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1886—1964），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 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 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 1917歲3月，蔣夢麟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 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20餘年。 1964年病逝於台北。
在“五四”運動後期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主力的“六三”運動中，蔣夢麟與志同道合的胡適、湯爾和（當時的醫專校長）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學生的挽留蔡校長（民國政府要撤免他）運動，鼓動蔡元培回北京復任北大校長。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民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簽署大總統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則表示，只要民國政府答應不處罰學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國政府隨即食言，並沒有改變鎮壓學生運動的方針。於是，蔡元培復電民國政府拒絕返校復職。學生運動由此愈發猛烈。在強大的“挽蔡”壓力下，民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民國政府國務院、教育部先後致電蔡元培，請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務。可蔡元培在離開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過不再回北大，必須給他留下一個迴旋的時機。經過各方斡旋，由湯爾和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任職時的得意弟子蔣夢麟暫時去代理北大。在這樣的情勢下，蔣夢麟開始了他與北大前後近20年的關係。當時蔣夢麟年僅33歲。
當各方議定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後，蔣夢麟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後接受了，於是，他提出兩點意見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二是僅為蔡先生的督印者。當時儘管蔣夢麟只有33歲，卻頗具謙謙君子之風。蔡元培對蔣夢麟提出的這兩點都同意了，還交代蔣夢麟說：“前段日子，各界代表來杭州（蔡元培離開北大後南下於上海、杭州之間）每天都有幾起，迄未答謝，你到北京後，可代我向社會各界致謝，說明我已有回北大的決心，對大學責任，我願意繼續擔負完全責任。”之後蔣夢麟起程前往北京，臨行前向蔡元培告辭，蔡元培又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從今以後，須負極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蔣夢麟頷首稱是。
蔣夢麟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點。
就這樣民國政府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請求，同意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的職務。蔣夢麟初來乍到，憑什麼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腳？何況當初在他答應眾人之勸代理北大之時，也並非所有教員都持歡迎態度的。在當時，門戶之見、地域之見還是存在的。蔣夢麟對此倒是有心理準備的，頭腦從未發過熱、膨脹過。在全體學生歡迎大會結束後召開的教職員會上，蔣夢麟謙虛地說：“我只是蔡先生派來代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他這麼一說，反對者也不便於再指責什麼了。於是，在校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的決議。看起來蔣夢麟不驚不險地在北大被認可了，可棘手的事情還在後面。一方面被警廳拘押的學生還有一部分沒放出來，一方面國會中還有人在覬覦北大校長一職。面對校內外的紛擾，尤其是民國政府官僚政客與舊勢力的干擾，蔣夢麟本著《詩經·邶風·雄雉》所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貪吝，走到哪兒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適、湯爾和、馬敘倫等一班朋友的幫助下，四處奔波，向前奮鬥，終於使所有在押學生得以無條件釋放，暑期結束後，新學期順利招得新生400名。蔣夢麟總算在北大初步站穩了腳跟。
暴風雨過去了，霽日重現，新的學期開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於是年9月20日到校，蔣夢麟向恩師蔡元培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長十年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論是他赴歐美考察，還是因政府腐敗憤而辭職，總是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務。除了三次代行校長職務外，蔣夢麟長期以總務長的身份，將主要精力用在協助蔡元培進行北大的體制改革上，成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導下，蔣夢麟與胡適、陳獨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北大是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這固然與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沒有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國教育史上也要遜色不少。但對蔡元培與胡適這兩位先生的辦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評說，真是不敢恭維。而認為自己的辦事能力超過胡適，蔣夢麟的辦事能力超過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對胡適說：“論辦事能力，你不如我，論學問，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條狗；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但辦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蔣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條狗。”以後，蔣夢麟也說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條“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條狗。”只不過蔣夢麟是條“功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認為蔣夢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辦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認可此說，在北大，學校的發展、部門的設置是請蔣夢麟君通盤計劃的。
