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後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 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1898年發生的戊戌變法，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裡，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倖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19世紀末的上海是中國的新學樞紐之所在，新式學堂、學會、報刊、出版印刷機構不斷地從這裡輻射全國。這對於主張以西學開啟國民心靈的翰林張元濟，無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學是當時中國少有的設備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學府。到南洋公學任職，可以說是張元濟理想的延續。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裡，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為中風已臥床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印書館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從詩中，人們讀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接起來的。
張元濟走進商務印書館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
當時中國不是沒有教科書，但是都編得不好，一類是教會的教科書，從西方引過來的，對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另一類是讀古書出身的老夫子編的，寫得太艱深，也不符合教育學的規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占到了全國的4/5，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三十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製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印書館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當年知識分子走上“文化救國”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後，在商務印書館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在20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鉅子的蛻變，成為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
《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了。陳獨秀、羅家倫等新文化的干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商務的業績日見衰退，1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而對張元濟來說，他考慮更多的是，曾經引以為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
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了“大換血”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 1920年，茅盾走進了著名的《小說月報》。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閒適生活的格調，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過《小說月報》走上文壇的。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謝六逸、鄭振鐸、週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務印書館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眾開放。
張元濟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掌門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謂“在商言商”，他為了商務印書館的事業始終趨時而進，這種進不是一味的冒進，而是無論時事政治是前進還是倒退，都與其步調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務印書館也為其做了很多熱情的廣告，不光《東方雜誌》刊登武昌起義大事記，另外還出版了13冊照片和圖片，並發行了300多張明信片。
