繼來，取名“光週”，李光週後來也成為一個考古學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李濟以專家身份被派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各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李濟五次尋找“北京人頭骨”而未果，他以此為終生憾事。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台灣，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後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台灣。
安陽殷墟文物也在轉移之列，李濟是這次的押運人。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李濟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他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有人勸他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但他不聽。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對國共和談抱有希望，想著躲避一段戰火，等安定後再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