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為梅曾臣長子。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 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出任清華校長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華校長屢屢更迭，任期都很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些校長往往挾政治勢力而來，與清華歷來盛行的學術獨立於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義傳統相悖，如羅家倫、吳南軒等校長是帶著國民黨的“政治任務”來改造清華的，喬萬選任校長則是閻錫山的勢力介入清華的結果。這些校長接連被師生們驅趕，甚至被拒絕進門。對待清華教授治校的“土製度”，他們都有點不太情願。 1930年羅家倫辭職後，清華經歷過11個月沒有校長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校務會議代理處理校務。鑑於文學院院長與理學院院長相繼因事離校，教務長與秘書長又因校長被驅逐而先後辭職，原校務會議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教授會趁機向教育部爭取到選擇院長、代理教務長與代理秘書長的臨時權力。這樣，教授會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實際權力驟然擴大，一躍而為全校的最高權力機關。校務會議與評議會的全體成員，均由教授會選舉產生，並對其負責，校務會議與評議會就成了教授會的常設機構。教授治校的局面，至此得以形成。
清華校長“虛懸”，各方一時提出了許多人選。最讓清華人期盼的，大約還得是與本校有長期關係，深入了解本校校風，並能將其發揚光大的人物。就這樣，經過反反复复，一再物色，經教育部部長李書華引薦，梅貽琦終於浮出水面。
梅貽琦恂恂儒雅，為人謙衝祥和，處事有條不紊。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他與清華的廣大教師是一致的。在校多年任教，並在教務長任上表現出了較強的學術行政能力，使他得到了清華師生的認同。梅貽琦尊重清華“教授治校”的民主傳統。他常稱自己“無為而治”、“吾從眾”，這並不是他沒有主見，而是充分尊重教授們的治校意見，他往往在大家熱烈的討論中折中定奪，讓大家都能滿意。這也就是梅貽琦治校成就卓著的一大秘訣。因此他才能連任校長如此之久，使清華的事業日漸發達。
梅貽琦出任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盪，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據馮友蘭回憶，當時有一個中心的思想，就是大學的主要工作是傳授和研究學術，有大師才能成為大學，沒有大師就不成為大學。梅貽琦曾說：“一個學校，有先生上課，學生聽課，這是主要的。為了上課聽課，就必須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類。因此也需要有人管這些方面的事。一個學校的校長就是管這些事的人。”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梅貽琦服務母校25週年舉行了一次公祝會。梅貽琦在答辭中有一段很中肯又很有趣的話，形像地說明了他作為校長的地位：“清華這幾十年的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人的緣故。是因為清華有這許多老同事，同心協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現在給諸位說一個比喻，諸位大概也喜歡看京戲，京戲裡有一種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整齊，儀仗森嚴，文武百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者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通常是並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著'與有榮焉'而已……”作為校長，他認為自己不是什麼掌握了多大權力的“官”，而是在學術的傳授和研究上負有創造條件、改善條件職責的一人。前後幾十年，他的態度是一貫的，那就是教育機構要多做些推動教育、推動學術發展的事情，千萬不能演變成一個官僚衙門。
1931年12月，梅貽琦正式到校視事。在全校集會上發表就職演說，提出他辦學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學辦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沒有好教授。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更成為廣為流傳的名句。他認為好教授不是肯花錢就能請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學問優長的學者。他說：“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指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靈感）。但是這樣的好教授，絕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還說：“凡一校精神所在，不僅僅在建築設備方面之增加，而實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請好教授之機會，故能多聘好教授來校。這是我們非常可幸的事。從前我曾改易《四書》中兩語：'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吾還是這樣想，因為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兩相關聯的。凡能真誠努力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
梅貽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備的；梅貽琦理解的“教育”，並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包含知識、情感、意誌等因素全面發展的全人格教育。
梅貽琦上任後，將延攬一流師資看作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隊伍並充分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禮聘。據黃延复教授統計，從1932年至1937年，先後聘來校的國內外名師（包括一些當時即已嶄露頭角的新秀）達百數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學者，加上羅家倫校長集中聘請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華園內名師薈萃，極一時之盛。
