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1890年，17歲的梁啟超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拜會了33歲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此前梁啟超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康有為給他打開了一扇西學的大門，立憲、維新、變法，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梁啟超覺得以前學的不過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不是真正的學問。於是，他當場拜康有為為師。當時的梁啟超已是舉人，康有為卻只是一名監生。
康有為在廣州修建了一所萬木草堂，開館授徒。萬木草堂為期一年的學習使梁啟超獲益匪淺，他後來回憶說“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時，梁啟超的學識和辯才，也開始在康有為的諸多弟子中脫穎而出。
可惜，神州雖大，卻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是一個被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換取短暫的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
1895年春天，梁啟超跟康有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 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和其他舉人們憤怒了，在康有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敦促朝廷拒絕和議，著手改革。史稱“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高中進士，梁啟超卻榜上無名。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主考官是守舊派代表徐桐，對變法維新深惡痛絕，凡是文章中有離經叛道的，都將摒棄不錄。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啟超的考卷，見通篇都是恣意發揮的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以為是康有為的，當即刷了下來，康有為的考卷卻因此僥倖過關。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還是頗為欣賞梁啟超的文采，在文末頗為惋惜地批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公車上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康有為決定另闢蹊徑宣傳維新思想。 1895年8月，他創辦了《萬國公報》，隨《京報》發行，贈送給王公大臣閱讀。梁啟超作為主要撰稿人，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宣傳變法的文章，用飽含深情的文筆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當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紛紛慷慨解囊，出資贊助。
康樑的活動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次年1月，清廷強行解散了強學會。康有為應汪康年之邀，攜梁啟超南下上海，籌辦《時務報》。 《時務報》的精華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他強烈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梁啟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經驗這方面的教育。基於這種思想，當湖南開辦時務學堂，黃遵憲推薦他為總教習時，他欣然領命。 1897年秋，他到達長沙。梁啟超的名字引發了人們的熱情，有多達4000個年輕人來到長沙報考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只有40人被錄取。梁啟超向學生宣傳排滿的激進思想，他們秘密重印和散發黃宗羲的禁書《明夷待訪錄》。為學生寫的評語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提到，在17世紀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屠殺暴行，這在當時無疑犯了大忌。 1897年冬天，德國強佔膠州後，梁啟超對清廷十分憤慨，他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有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不忘結交權貴，為康有為援引勢力。當他去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賓客盈門。張之洞聽說梁啟超前來，當即撇下賓客，大開中門，將他迎進內廳，與之徹夜長談。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康有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往的上書不同，他的請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 1898年6月11日，光緒發布上諭，宣布變法。 6月16日，康有為被召入宮，“百日維新”拉開帷幕。 7月3日，梁啟超也受到光緒召見。
可惜，滿口的廣東方言害苦了梁啟超，“孝”被讀成“好”，“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任印書局編譯。
比起康有為與皇上幾個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並不成功。從此，梁啟超痛下決心學習官話，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長大，官話十分流利。梁啟超流亡日本後，請夫人教他官話，婦唱夫隨。
很快，他的官話口語水平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得心應手，不再吃虧了。
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開始後，康樑等人根據皇帝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等。
但是，變法的製定者們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們徒有激情而未顧及現實。改革官制，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等，每一項改革都衝擊著龐大的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維新黨行動過於操切，言辭過於激烈，康有為面對一眾大臣，竟然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的狂言，實在是書生意氣。情急之下，他們想到“圍園殺後”。本以為看準了袁世凱，可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並未得到一個明確的答复。袁世凱察覺到風向不對，擔心引火燒身，便跑到天津，將康樑等人的計劃向直隸總督榮祿和盤托出。事態擴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見不同，而上升到了“謀反”的程度。震怒之餘，慈禧下令逮捕維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剛剛結束訪華的行程，滯留北京。他對日本駐華大使林權助說：“救救梁啟超吧！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在他和林權助的幫助下，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在領事鄭永昌的幫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館，再化裝成獵戶的模樣，準備離津。 25日，倆人在天津車站的月台上行走時，被梁啟超的熟人發現並報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來。倆人跳進帆船，躲至深夜才敢開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駛去。