由於有傅斯年與蔣夢麟的這麼一說一和，於是，蔣夢麟就落了個“功狗”校長之戲稱。
說起“功狗”，這是有典故的。話說劉邦做了皇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沒有什麼文化，卻在刀光劍影中出生入死、提著腦袋南征北戰，為劉邦打下若大江山的伙伴雖說個個封侯拜將，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卻是一個文人——在後方協助劉邦的蕭何！這一下炸鍋了，群情激奮。蕭何憑什麼名列功臣第一？劉邦對他手下這批開國武將說了一段頗有見地的話，他說：“獵狗隻有追擒野獸的功能，而獵人卻能指揮獵狗。你們只不過是擒殺野獸有功的獵狗（功狗），只有蕭何才稱得上是獵人（功人）。”這就是蔣夢麟講的“功狗”一詞的由來。
1930年12月，代校長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蔣夢麟到校視察後，隨即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北大公佈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的職志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學院，實行學院制，各設院長一名。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評議會為校務會議，人員組成與職權同原評議會，必要時可延聘專家列席，所以，校務會實際上是教授會。原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仍舊保留，職權不變。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後，推行的仍是他當年協助蔡元培時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過突出了他那美國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針和辦事原則而已。
一個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除了管理就看師資隊伍的質量了。蔣夢麟一面將流失的教授請回來，一面延攬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充實師資。他對文學院院長胡適以及理學院院長周炳琳、法學院院長劉樹杞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蔣夢麟用人繼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傳統，挑選教師只看學術上的貢獻。如錢穆沒有高學歷，國學水平卻很高，蔣夢麟毫不猶豫地將其請到北大當教授。猶如當年蔡元培延請梁漱溟。在蔣夢麟的誠摯待人下，20世紀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學有專長、業有專攻的專家、教授，北大成為人才薈萃之地，這就保證了北大的整體教學水平。
為了促使教學科研的健全發展，對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蔣夢麟堅持不變。在“大度包容”的方針下，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延續下來。他對全校同仁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裡好撐船'，本校'肚'裡要駛飛艇才好。”
蔣夢麟以自己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幹練，在那段艱苦歲月裡，克服重重困難，小心翼翼地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把希望之舟平穩渡過驚濤駭浪，二十年如一日，終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提升，達到了北大歷史上的最高峰，為當時北平國立八校之首。到抗戰前北大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對此，蔣夢麟十分謙遜地說：“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幾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又說：“我自到北大後，始終得到適之、孟真的全力幫助，方才有北大的發展。”
在蔣夢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學生一般不應該介入現實政治，現實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學生的根本目標是將自己培養、造就成有知識、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國家驅使。只有當現實政治實在慘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負責任的時候，青年學生利用自己的熱情，出而喚醒民眾，昭示天下，達成此目標即應返回教室，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荒廢學業，放棄其自身的職責，自壞國家將來之干城。
至於成年人的責任，蔣夢麟在當北大校長那些年裡，從來未敢放棄，並以北平文化界領袖的身份衝鋒在前，以致引起日本軍方的關注，並將之列入應予逮捕的黑名單。 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憲兵徑直來到北大校長室，“邀請”蔣夢麟到日本駐防軍司令部“解釋”其反對日本的事情。蔣夢麟本著“臨難毋苟免”的古訓，答應在一個小時之內就去。
當蔣夢麟將這件事告訴家裡的時候，有朋友勸他不要去日本軍營，聽日本人到北大來逮捕好了。但是，他們敢嗎？然而考慮再三，蔣夢麟依然決定單獨前往，在天黑以前抵達設在東交民巷的日軍司令部。
蔣夢麟獨自前往，顯然出乎日軍的預料。日軍大佐說：“我們司令請你到這裡來，希望知道你為什麼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邊說邊遞給蔣夢麟一支香煙。
“你說什麼？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蔣夢麟一邊回答，一邊接過日本人的香煙。
“那麼，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