清華的文、理兩學院歷史悠久，基礎很好，而工學院則是後起之秀，這與梅貽琦的大力建設緊密相關。梅貽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礎上添設機械、電機兩系，組成清華工學院，自兼院長。後由顧毓琇任院長。從1934年起，清華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建立亞洲最大的航空實驗風洞等，這是清華航空系的前身，又是舊中國航空的開端。這一時期，為清華以後的工科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1936年時，清華工學院的學生已佔全校總人數的1/3。
那時候的風氣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發展理工，抑製文法，學生們為了出路好，也樂於往工學院擠。梅貽琦雖然花了很大力氣建設清華的工學院，但他並不輕視文法。 1933年，他在秋季開學典禮上說：“理工為實用學科，固宜重視，但同時文法課程，亦不宜過於偏廢。就本校說，最初辦理較有成績的理科之外，文法數科亦並不弱。現在本校工院初創，理工方面固應亟謀發展，但於文法各係也要使它有適當的進展。這一點外人不免忽視。”同年秋，清華開始實行文法學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學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這種制度旨在加強學生的基礎，拓寬學生的視野，避免過早進入專門研究的弊端。學生在這種制度下可以較多地照顧到個人興趣，轉係也不難。這是對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一個重大發展。事實證明是合情合理的，清華以後名家輩出，與這種“底子厚，後勁大”的製度息息相關。這一時期，清華還開創了與國外進行學術交流的先河。 1933年，首先與德國約定互派研究生，設置科學講座等製度，先後約請哈達瑪、維納、華敦德等國外第一流學者來校作長期或短期講學。
總之，從1931年到任至抗日戰爭爆發起，在不到6年的時間裡，而且是在華北局勢動盪不安的情況下，梅貽琦在校政、教學、學術研究、學風、人才等諸多方面擘畫精詳，成績卓著，開創了清華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平津各大學不能開學。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均在南京，決定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由三校校長和教育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領導校務，使三校師生先行上課。 1938年2月學校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任常務委員，校務由常委共同負責。聯大設有理、文、法、工、師範五個學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舊制，稍加合併，如地質、地理、氣象合為一系，歷史、社會合為一系。聯大成立後，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學生均為聯大學生，聯大學生均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聯大加聘、排課、發薪。聯大這種體制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後共8年。
聯大成立之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梅貽琦校長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較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負責，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認真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三校都是著名專家學者薈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榮歷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風，也各有其不同的經濟條件。經過長沙臨大五個月共赴國難的考驗和3500裡步行入滇的艱苦卓絕鍛煉，樹立了聯大的新氣象，人人懷有犧牲個人、維持合作的思想。聯大每一個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也不干涉誰，誰也不打誰的主意。學術上、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校風上，莫不如此。後期，外間雖有壓力，謠言不時流布，校內始終是團結的。抗戰勝利後，還在昆明上課一年，這也是了不起的。在聯大八年患難的歲月裡，梅校長始終與大家艱苦與共，是大家經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30週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辦事處的黃子堅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於是黃子堅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上台說要是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係也不落後，北大文學院院長（指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兩人發言之後，會場異常活躍，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三校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係之上。
在聯大成立前，三校就有過協作。除了互相兼課和學術上協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協作。那時大學都是單獨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幾個大學，異常疲勞。就在1937年暑假，清華和北大共同宣布聯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題，共同考試，分別錄取。試場設在故宮，考試桌椅都已運進去，社會上傳為“殿試”，後因盧溝橋炮響給沖垮了。這是校際協作的先聲。