捕手發現動靜，又乘蒸汽船追來。眼看蒸汽船越來越近，梁啟超絕望了，準備束手就擒。正在此時，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艦大島丸向帆船駛來。原來，林權助事先打過招呼，讓大島丸在此接應。梁啟超終於擺脫了清廷的追捕，登上開往日本的大島丸。望著蒼茫的太平洋，梁啟超心事沉重，思緒萬端，寫下“忍慈割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的詩句。
梁啟超抵日後不久，康有為也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從香港輾轉來到日本。師徒相見，猶如重生，熱淚盈眶。康有為告訴梁啟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寶瑛和李蕙仙已攜家人逃到了澳門。梁啟超立刻給妻子寫信，並將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寫道：“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照如見人。”
流亡的生活並不平靜。除了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外，在日本內閣大臣犬養毅家，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為看來，孫中山倡導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斷無與他合作的可能。
梁啟超卻沒有絲毫成見，他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從善如流，贊成革命，很快便與孫中山打得火熱。當時，孫中山的聲望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 1899年夏，康有為被日本政府驅逐，離開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師的掣肘，梁啟超同孫中山往來更加頻繁。其實，梁啟超並非對孫中山篤信不疑。
不久，梁啟超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接信後，怒不可遏，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梁啟超表面上聽從老師的話，內心卻很不滿。除了政見不同，經濟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啟超流亡海外，主要靠辦刊、賣文維持生計，生活清苦。而康有為聲稱有光緒的“衣帶詔”，以保皇為名一路大肆斂財，掌握了百万巨款，卻並未很好地接濟梁啟超。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此舉頓時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很多人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然而沒過多久，梁啟超的態度就180度大轉彎，徹底摒棄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張，轉而支持開明專制的國體。
思想的轉變源於他1903年應美國保皇會之邀遊歷了一番美國。在這片曾被他稱作“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興旺發達的工業，卻也見到了世紀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見到了馬克·吐溫筆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見到了華僑社會幫派林立、互相殘殺的種種醜陋現象。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共和不適用於中國。信仰崩潰的梁啟超寫道：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
回國後，他冷靜地想了想，認識到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素質之低下，搞起革命來，一定是多年大亂。而最終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能量和權術的獨裁者，到底還是專制。梁啟超給革命開出的公式是：革命——動亂——專制。給立憲開出的公式是：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
從此，梁啟超走上了堅定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利用各種渠道不遺餘力地呼籲立憲。
革命黨對梁啟超的轉變極為不滿，他們在東京創辦了《民報》，第三期就下了戰書。一場立憲派同革命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論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派說：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說：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派說：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他歐洲15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鑑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派說：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麼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說：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革命派佔據著《民報》，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輪番上陣。立憲派只有梁啟超孤身一人，陣地是他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
通過和革命派的論戰，梁啟超確立了輿論界驕子的地位，並代替康有為成為立憲派新的精神領袖。
同時，在論戰過程中，梁啟超發明了一種介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後世稱之為“新民體”。由於百姓和士子都樂於接受，新民體傳播很廣。用這種讀者喜聞樂道的文體，梁啟超寫下感人至深的，“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的鏗鏘之語激盪著那個時代無數年輕人熾熱的心靈。
