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劃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 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等。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篇讀書報告，梁啟超看後，寫了這樣一段批語：“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麼就會有什麼成就。”
這篇報告就是22歲的潘光旦寫的《馮小青考》，今天這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馮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卻紅顏薄命，她的死因後人眾說紛紜。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學的原理，對馮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馮小青是死於她病態的“自戀”。這在對“性”諱莫如深的中國社會裡，可謂驚世駭俗。 《馮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現代科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一次實踐，也是近現代國人對這個古老民族人性深處最初的科學探索和思考。
或許是為這個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或許是個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國選擇了生物學、遺傳學，並專攻了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他同時廣泛涉獵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領域。
在潘光旦看來，優生學是研究人類品性的遺傳與文化選擇的利弊，以求達到比較優良的人類繁殖方法，可以謀人類之進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開始了教書，他在國內創設了優生學課程，主編了《優生月刊》。教書之外，他關注著社會，為中國找尋出路。他認為中國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險，中國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體健康、資質聰穎的社會分子。一個民族要想富強就要優生，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質量高低的問題。他認為，生育孩子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使命，更是社會的安危所繫。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會學範疇，而是洋溢著重人道的社會理想。他撰寫了大量的著作，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典範之作。他通過家族的興衰，揭示遺傳和環境對造成人的優良品性的重要。他通過對美國、西班牙、古羅馬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比較研究，探尋一個民族興盛衰亡的緣由。更重要的是他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揭示了造成國人特性中所體現出的“私、愚、病、貧、亂”的民族病態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興，民族衛生、民族健康和優生優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從優生學的理論出發，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入透徹的解析——“中國民族有許多弱點，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發展和利他心的薄弱。”（這是一些憤青們最不願意聽的。）
他在學術上有一種很博大的氣魄，他不願意人們稱中國為“老大之中國”，他說：“如果'老'字指的是歷史、文化、語言文字，那還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樣有著一個少年中國，只是這個少年中國發育還不很健全！ （這是何等的青春心理。）
可以說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國里，最早在科學的基礎上提出“優生優育”的學者。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辱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憂患，有識之士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救國保種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週年時，費孝通曾說潘先生一生的學術，最基本的目的是“強國優種”，從德智體三個方面開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國人的根本素質。
潘光旦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針對我們民族的弱點，潘先生還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生育節制，生得少、生得優，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剛勁的成分等。
潘光旦認為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而在教育。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將來是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的。讀洋書與去國外，只是為達此目的而進行的一個手段”。他主張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學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認識科學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斷，寬容而不排斥，通達而不蔽錮。此外，潘光旦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的觀點。