抗戰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聯大同人生活極為清苦。梅校長在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糧，按月每戶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實物，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這份工作是份非常艱苦和危險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這又是一樁大協作。
在昆明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候，清華大學利用工學院暫時不需用的設備設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用它的盈餘補助清華同人生活。這事本與外校無關。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同人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饋贈。
梅校長在工作中對事有主張，對人有禮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就會說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言慍色，所以大家願意和他討論。
1939年10月，吳文藻、謝冰心兩位先生為了躲避空襲，移住呈貢小山上，他們伉儷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約梅校長、楊振聲和鄭天挺，還有其他幾位到呈貢作了三天短期休假。 1941年5月，梅貽琦和羅常培到敘永聯大分校和李莊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並參觀武大、川大。歸程中飽嚐抗戰後方轟炸、水災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擾，耽擱了三個月。途中羅有一次大發雷霆，雖然不是大事，但若處理不好，彼此易發生隔閡，不但影響友誼，也會波及一些方面的關係。梅先生等羅發完火，慢條斯理地說：“我倒想過跟你一起（發火），但那也無濟於事啊。”語詞神情與誠懇的態度，使得羅的氣全消了。
梅貽琦先生不喜多說話，但偶一發言，總是簡單扼要、條理分明，而且風趣。他談過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時市民的情況，也談過京劇演員的表演藝術，也談過滿族服裝和健康的關係。這些都是在他專業以外不常接觸的事物，反映出他對社會觀察的精細和敏銳。
在昆明梅貽琦先生住在西倉坡清華辦事處樓上左廂，和梅祖彥（梅貽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開會，正好沒有電。臨出，梅先生把煤油燈移在外屋桌上，將燈芯捻到極小，並把火柴盒放在燈旁，怕燈滅了祖彥回來找不到。從這一小事看出他對下一代多麼關心，做事多麼細緻有條理。
梅校長喜歡飲紹興酒，但很有節制。偶爾過量，就用右肘支著頭，倚在桌邊，閉目養一下神，然後再飲，從來不醉。朋友們都稱讚他的酒德，這正是他的修養的表現。
當時，昆明是與國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許多朋友經過總要到聯大看看。梅校長有時也要用家庭便飯招待。記得每當聚餐快要終了的時候，梅夫人——韓詠華女士總是笑吟吟地親捧一大盤甜食進來，上面有鮮豔的花紋環繞四個紅字——“一定勝利”，殷勤地說：“請再嚐嚐得勝糕，我們一定勝利。”這時大家一齊站起來致謝，齊稱“一定勝利！一定勝利”。這正是聯大師生當時一致的信念，也是聯大事業的象徵。
清華當時有一個規定，就是如果某個學生部分學分不及格，那麼就得退學。有一年，一個四年級的學生選修了12個學分，竟然有6個學分不及格，按照規定，他應該接受退學的處分，但他想通融一下，保留學籍，就跟班主任軟磨硬泡。班主任當然做不了主，他就找到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也做不了主，他就直接去找校長梅貽琦。梅貽琦平素給人的感覺十分謙和、好說話，該生想，只要好好和梅校長說一下，梅校長應該能答應留下他的。他進校長辦公室時，梅貽琦正忙著寫材料，於是站在那裡先是檢討一番，然後就求梅校長網開一面。梅貽琦一直沒有抬頭，聽他講完了，對他說：“你自己把12用2除一下，看看你有多少分不及格了。”那位同學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離去，接受了退學的處分。
梅貽琦不但對別的學生堅持原則，就是對待自己的親屬，也絲毫不客氣。他的侄子梅祖武曾經報考清華大學，但成績不夠，梅貽琦沒有動用自己的權力為侄子走後門，侄子無奈地去了北洋大學；幾年後，他的小女兒梅祖芬也報考清華大學，成績同樣不合格，梅貽琦依然堅持原則，梅祖芬去了燕京大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3所大學遷到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次年又南遷至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當時的雲南省政府主席是龍雲，作為權高位重的封疆大吏，龍雲對西南聯大在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給予了很大支持，做校長的梅貽琦很是感激。龍雲的孩子當時報考了聯大附中，但沒有考上，他就想找梅貽琦走走後門，讓梅貽琦關照一下破格錄取。有一天，他特地登門拜訪梅貽琦，請求梅貽琦對孩子給予關照。梅貽琦沒有馬上表態，而是留龍雲在家裡吃飯，並請聯大教務長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貽琦請潘光旦派老師晚上為龍主席的孩子輔導功課，以便孩子明年再考，並言明老師的家教費由龍雲出。龍雲一看梅貽琦這樣堅持原則，也不好再說什麼，就爽快地答應了。
在清華的歷任校長中，梅貽琦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清華學生經常驅逐校長，但梅貽琦從來沒被驅逐過，而且學生經常在集會上高喊“擁護梅校長”的口號。之所以能構建如此完美的人格平台，是由於他擁有著崇高的人格操守，而不徇私情、堅持原則的意識，則是其人格操守的一種體現。
梅貽琦特別廉潔，使用公款非常節省。劉宜慶《絕代風流》一書介紹：抗戰之初，梅貽琦剛到昆明，就退掉司機，將個人使用的小汽車拿來公用。他外出有公務，近則步行，遠則搭蔣夢麟或別人的車。 1941年7月，梅貽琦、鄭天挺、羅常培在成都準備轉重慶回昆明，梅貽琦聯繫到了飛機票，此時恰好又有個乘郵政汽車的機會，想到乘郵政汽車可以給公家節約200多元，梅貽琦毫不猶豫地退掉了飛機票。