黃遵憲就極為推崇新民體，稱讚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再加上樑啟超善用“拿來主義”，直接將日文的漢字詞語引入中國，諸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而這其中，有一個詞是梁啟超的原創，那就是“中華民族”。
不過，梁啟超文采橫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寫慣了報紙文章、論戰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他的一支筆可以驚醒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卻沒有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的著作。陳獨秀就評價梁啟超的著作為“浮光掠影”。
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演講時，引用裡的話，勉勵清華學生要做君子，樹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鼓勵清華的同學“先從個人、朋友等少數人做起，誠誠懇懇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去做，一毫也不放鬆”，這樣終會“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即使做學問，也要“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他的演講對清華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後，清華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定為校訓。
在清華聆聽梁啟超演講的梁實秋回憶說：“他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顧盼左右，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
康有為是梁啟超的授業恩師，可以這樣說，沒有康有為的培養，就不會有後來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更是因為與康有為共同致力於維新變法，被人合稱“康梁”。
梁啟超拜師康有為，對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選擇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富有強烈事業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鐵塊碰上了磁石。萬木草堂打破了傳統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讀書方法，把求知和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緊密聯繫起來。經過萬木草堂的學習，梁啟超開始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起來。
梁啟超求學問的慾望極為強烈，平時對康有為雖無成見但卻勇於堅持己見。從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開始，梁啟超與康有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初到日本梁啟超與康有為一道主張“尊皇”，而僅一年光景，梁啟超便大肆宣傳民權、批奴性、講自由，甚且鼓吹破壞主義。梁啟超的行為引起康有為的不滿，只因天各一方，康有為無可奈何。 1900年7月，梁啟超至新加坡，兩人見面，由於學術思想分歧很大，康有為氣惱竟至出手毆打。但梁啟超仍堅持己見，並作詩“我所思兮在何處，盧孟高文我本師”“寧關才大難為用，卻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達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為死後，梁啟超甚是悲痛。梁啟超痛哭幾天，率清華園全體同學在法源寺開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靈三天，每天有人來行禮，他都在孝子位上站著。梁平時喜打麻將，但在康有為死後的三個月內他都不玩。
梁啟超自稱：“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師有衝突誤會，他也並不退讓，而是堅持真理。也正是因為堅持真理，所以他後來堅定地與復闢、祀孔等思想行為進行鬥爭。
梁啟超晚年受聘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教書育人，同時展開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啟超認為，用科學只能發展物質文明；但卻難以發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問題，更為西洋哲學所缺乏。 “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與實際分為兩撅，唯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談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唯物派席捲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梁啟超說：“所以最近提倡的實用哲學、創新哲學，都是要把理想納到實際裡頭，圖個心物調和。我想我們先秦學術，正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出來。老、孔、墨三位大聖，雖然學派各殊，'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卻是他們共同的歸著點。”因此，“國中那些老輩故步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沉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
梁啟超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並非無限抬高中學，貶低西學。在他看來，“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為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它，叫它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個新系統往外擴充，人類全體都得著它好處。”這一看法在今天看來也是值得借鑒的。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國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間旌旗招展，光彩照耀，東交民巷至天安門一帶，遊人更是摩肩接踵。這一天，人們在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成為戰勝國，儘管這次勝利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12月初，梁啟超籌措了10萬元經費，挑選了一批各有所長的專家，組成一個民間代表團，赴歐洲參加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確立世界新秩序的會議，梁啟超希望能利用這次機會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12月28日，梁啟超率丁文江、蔣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輪船橫濱號前往歐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熱鬧。每天早上8點，每個人都抱著一本書，在甲板上沖著大海高聲朗讀，45歲的梁啟超也開始學英語。