在1912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那套教科書上，相應地題寫上“共和國教科書”，並在《東方雜誌》上莊嚴地宣告：“民國成立政體共和，教育方針隨之變動……教育部第七條通令先將小學各種教科書分別修訂，凡共和國民應具之知識與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詳敘入，以養成完全共和國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專制王朝，民主共和體制卻如鏡中之月，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憲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時商務剛發完秋季課本，正籌劃春季使用教材。張元濟為此大費周章，因為當時商務版課本名《共和國教科書》，一旦洪憲帝製成功，那就與國體不符；如果繼續觀望，春季時又無教材供應。幾經權衡後，張元濟決定把將課本中平等、自由這些與帝制相左的詞語刪掉，書名也改成《普通教科書》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務印書館這一舉動比袁世凱下令“接受擁戴”還要早上20天。
張元濟在教科書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說明他心底真正擁護袁世凱，而是為了商務印書館生存所需的權宜之計。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在全國一致討伐聲中黯然下台，張元濟立即指示各分館撤去《普通教科書》，應迅速推廣《共和國教科書》。
說他見風使舵也好，說他沒有立場也罷，但這招確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張元濟對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銷。比如張氏本人與康有為雖私交不錯，而且曾在戊戌變法中並肩作戰過，但當康某提出的要商務印書館代售其《不忍》雜誌和出版攻擊民國的《共和平議》時，張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絕，延宕兩年後才勉強應允。要知道康某進入民國來思想仍舊頑固不化，張元濟當然不想讓人感覺商務印書館也在拉歷史倒車。
張元濟甚至拒絕過孫中山的書稿《孫文學說》。 1918年孫中山在廣州的國民軍政府改組中受排擠，憤而宣布辭去大元帥職務。他反思民國以來革命不斷挫敗，其原因是思想錯誤造成，提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說。於是親自操刀，直到1919年4月初這本《孫文學說》才脫稿。
孫中山託人把稿子送到商務印書館時，沒想到卻遭到了張元濟的拒稿。因為張元濟反復權衡，覺得此時正值南北和談僵局之際，孫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這本書幾乎等同於燙手山芋。
身為堂堂共和國父居然吃了閉門羹，孫中山一氣之下想要發文來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務印書館乃保守反動之機構。這讓孫中山一直耿耿於懷，直到1920年初孫中山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仍以極其嚴厲的措辭批評了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為“保皇黨餘孽”。
連孫中山的書稿都敢拒絕，何況其他無名之輩呢？被張元濟拒之門外的書稿還有陳獨秀的。 1928年在國民黨獄中的陳獨秀寄來《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張元濟寧願贈他幾千元稿費，也不願意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任何風險。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張元濟吃過政治的虧，自戊戌那年後他就與政治絕緣。當年和他一起參與變法的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在民國又東山再起，而他卻看破宦海沉浮的險惡。 1913年時為北洋內閣總理的熊希齡邀請張元濟任教育總長，張氏自言“自維庸劣，終不敢誤我良友、誤我國家，並誤我可畏之後生”。委婉地謝絕入仕。
抗戰期間，商務印書館內遷，而張元濟留居上海孤島，拒絕與日本人和汪偽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際，寧可賣字為生。有次汪精衛政府高官送來一幅畫卷請他題字，並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書一封曰：“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民族氣節與對政治警覺避免了張元濟下水。
自詡為“戊戌孑遺”的張元濟，見過了自晚清以來幾乎所有的改革與挫敗、維新與復闢、欣喜與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務印書館的事業與現實政治活動拉開一段距離，維護著一個文化機構相對獨立。當然他並沒有完全超脫現實來進行自己的事業，更沒有對變革呈現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態，而是與時俱進，在選擇中創新。
1910年3月17日，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開拓者、商務印書館掌門人張元濟登上了從上海開往歐洲的輪船，開始長達半年的環球考察。這次出行，他將訪問歐洲和美國，抵達比利時的時間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為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就在此時舉辦。
1910年夏天，儘管此時的比利時涼爽舒適、氣候宜人，但身處他鄉的張元濟卻心情無比壓抑，萬般不快猶如鬱結的烏雲一般。