梅貽琦非常鄙夷化公為私的行為，寧可委屈自己，也決不占公家半點便宜。 20世紀30年代初，梅貽琦剛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就主動放棄前任校長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僱家庭幫工、免費拉兩噸煤等幾項“特權”。 1939年以後，昆明物價飛漲，師生基本生活極難維持，梅貽琦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請了一些補助金，有給老師的，有給學生的。梅貽琦的4個子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卻不讓妻子領取補助金。其實，梅貽琦一家也過得非常清苦，他一個月的工資只能維持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做些糕點寄賣以補家用。 1942年，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來昆明，拜訪聯大的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梅貽琦請其吃飯，本來完全可以用公款報銷，他卻為費正清舉辦家宴，一頓飯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當時的月薪不足600元。 1962年，梅貽琦在台灣去世，旁邊的人打開他病中一直攜帶的一個箱子，裡面全是清華基金的數目，一筆一筆，分毫不爽。
早年在敬業學堂唸書時，梅貽琦的成績就非常優秀，頗受張先生賞識。 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第一批庚款留學生赴美國深造，專攻電機專業。 1915年梅貽琦學成歸來，應週寄梅校長的聘請，到清華學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後，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張伯苓，表示對教書沒有興趣，想換一個工作。張先生聽了以後有些生氣，帶著教訓的口氣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乾了，怎麼知道沒有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沒想到這短短幾句話，不僅決定了梅貽琦一生的命運，也對清華的前途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時梅貽琦26歲，張伯苓49歲。
隨後，梅貽琦便遵照老師的指示，又回到清華園繼續教書。 1925年，清華增設大學部，梅貽琦擔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體教授推選為教務長。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清華正式改為國立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 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由於局勢動盪不定，致使清華大學校長連續換人。直到1931年梅貽琦擔任校長之後，才改變這種局面，並開創了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
梅貽琦對清華大學的貢獻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張伯苓當年對他的教訓卻鮮為人知。因此直到1982年，也就是梅先生逝世20年以後，梅夫人才把這件事公之於眾。
抗戰初期的一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行來到冰心家。閒談中，冰心當場創作了一首寶塔詩。這是女詩人一生創作的唯一一首諧趣詩。詩曰：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梅校長看罷不知何意。冰心作了解釋。原來，這是冰心丈夫吳文藻先生的笑話集錦。 “馬”是說小孩子們把點心薩其馬簡稱為“馬”，一次，冰心讓吳文藻上街買薩其馬，吳文藻到點心舖裡說要買“馬”，結果鬧了笑話。 “香丁”是指有一天冰心在樹下觀賞丁香花，吳文藻從書房來到丁香樹下，應酬性地問妻子：“這是什麼花？”冰心答：“丁香花。”吳文藻點頭說：“噢，是香丁花。”惹得眾人大笑。 “羽毛紗”是說一次，冰心讓吳文藻為岳父買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吳文藻到了布店說要買多羽毛紗。店員聽不懂，電話打到冰心家裡，才知道吳文藻又鬧了個大笑話。 “傻姑爺”因此得名。最後一句則是冰心同梅校長開了玩笑——吳文藻這個書呆子是清華大學培養出來的。
梅校長一聽也笑得前仰後合。最後校長先生以進為退，當場續詩兩句。梅校長的詩是這樣的：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到了1942年，校長梅貽琦家裡有時也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飯吃。這天，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夫人顧映秋心血來潮，向梅貽琦夫人韓詠華提出，要到她家嚐嚐梅夫人的拿手菜。這時梅貽琦早已囊中空空，為準備那頓飯，韓詠華把孩子們小時候穿的衣服，以及親友們送給孩子的玩具和工藝品都從箱底翻出來，在大西門擺了個小地攤，親自在那裡叫賣。這些舊物一個星期才賣完，夫婦兩人如願以償地請省主席夫人光顧寒舍，吃了一頓在顧映秋看來很簡單的便飯。
韓詠華想找份工作，但作為當時中國第一校長的梅貽琦，不肯利用職權為妻子謀利。教務長潘光旦的夫人給她出了個主意：“詠華，你做的米糕，我們家大人孩子都喜歡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門賣米糕算了。”袁復禮教授的夫人也點頭贊成。韓詠華沉默了半晌說：“如果不是為了抗戰，我們何苦受這份罪。這糕叫定勝糕，這是個吉祥的名字。我們再在糕上寫點字吧。”梅夫人的定勝糕是跟一位上海老太太學的。這種糕點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再加上白糖、豆沙，用一個銀錠狀的木模，把調配好的米粉裝進去，蒸幾分鐘即可。
三人真的做起了賣米糕的生意。袁復禮夫人總有辦法搞到當時緊俏的廉價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碎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貽琦夫人親手調製蒸熟，用紅糖漿寫上“一定勝利”四個字。最初她們做的米糕由西南聯大總務處一位姓趙的庶務介紹，到城南的冠生園寄賣。後來為了多賺點錢，夫人們便自己提著籃子到街上去叫賣。定勝糕在昆明街頭銷路很好。開始的時候，韓詠華不願別人知道她是西南聯大校長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鏡，脫下旗袍，換上從農民手裡買來的藍布裝。可白皙的皮膚，鼻樑兩側深陷下去的眼鏡凹印，還有那明顯帶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話，都瞞不了人。久而久之，不僅聯大校園裡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這位走街串巷賣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學校長的夫人。而定勝糕的名稱也就此傳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