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2.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馮友蘭的道德觀、境界說與他自己堅持的“不著實際”的形式的邏輯分析方法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並且自相矛盾之處。關於這一點，他也有自覺。因此在《新知言》一書中，他指出形而上學的兩種根本方法：一是“正”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學》一書中所說的“純思”的邏輯分析方法；二是“負”的方法，也就是傳統哲學中的直覺的方法。像馮友蘭自己所意識到的，其“新理學”體系中的四個觀念中，“氣”、“道體”、“大全”都是不可思議、不能言說的，但只有說清楚以後才能保持沉默。 “說清楚”與“靜默”正是“正”與“負”兩種不同方法的運用。在《新知言》的最後一章中，馮友蘭把“詩學”作為其形而上學的方法的最終歸結，有他的深刻性。
馮友蘭在《新原人》中的一段話：“其引古人之言，不過與我今日之見相印證，所謂六經註我，非我註六經也。”“我註六經”是我為六經服務，而“六經註我”，則是六經為我服務。
馮友蘭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中國的哲學研究分成兩大營壘：北大著重歷史發展的研究，而清華則強調哲學問題的邏輯分析。馮友蘭是清華學派的代表，他自稱“我在《新理學》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這種所謂“完全分析”的方法是把中國哲學中的一些概念諸如“理”、“氣”、“仁”、“義”等，視為一個理解的“對象”而進行“解剖”。
馮友蘭在《新原人》第七章“天地”中，指出宗教和哲學的基本不同。他說：“宗教使人信，哲學使人知。”在馮友蘭的哲學體系中，他謹守著“知”和“信”的分際。從他的《貞元六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馮友蘭的興趣在“知”，不在“信”。一般人在研究哲學問題時，因為不能有意識地區分“知”和“信”這兩個範疇，由“知之深”，在不知不覺之間，轉成了“信之堅”。當然，也有人往往把“信之堅”誤認為“知之深”。
1934年暑假後，馮友蘭出訪了歐洲，觀光了英、德、法等國，後又獲准訪蘇。當時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通過閱讀蘇聯出版的英文小報，馮友蘭親眼目睹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勞作，他的結論是：“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這種評價真實而不帶偏見。他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每天所報導的消息，大都是關於政治的和在政治上出頭露面的人物，有時甚至把他們的穿戴都作詳細的描寫。而蘇聯的報紙所報導的幾乎完全是工農業生產情況和勞動模範等先進人物的事蹟。當時我想，這大概就是蘇聯的新社會和舊社會不同的地方吧。”
回國後，馮友蘭作了兩次演講，一次演講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演講題為《秦漢歷史哲學》。後一次演講是藉題發揮，借研究秦漢歷史哲學之名介紹他所了解、接受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演講中，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此次演講稿後來收進他193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補》。這時，馮友蘭的所言所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不滿，於是國民黨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後來迫於全國民主勢力的壓力，國民黨未能進一步加害於馮友蘭，旋即將他予以釋放。魯迅在這一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這時的馮友蘭，好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機會與南京政府決裂，大鬧一場，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的行列，或者繼續過去的那個樣子，更加謹小慎微，以避免特務的注意。 “……我如果走前一條路是會得到全社會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還是走了後一條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馮友蘭寫道：“聯大文學院從蒙自遷回昆明後不久，有一天，蔣夢麟約我們五位院長到他家談話。他說：'重慶教育部有命令，大學院長以上的人都必須是國民黨黨員。如果還不是，可以邀請加入。如果你們同意加入，也不需要辦填表手續，過兩天我給你們把黨證送去就是了。'當時只有法學院院長陳序經表示不同意，其餘都沒有發言表態。我回家商量，認為我已經有過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對蔣夢麟的提議，恐怕重慶政府方面說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認了。過了幾天，蔣夢麟果然送來了黨證。”在這本書裡，馮友蘭還寫道，蔣介石在重慶辦了一個中央訓練團，叫他手下的人輪流集中受訓，每半年為一期。訓練的目的，是培養他們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盲目服從的感情，馮友蘭感覺，自己就是某種類型的一條狗。訓練團中，也開了一些知識性的課程，聘請當時各大學的教授擔任講課老師。馮友蘭也被聘擔任講授一門課的老師，課程題目是“中國固有道德”，時間是每隔兩三個星期講一次不等。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里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46年，馮友蘭接受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邀請，到該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講授中國哲學史，另一方面，還與卜德一起翻譯他的《中國哲學史》。