“是的。我是簽了字的。那是我們中國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係。”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那麼，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板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蔣夢麟說：“已經給你準備了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憲兵是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聽聞此言，蔣夢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這位日本大佐聽到這句話臉色立即變了，好像蔣夢麟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蔣夢麟抽著煙，很平靜地對日本人說。
電話又響了，這位日本大佐再度轉身對蔣夢麟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
對於這件事，羅家倫後來評價說，蔣夢麟是郭子儀第二，大有英雄精神。
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蔣夢麟正在南方，旋赴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談話會，為全面抗戰建言獻策。 7月底，北平淪陷，北大也成為日本的軍營。根據國民政府的指示，相繼淪陷的平津各高校陸續內遷，北大與清華、南開組建聯合大學，先設長沙，後移昆明，是為抗戰時期聞名國內外的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由三個著名大學組建，蔣夢麟與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三常委，共同負責聯大的日常事務，殫精竭慮，克服重重困難，為民族復興、為建立新的國家保留了難得的讀書種子，譜寫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由於西南聯大的三個學校都是名校，有著各自不同的傳統、優長之處及學風，以學校的歷史及校長的資歷而論，蔣夢麟應該居於領導地位。但他為了三校的團結，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堅決主張不設校長，實行常委負責制，共同主持校務。大政方針實行合議制，推請梅貽琦為主席，實際主持學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務，而蔣夢麟主要負責對外，校內的事務基本不管。蔣夢麟就此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193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舉辦婚禮，邀請胡適做證婚人。可是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為蔣夢麟為娶陶曾谷遺棄原配，不贊成胡適為兩人證婚，把大門一關，就是不讓他出去。原來，蔣夢麟為繼娶陶曾谷而與原配離異，在江冬秀看來，蔣夢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適只能跳窗“脫逃”，成其美事。
蔣陶聯姻最大的壓力還不在蔣夢麟與原配離異，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遺孀。高仁山先後執教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並在北京大學創立教育系。 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殺害於天橋刑場。高仁山死後，蔣夢麟對其妻陶曾谷照顧備至。儘管蔣夢麟使君有婦，但陶曾谷的處境令他同情，長期的照顧和相處，感情慢慢發生了變化，兩人互生愛意，墜入愛河。婚禮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願意繼續他的志願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1958年，蔣夢麟的夫人陶曾谷在台灣因病去世。陶曾谷臥床時，陶曾谷的一位表親常去照應病人。陶女士曾經對她說：“孟鄰（蔣夢麟）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由於陶女士臨終前的囑咐，使蔣夢麟的續弦問題，變成了那位太太無時或忘的“責任”。
因夫人去世後，蔣夢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親的安排。據報導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後，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他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中，通過這個媒人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情形就不一樣了。
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蔣夢麟對於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鍾情，而在一開始時，徐賢樂覺得蔣夢麟年紀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蔣夢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達自己意思：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一切都太理想了。蔣夢麟在寫給徐女士的第一封情書裡面就有：“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後，蔣夢麟對徐賢樂已難捨難分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彆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於是用一張橫幅一尺的日本繪畫金邊縐紋水色紙，以中小楷寫了一首艷詞相贈。兩情不可不謂綢繆，因此不久就互相論及婚嫁。
這事在他們親友中有“贊成”與“反對”兩派，而在北大同學會的師友中，幾乎都是不贊成，就連胡適也持反對意見。當時胡適在因病住院，還在調養身體之際，提筆給好友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絮絮叨叨，說徐賢樂愛財，她向你要20萬，你雖給了8萬，也最好懸崖勒馬。又以50年的友誼和蔣與陶證婚人的身份對其進行勸說，要他與陳誠（當時陳誠也是持反對意見者）鄭重地談一談。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中說，陳誠曾告訴蔣夢麟說：“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齡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麼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胡適將信交給蔣夢麟時，蔣夢麟直接問他是支持還是反對，胡適說反對，蔣夢麟直接告訴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將胡適的這封信撕碎擲於廢紙簍中，後蔣夢麟秘書拾獲細心拼合，始恢復原狀，並得以保存。