一幅幅家鄉的畫面在張元濟腦海中浮現：囚犯戴著鐐銬枷鎖血肉模糊；頂著大辮子的男人歪躺著手捧煙槍；小腳女人步履蹣跚……這就是20世紀初的大清國。然而，令張元濟更為痛心的是，刑具、煙槍、纏足鞋……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會。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長而欲人之誇譽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恥笑者，而吾國獨及是，何以見之，見於出洋之賽會。”在親歷世博會之後，張元濟憤怒地寫下這段話。
那一屆世博會，張元濟親見了法德等國展館的廣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國的黯然失色。展覽會場狹小，就連“世界至小之摩納哥”都遠不及；展地偏僻，展品雖有瓷器、綢緞、扇、畫、刺繡、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亂瑣雜，甚至比不上蘇杭、廣州的雜貨店。中國參展僅耗銀2萬兩，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開銷。
同時，他還從留學生的口中得知了許多與世博會有關的事件：在1905年舉辦的比利時列日世博會上，中國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鴉片、纏足鞋等物，留學生們奮起抗議，展品這才撤去。
這一屆世博會，張元濟先後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國展區中，他看到前來參觀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不少西方人面對中國展品皺著眉頭、頻頻搖頭，只看了一會兒便疾步離去，其鄙夷不屑之態如利劍，刺傷了張元濟的心。難道我們花錢參展就是為了換購歐美人對中國鄙夷不屑的念頭嗎？望著東方，張元濟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國家會專門摘取中國國民的短處、中國國力的衰弱，以此為藉口，張揚其殖民東移的氣焰。
僅在張元濟訪問西方各國後的一年，中國就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隨之瓦解。
與當時的許多人見解一致，張元濟也認為“開啟民智”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開啟民智”的理念引領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走進世博，而世博更堅定了張元濟培養人才、普及國民教育、“扶助教育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時世博之行對於張元濟的觸動不可謂不大，他特地為此寫下了一篇《中國出洋賽會預備法議》寄回國內，發表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申報》和《東方雜誌》上，並提出了“吾中國欲側足與世界，不可不以賽會為之先導”的觀點。
在文章中，張元濟闡述了中國應該如何參加世博會等一系列理念。比如他認為世博會不僅僅是一個振興商業的平台，它與軍事、教育等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一方面可以在世博會中展示自己，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落後的印象，同時也可以看看別人是怎麼發展的，引以為鑑。此外，張元濟還提出要為參加世博會精心挑選展品、培養人才，不可以惡俗粗劣之物充數，也不可以不學無術者為之。
張元濟回國之後，親自領導商務印書館盡可能多地去參與世博會。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中確認，1910年之後商務印書館至少參與了1911年都靈、1915年舊金山、1926年費城三屆世博會。展品中包括商務印書館自己出版的書籍和教科書、教具模型、理化儀器等，並先後取得了不少獎項。 1926年，在美國費城世博會上，商務印書館更是展出了當時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機，頗受好評。
值得一提的是，商務印書館的展品也是中國當時送展世博會少有的具有現代色彩的展品。除了世博會外，商務印書館還參加了當時中國舉辦的幾乎所有國內博覽會，並出版了大量有關世博會的書籍。可以說，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文人中最早認識到世博會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商務印書館也是中國近代企業中最熱心參與世博會的一家。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輛汽車開到極司非而路，車上下來五個人，到張家叫門。傭人剛開門，這夥人就蜂擁而入，先把開門者用手槍頂著押往門房間，接著疾步穿過花園，持槍衝上樓梯。這時張元濟正與家人在二樓吃飯，見有這麼些人上樓，剛想起身問話，一個綁匪已用手槍頂住飯桌旁的張元濟的侄子張樹源，大約他們見只有樹源一個年輕人，怕他抵抗。有個頭目模樣的人指指張元濟，說：“不是那個，是這一個！”於是，綁匪不由分說架起張元濟走了。張夫人、樹源和家裡所有人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事情驚呆了。
張樹源先向租界巡捕房報警，後又告訴了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同仁。大家知道，綁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贖票”的錢，總有消息來的。家里人都提心吊膽地等著消息。
10月19日，高夢旦匆匆趕到張家，對張夫人說，他收到張元濟昨日寫的信，綁匪開價20萬元，讓大家快想辦法。在信中，張元濟關照“嚴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結”，但20萬元不是小數字。從哪來呢？高夢旦也不是富翁，幫不了多少忙。接信後大家還是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張元濟來信前後，家裡也接到綁匪打來兩次索錢的電話，可又不說地點，更弄得家人坐臥不安。其實，這兩天綁匪也在等消息。經過調查，他們發現目標確實不是“大老闆”，對張元濟說：“實出誤會，惟事已如此，總望酌量補助……”他們當然不會輕易放走到手的獵物。