潘光旦是學行合一的一個人，他不僅讀書和做學問，而且還要使自己的學問和行動能夠直接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有益於社會。他刻在自製煙斗鬥腹上的十二字銘文，其實正是他本人最恰當的寫照：“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志於通”。
關於教育，孔子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蔡元培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魯迅說：“教育是要立人。”盧梭說：教育是培養“既能行動又有思想的人”。愛因斯坦說：“什麼是教育？當你把受過的教育都忘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貝爾斯說：“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的堆積。”但在今天，我們的教育已經成為了一個問題，其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自由，學習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說：做學問的目的，本來是讓人們越來越多了解它，從而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潘光旦認為，如果說西方教授已經是學問之大敵的話，那麼中國的教授恐怕連這個資格也沒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西方教授還能製造許多術語來唬人，但是中國大多數教授連本專業的術語也記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還有本領加入某一派系，中國教授“除了介紹西方幾本教科書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經過十年或數十年的磨難和謹嚴的學者生活，是不會得到這個頭銜的。
還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與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一文中就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大學聘請教授，有一個很普通的原則，便是一個'專'字。凡是在某行學問上有專長的，便有被聘請當教授的資格。這個原則是不錯的。但是在大學方面，待遇起教授來，也應當有一個簡單的原則，也便是一個'專'字。凡是能專誠待遇教授的大學，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們的信任和努力。”可見，用“學有專長”的原則聘請教授，以“專誠”的態度對待教授，是大學管理者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
在這篇文章中，潘光旦還談到大學管理的另一個原則，那就是要“使教授們得到精神上的謐靜。”因為“教授的任務，一半在教導學生，一半也在他的專門學問上繼續用功夫，更求造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條件便是生活寧靜。”這個意見不僅適於年長的教授，也適於年輕的教師。因為做學問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靜下心來，排除雜念，鑽研多年，才能有所收穫。
潘光旦認為弄清楚教授與講師的區別特別重要。所謂教授，除了給學生上課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學生。也就是說，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從於世俗社會，每天為應酬而吃吃喝喝、為掙錢而跑來跑去的。正因為如此，潘光旦在這篇文章中說：“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也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因為不寧靜，人格便不能充分錶現。”他還說，由於名牌教授有限，許多大學爭相邀請，這就使他們每天疲於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學問。至於學生，也只能在課堂上見上一面，下課後根本沒有接觸機會。因此他認為，這種“東也講一次，西講也一次，講一次算幾塊錢，講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賺錢機器，在教學效果上，與留聲機類似；在人格取向上，與走江湖的藝人沒什麼兩樣。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與成見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兩大目的，一是教人認識自己，尤其是認識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見，少受些成見的蒙蔽。”他認為，由於我們總是把精力放在學制調整、課程設置方面，不重視認識自己、破除成見的問題，因此培養出一大批毫無判斷力的青年。這些人在學校學會了道聽途說、鸚鵡學舌的本領，出了學校以後，就只能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為了讓學生認識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說》中指出，學校應該提倡“價值意識”的教育。這種價值意識的培養，可以讓人識別真偽，區分善惡，分辨利害。這就是說，如果只有大量知識而沒有價值意識，就不會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就會被各種各樣的成見所蒙蔽。
到了抗戰時期，潘光旦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他在《自由之路》一書中，把自我認識和自我控制當作爭取自由的兩個先決條件。他認為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自由就會不期而至，任何人剝奪不了。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即使調子再高，也是空談。