蔣夢麟不顧各方反對，堅持要與徐賢樂再婚。他在7月間給陳誠寫了一封長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結婚不可”的理由外，還極力為徐賢樂辯護。
因反對的人多勢眾，蔣夢麟不便舉行公開婚禮，而改採家庭式秘密婚禮，於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臨沂街陳能家中舉行。陳能的太太是徐賢樂的親侄女。婚禮極為簡單，由端木愷律師證婚，鄭曼青、居浩然分任雙方介紹人，雙方在結婚證書上用了印，婚禮就算完成了。時年蔣夢麟75歲，而徐賢樂也已54歲了。由於婚禮倉促，以至於很多人來不及準備禮物。
次日各報爭相報導，蔣夢麟在接受某報的訪問時說：“一個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須適當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爾，則無論為學或辦事，其動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後，感情即無所寄託，故不得不求一對象，以保持我多年奮鬥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適當的對象。”報紙並引用了徐賢樂的“有感蔣夢麟的款款深情，並陶醉於這位老教育家的靈毓才氣”的話語，他們“希望新婦徐女士是一個'賢內助'，使蔣博士享受室家之'樂'，則過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為愉快的回憶了。”
而在蔣、徐結婚之後沒幾天（7月26日），蔣夢麟就專程去看望胡適，胡適也向他道賀。蔣夢麟告訴胡適，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幾天還要將她帶來看望胡適，他還對胡適說：“人家說她看上我的錢，其實她的錢比我的多。”
在二人結婚一年多後，他們的婚姻亮起紅燈。 1962年12月，蔣夢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賢樂趁蔣生病住院之際，將蔣之財物悄悄歸之自己名下……待蔣發現，盛怒之下，修書一封，欲與離婚。徐女士當然不從，公開撰文，說他們愛情尚存，不過是蔣先生受了別人的蠱惑才一時糊塗。從此蔣夢麟避不見面，一切透過律師打筆仗、打官司。蔣夢麟的起訴狀中稱，徐賢樂“貌善心險、凌辱女兒、需索斂聚、嫌老惡貧、咆哮辱罵、飽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證實了當初胡適的質疑，指徐賢樂在蜜月期間就不斷追問他個人財產，還作成筆記；他的保險受益人與美國財產也都改登記徐賢樂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賢樂迅速過戶財產等種種做法，都讓人無法接受。他還說徐賢樂經常大驚小怪、藉故吵鬧，不准他弔唁亡妻，還要求女兒搬離；而且竟以費用難籌為由，要求他盡快出院；她曾私自向農復會官員借支，同時為配住宿舍問題，在農復會與幕僚爭吵，讓他無地自容。凡此種種讓他決定訴請離婚，並索回53萬元存款。面對蔣夢麟的訴狀，徐賢樂氣憤地表示，訴狀內容都是扭曲的。調解過程中，徐賢樂一度直闖農復會辦公室找蔣夢麟，嚇得蔣夢麟連忙從後門樓梯避開；徐賢樂見狀高呼，見丈夫是合法的權利，她已受到蔣夢麟的侮辱與痛苦，這是“仰仗官職、欺凌弱女”。蔣夢麟自認實在惹不起徐賢樂，隨後避居石門水庫；徐賢樂一度又以送冬衣為由，要求碰面，蔣夢麟還是躲起來。
就這樣吵吵鬧鬧約一年後，雙方在1964年1月24日協議離婚，陶希聖當證人，贍養費為徐賢樂主張的50萬元，農復會房舍、股票均需交還，但徐賢樂已經提走的20多萬現金則不予計較。儘管已身無長物，由於蔣夢麟只求籤字止訟，還是由友人代簽支票償還贍養費，前後總計花費77萬元，終於結束兩年六個月的夫妻關係。
蔣夢麟對記者說：“（從結婚）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同時，蔣夢麟竟不怕難堪，把胡適1961年6月18日寫給他的那封長信公開發表。
面對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蔣夢麟十分坦然：“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發現錯誤便應該改正，所謂'人作孽，不可赦'，我願面對事實，接受不幸的後果。”解除婚約後，蔣夢麟又精神煥發，專心投入到石門水庫的建設中去。
附：胡適致蔣夢麟的長信部分。
……這十天裡，我聽到許多愛護你，關切你的朋友的話，我才知道你的續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滿城風雨……這些話大致是這樣：某女士（按：指徐賢樂）已開口向你要二十萬元，你只給了八萬：其中六萬是買訂婚戒指，兩萬是做衣裳。這是某女士自己告訴人的，她覺得很委屈，很不滿意。關心你幸福的朋友來向我說，要我出大力勸你“懸崖勒馬”，忍痛犧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餘的一點積蓄，否則你的餘年絕不會有精神上的快樂，也許還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兩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聽到五六位真心關切你的人的報告……這些朋友說：這位小姐在對待孟鄰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從前對待前夫某將軍（按：指楊杰將軍）的手法，也是她在這十七八年對待許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談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財產管理權。孟鄰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絕不是能夠應付她的人。將來孟鄰先生必至於一文不名，六親不上門；必至於日夜吵鬧，使孟鄰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辦！
她的前夫某將軍是何等厲害的人！他結婚只七個月之後，只好出絕大代價取得離婚！這些朋友說：適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說話，是對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細想過，今天又細想過：我對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後忠告的責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蔣夢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證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寫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