張元濟被綁的消息，先是一些小報捅了出來，後來各大報，連日本報紙也刊出了有關報導。親友們來信來電，探詢張元濟下落，絡繹不絕，忙壞了樹源。張夫人拿出股票、首飾，勉強湊了5000元。商務印書館同仁也紛紛想辦法營救。其中有這麼一段小插曲：商務印書館有位編輯張世鎏（叔良），平時與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聽說張元濟被綁，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獨闖匪窟，營救張元濟，後來被大家勸住。
不久，綁匪又來電話，約張家人到爵祿飯店談判，商議“贖票”價格。談判事當然落到樹源頭上。為防不測，張世鎏自告奮勇當樹源的保鏢，一起前往。爵祿飯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轉角處，其北即為一品香旅館。上海人都知道爵祿為惡勢力盤踞之所。綁匪選中此地與“肉票”家屬談判，看來是有道理的。綁匪方面出面的兩個頭目，一個姓葉，一個姓李。他們把贖金減至15萬元。可是這筆錢，張家當然無法承擔。這樣的秘密談判繼續了好幾次，儘管綁匪們將“票價”減了又減，終因索要過高，無法達成協議。
張元濟在給高夢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註銷”報警，其實那時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據現存的幾份刊有張元濟被綁新聞的小報報導，張元濟被綁的當天，鹽業銀行經理倪遠甫也被綁架；次日，寧波巨紳薛順生又被綁架；連剛上任的上海特別市土地局長朱炎之，也未能倖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連三，捕房束手無策。張元濟願意“自己妥商了結”，看來是早有脫險的良策。
張元濟盜窟六晝夜的生活，從他後來的回憶和所作《盜窟十詩》中可以得知。張元濟說那天綁匪把他架出大門，推進汽車。汽車向郊外開去。綁匪用黑布把張元濟的眼睛蒙上，還把他雙手捆紮起來。張元濟很鎮靜，只感到汽車七轉八彎，駛了好一陣。車停後，綁匪把他帶進一屋，取下黑布。張元濟看出這是一所破舊的農家小屋，桌子上點著一枝蠟燭，牆邊有一張破床，看得出用繩綁著床腿。屋裡有三四個持槍的漢子。那匪徒頭目讓手下人解開張元濟手上的繩，匆匆走了，留下三個看守。看守們對張元濟倒還“優待”，抱來被子，讓他睡在那張破床上，他們自己則和衣睡在地上。
張元濟在盜窟中作了十首七絕，脫險後將詩稿托商務印書館排字印出，並將印件分送親友，表示謝意。詩中不僅描述了盜窟的環境和生活，還反映出張元濟在彼中鎮定自若的心態。
還有兩個細節是張元濟自己講述的。一是張元濟當時裡面穿的絨線衣有破洞，為看守們所驚訝。他們想不到心目中的“財神爺”竟也穿著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紀稍大者，常常咳嗽。張元濟勸他去看醫生，還為他開了張治咳嗽的藥方，那綁匪感動得掉了眼淚。
爵祿飯店的談判不很順利。綁匪們見“油水”不足，也不得不讓步。第四天，10月21日，張元濟寫信告訴樹源，劫持者已答應把“票價”減至2萬元，讓家中快想辦法。 （可惜此信沒有保存下來。）綁匪們的這一票，算是倒霉到家了。
當天，葉姓頭目又約樹源等到爵祿飯店談判，出示張元濟的信，逼張樹源交錢。樹源想交去5000元，仍通不過。第五天，綁匪可能覺得眼前這個傢伙實在是沒有油水可榨，就同意了，5000元放人。於是，當時樹源又四處奔走，在親友處借貸到5000元錢，送到綁匪手裡。大約他們知道確實榨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車把張元濟送了回來。 1萬元贖票，張元濟終於脫險，結束了這六晝夜的“奇遇”。
張元濟對被綁事處之泰然，精神上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脫險之後，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後，即與瞿啟甲商談借印鐵琴銅劍樓藏書，並親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為日後商務出版《四部叢刊·續編》做好了準備。
11月14日張元濟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這樣短短幾句話，說出了他對綁票這一社會現象的見解：“若輩……如有生路，誰肯為此？嗚呼！誰實為之而令其至於此哉！人言此是綠林客，我當饑民一例看，未知我兄聞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許寶驊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綁，脫險後張元濟去杭州慰問。張元濟為此寫了《談綁票有感》，發表在《東方雜誌》上。這篇文章進一步闡明了他上述觀點。文章最後說：“國家管著教育，為什麼使他們得不到一些知能？國家管著工商、路礦、農林，為什麼使他們找不到一些職業？螻蟻尚且貪生，狗急自然跳牆。人們飢寒到要死，鋌而走險，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卻也可憐。我們中國是個窮國，人口又多，出產又少……政府幾次明令提倡節儉，我還盼望在位諸公常常牢記這兩個字，最好以身作則。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國家的大政也要估計估計自己的力量，分個緩急，定個先後，不要拿國民有限的汗血來作無限的揮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幾個錢給這些鄉下的窮民，多吃一兩頓米飯，買些鹽來蒸些菜，這也就是無量的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