由此可見，僅僅掌握大量的知識，非但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還會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潘光旦是跛足，在清華的時候，獨腿成了他的一個特徵而名聲在外，但沒有人會感到他的殘疾。他行動敏捷，輕鬆自在，還把自己架拐行走當成笑話來說。有一次下雪，一個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跡，以為是什麼小動物，跟踪腳印直到發現潘光旦。他說他在校園裡發現好幾回這種腳印，又不像什麼小狗小貓，原來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這個故事講給家人聽，還誇獎這孩子有尋根問底的勁頭。
有一回，潘光旦和一個朋友說到葫蘆。潘光旦當時在賓館的床上躺著，頓時就坐起來了，突然問朋友是否記得他的書房裡有個什麼特別的東西。朋友一听就明白了，他種出了兩個並蒂的葫蘆，掛在書房牆上當寶貝看。但朋友裝糊塗，說滿屋子都是書啊。潘光旦點頭，問還有呢？朋友說有個大硯台，還有個筆架，掛著大小的毛筆。潘光旦又問朋友，那牆上還掛著什麼呢？朋友知道不能再裝了，趕緊說，還有您的“鎮宅之寶”，一對葫蘆啊！牆上掛的匾好像是“雙葫蘆齋”？
潘光旦眉飛色舞起來，說不對，叫“葫蘆連理齋”，然後就講開了。他說自己的專業是優生學和遺傳學，有點冷門，不受重視，但這是基礎科學，跟人們身邊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關係。所以留美時他選修了生物學，拿不到學位也不在乎，讀了四年。 1934年，他到清華大學任教，家門口有個架子，他就種上藤蘿和葫蘆，讓它們攀援，夏天可以乘涼。
過兩年，奇蹟出現了，冒出了一對並蒂的葫蘆，頭靠頭地長在一起，這很難得。潘光旦說他起初擔心這兩個葫蘆長不好，哪知道它們很爭氣，長得差不多一樣大，而且身形、圓度、腰圍都很均勻。他覺得這是對他學習生物學的最大回報。有人問他為什么生物學系的師生種不出來，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為生物系的師生都關注更有研究價值的動植物，對葫蘆沒有興趣，另外就是他們沒有學好優生學。
這是他很開心也不乏幽默的一件事。
1940年，潘光旦教授在西南聯大任教務長，他同時研究優生學與心理學。當時雲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張夾設籠進行捕捉。一日捕得碩鼠10多只，便斬頭剝皮，棄其內臟，然後洗淨切成塊狀，請夫人做成萊。夫人皺眉問道：“我們伙食雖不算好，也常有魚有肉，今天為何叫我做這苦差事？”潘光旦解釋道：“我這是為了學術研究，請你一定要幫助我。”夫人無奈，只好勉為其難。夫人一向善於治饌，煮熟後果然甘香撲鼻。教授大喜，隨即邀來共同研究心理學的同事和學生數人，詭稱偶獲野味，欲與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來，潘先生帶頭大嚼，眾宴客亦舉著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動物。一客問道：“此肉細嫩，味道鮮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答道：“鼠肉。”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塊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裡正在咀嚼的吐了出來，還有緊鎖雙眉、喉癢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證，其中絕無有害健康的物質，並以身作則，繼續食用。但無論他怎麼勸誘，直至餐畢，終無問津者。潘教授大笑道：“我又在心理學上得一證明。”
聞一多是潘光旦清華求學時的摯友，原名聞多，在一次閒談中，潘光旦半開玩笑地向他建議，在名字中間加個“一”字，聞一多聽後非常高興，逢人便說我現在叫聞一多啦，就是這個聞一多，在知道潘光旦學習優生學時，對他說，你研究優生學的結果，假使證明中華民族應該淘汰滅亡，我便只有用手槍打死你。
幽默是潘光旦的絕活。他獨足，當政協委員時外出視察，走路用雙拐，葉篤義先生照顧他。有人取笑他說：“潘先生的立場觀點都有問題。”他說：“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問題，我架的雙拐是美國貨。”他喜歡研究家譜，看了許多他姓家譜。有人送他一副對聯：“尋自身快樂，光他姓門楣。”
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戲言“胡聖潘仙”。胡聖，指胡適；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為名列八仙之一的鐵拐李。他還喜歡旅遊，挑戰自我，“到人不到”之處，偏乾一些常人認為肢殘人幹不了的事。在西南聯大演講時，他講到孔子時說：“對於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說著，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條腿，更正道：“講錯了，應該是四體投地。”引得同學們大笑。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戰時在昆明，他也會營造書房的氛圍。一張大書桌為自製——兩側用包裝木箱橫豎疊加成桌腳，上架兩條長木板為桌面，一如裁縫師傅的工作台。台上備有文房四寶。還有拾來的石頭和竹木製品做小擺設。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為“四照閣”。苦中作樂，不乏文人雅士情調。雖寄人籬下，但環境挺幽雅。他用隱士蟹寄住螺殼比喻，作一聯，送給前來看他的學生李樹青，聯語是：
螺大能容隱士蟹，
庭虛待植美人蕉。
他請李提意見，李便和他開玩笑：“此聯是否已徵得潘太太首肯？否則，我建議用'壽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開顏大笑：“原意在屬對，並無金屋藏嬌之意。”
狼煙歲月業餘生活貧乏，清華大學的職員們也喜歡打麻將，以緻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為教務長的潘光旦，寫了一封信貼在他們客廳的門柱上，大意是希望他們玩要有“度”。又說：其實打麻將沒有什麼不好，娛樂一下也不錯。我也喜歡打，偶爾玩玩，只是應當找個合適的時間。最後說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不妨找個禮拜天，到舍下摸幾圈如何。他這種幽默的批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大家會心一笑。從此，濫打麻將的現像不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