這時，他已取得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因為給學生上課，馮友蘭用英文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講稿。這部講稿，在1947年離開美國的時候，馮友蘭將此講稿交給紐約一家出版社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小史》。這本書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譯本，還有南斯拉夫的譯本。 1985年又出版了塗又光翻譯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時，馮友蘭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國朋友翻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之精神》。
1947年，中國的局勢急轉，解放軍節節勝利，全國解放在望。是歸，是留？形勢逼人，要求在美華人做出抉擇。有些朋友勸馮友蘭定居美國，馮友蘭卻說：“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於是他辭謝了當時有些地方的邀請，只於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大學住了一學期，於1948年2月回到清華大學。是年12月，清華大學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華大學解放前夕，南京國民黨政府委派青年部長陳雪屏（原西南聯大訓導長）來清華大學。席間，陳雪屏宣布，南京方面準備一架專機，來迎接諸位先生。馮友蘭堅決拒絕，他說：“自此以後，我在人事上雖時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畢竟依附在祖國的大地上，沒有一刻離開祖國。”
馮友蘭做學問達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著書立說上。女兒宗璞有一段回憶錄，講述了馮友蘭這種“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精神。
老實說，父親已去世10年。時間移去了悲痛，減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總是首先考慮老人，現在則完全改變了，甚至淡忘了。在失明的威脅下，父親並沒有忘記我。或者說，我又想起了他，因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
我會嗎？我需要他的榜樣，我向記憶深處尋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蹟。
父親最後的日子，是艱辛的，也是輝煌的。他逃脫了政治漩渦的泥沼，雖然被折磨得體無完膚，卻幸而頭在頸上。他可以相當自由地思想了。 1980年，他開始從頭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當時他已是85歲高齡。除短暫的社會活動，他每天上午都在書房度過。他的頭腦便是一個圖書館，他的視力很可憐，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在他頭腦裡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輩子思索的結果。哲學是他一生的依據。自1915年，他進入北京大學哲學門，他從沒有離開過哲學。
父親最後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學者們漸漸有了共識，認為這部書對論點、材料的融會貫通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兩卷本，又對玄學、佛學、道學，對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看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還認為人類的將來必定會“仇必和而解”，都說出了他自己要說的話，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寫成了這部150萬字的大書，可謂學術史上的奇蹟。蠅營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寫出這樣的書嗎？我看是抄也抄不下來！有的朋友來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對我說：“能不能不要寫了。”我轉達這好意，父親微嘆道：“我確實很累，可是我並不以為苦，我是欲罷不能。這就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吧！”
是的，他並不以寫這部書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儲存的草料。他也在細細咀嚼原有的知識、儲備，用來創造。這裡面自有一種樂趣。父親著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國朋友問，“在昆明時，各種設備差，圖書難得，你到哪裡找資料？”父親回答：“我寫書，不需要很多資料，一切都在我的頭腦中。”這是他成為準盲人後，能完成大書的一個重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專注，他的執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幫助，甚至咀嚼困難，進餐需人餵，有時要用一兩個小時。不能行走也罷，不能進食也罷，都阻擋不了他的哲學思考。有一次，因心髒病發作，我們用急救車送他去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說：“現在有病要治，是因為書沒有寫完，等書寫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當時，我為這句話大慟不已，現在想來，如絲已盡，淚已乾，即使勉強治療也是支撐不下去的。而絲未盡，淚未乾，最後的著作沒有完成，那生命的靈氣絕不肯離去。他最後的遺言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這句話是用他整個生命說出來的。
20世紀40年代，常有人請馮友蘭寫字，馮友蘭最喜寫唐李翱的兩首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另外一首是“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馮友蘭的執著頑強，那春蠶到死、蠟炬成灰、薪盡火傳的精神，有著極飄逸、極空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禪的“雲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互補，中國知識分子才能在極嚴酷的環境中活下去。
多年以前，馮友蘭為女兒宗璞寫了一幅字，寫的是龔定庵詩：“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蓄其德，莫拋心力貿才名。”後來馮友蘭又做了一首詩，“七字堪為座右銘，莫拋心力貿才名。樂章奏到休止符，此時無聲勝有聲。”馮友蘭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對後輩的諄諄教誨，不為一點輕易取得的浮名得意。
後來，馮友蘭因視力不好，成了一個準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學問來是十分執著的。
馮友蘭在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國公學的同學介紹，馮友蘭認識了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三姑娘任載坤，任芝銘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載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任女士當時正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比馮友蘭年長一歲，夠得上當時“新知識，舊道德”的標準。很快馮友蘭便和任載坤訂了婚。兩人訂婚時，有約定，等任載坤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才能結婚。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設本科和專修科，關於婚姻問題，專修科沒有什麼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學生，如果中途結婚，就要中途退學。當時在北京，北京大學是男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女子最高學府，兩人各居最高學府，恰好兩人都是1918年畢業。這樣的結合，在全國也可以說獨此一對佳偶絕配。
1918年夏，馮友蘭與任載坤在開封結婚。馮友蘭與任載坤婚後育有四子，長女馮鍾璉，次女馮鍾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說《野葫蘆引》等），長子馮鍾遼，次子馮鍾越，多學有專成，顯然是受家庭濃厚文化氛圍的影響。隨著子女的出生，任載坤即主司家務。回首家庭生活往事，馮友蘭的女兒宗璞說：“這麼多年，我覺得父母一直認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東西存在，在父親，就是他的哲學他的教育事情，在母親，就是幫助父親完成他的事業。”
楊長春的《一代宗師存風範——親友漫憶馮友蘭》文章中寫到，馮友蘭在家裡是一個“甩手掌櫃”，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時間用以著述，這得利於夫人任載坤的傾力支持。馮友蘭的妹夫張岱年曾經感嘆：“在家中誰也比不上馮先生的，馮友蘭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宗璞笑著補充：“說一輩子沒有買過菜也不盡然，在昆明時，母親身體不好，父親也曾帶我趕過集，不過父親確實很少做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放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
西南聯大時期，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的衣食都成了問題。於是，教授夫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想方設法賺點零花錢，維持生活。任載坤為了讓馮友蘭安心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設油鍋賣麻花補貼家用；而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賣“定勝糕”，寄予著抗戰“一定勝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歡迎。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要離開昆明的時候，據馮友蘭的回憶，教授們大都把從北方帶來的東西在街頭拍賣，家屬們坐在街頭擺地攤，佔了很大一塊地方，持續了幾個星期。
“文革”期間，馮友蘭蹲牛棚，夫人任載坤天天站在遠處眺望，盼他回來，那個地方被馮友蘭命名為“望夫石”。任載坤還定期到黑幫大院給丈夫理髮。夫妻同甘苦、共患難，度過了這段非常時期。
1977年10月3日，任載坤撒手西歸，馮友蘭作輓聯送別妻子：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俱不愧，海闊天空我自飛。
“期頤”，稱百歲之人。 “齊眉”，比喻夫妻相敬相愛終生。 “碧落”，謂天空。上聯寫夫妻情深意厚，相敬如賓，至老不渝，令人敬羨。下聯寫作者老來失伴而不灰心，卻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全聯語言流暢、自然，可謂佳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