在巴黎，梁啟超以中國民間代表的身份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請他幫忙在和會上支持中國收回山東權益，威爾遜答應了。
1919年1月，被中國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會正式開幕。會上，同為戰勝國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遭到中方代表顧維鈞的嚴詞反對。
顧維鈞慷慨陳詞，說山東是孔孟之鄉，中國的文化聖地，自中國參戰以來，與德國訂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均已廢除，不存在日本繼承權益的問題。威爾遜也從旁相助，為中國據理力爭。
場外，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遊說活動，發揮了出席和會的中國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寫下《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並翻譯成多國文字，廣為散發，宣傳中國的要求，駁斥了日本佔據山東的藉口：“膠州灣德國奪自中國，當然須直接交回中國，日本不能藉口有所犧牲有所要求，試問英美助法奪回土地，曾要求報償耶？”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梁啟超大聲疾呼：“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
就在此時，日本代表平靜地公開了一份令人震驚的秘密協定。這份簽署於前一年的協議規定，日本給段祺瑞政府2000萬日元的貸款，換取在山東修路、駐軍的權利——山東的命運早就注定了。
由於日本早在和會召開前就與協約國務方達成了秘密共識，因此，在和會上，威爾遜成了孤家寡人。並且，日方屢次揚言如不滿足其要求，就退出和會。威爾遜擔心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破產，便妥協了。直到此時，梁啟超才打聽到和會條約的內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國代表已準備在條約上簽字。他趕緊緻電國內好友林長民（林徽因父親）告知他巴黎的詳情，並稱：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4月30日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就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登在《晨報》上。他在文中驚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林長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牆報就貼出了13院校學生代表召集緊急會議的通告。 5月4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等14個學校的5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當時，遊行隊伍中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口號。相反，為了保住山東，學生還目標明確地去找美國大使館，請求美國人幫助。因此，“五四運動”的實質是由梁啟超的一封電報引發的愛國運動。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啟超應康有為的邀請，到美國檀香山宣傳成立保皇會，組織海外華僑支持光緒皇帝的變法維新。
儘管梁啟超很有辯才，是一位宣傳變法維新的鼓動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後，他才發現宣傳變法維新，不應只是面對美國的華僑，還應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語，這使他一時很犯難。在何氏僑商為他接風的家宴上，他提出了這個問題，請求大家給予幫助。他的話剛一落音，何先生就讓侍女喚來自己的寶貝女兒何蕙珍，並介紹給梁啟超說：“這是小女，從小在美國長大，英文極好，可以給你做翻譯。”梁啟超十分高興，就請她坐在自己的身邊。何蕙珍也很大方，操著一口標準的國語，更讓梁啟超聽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講大會上，很多華僑和美國人出席，梁啟超心情振奮，慷慨激昂地講述了變法維新的見解，以及組建保皇會的意義。何蕙珍小姐為他做翻譯，流利曉暢，準確通達，很受聽眾的喜歡。在口譯過程中，何蕙珍對梁啟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僅擁護梁啟超的變法維新，更敬慕他的演講口才和翩翩風度。演講結束後，何小姐陪同梁啟超步出演講大廳時，她很大方地說：“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華，但願來生我們能走到一起。請先生賜我一張小照，此生足矣！”事後，梁啟超贈給何小姐一張小照，而何小姐則將一把親手編織的小扇，給他做紀念。
梁啟超對這位助手印像極好，在美國的日子裡，如果沒有何小姐給他當翻譯，他幾乎寸步難行。當時，慈禧降旨，以十萬兩白銀懸賞捉拿梁啟超。美國的一家英文報紙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攻擊梁啟超。梁啟超對這種攻擊幾乎是鞭長莫及，只好聽之任之。幾天后，他聽說有家報紙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回擊那家英文報紙的文章。這些文章以犀利尖銳的筆鋒、深刻透徹的論辯將那家英文報紙批駁得啞口無言。不久，梁啟超得知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寫的，使他從心眼裡產生了對何小姐的敬意。接著，他請何小姐幫助他學習英語，何小姐很愉快地當起了他的英文老師。他們間的接觸越來越多，感情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了。
不久，何蕙珍對才華橫溢的梁啟超暗生情愫，向他表白了愛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我家中已經有妻子了。”梁啟超矛盾地拒絕了她。
初遭拒絕，何蕙珍不僅沒有氣餒，反而為梁啟超的忠貞感到快慰。事後，為博取梁啟超的好感，她動員父親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筆款，並託人設宴向梁啟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間，梁啟超又一次見到何蕙珍。這次，何蕙珍提出一個讓梁啟超心驚的要求：“我情願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啟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知道，何蕙珍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她做出這樣的決定，其癡情實在令人感動。他們在事業上，確實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這些年來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讓妻子傷心？為此，他異常苦悶。從工作上考慮，他也很需要這樣的助手。經過反复的思想鬥爭，1900年5月24日，梁啟超給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寫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紹了何蕙珍的為人之後，寫道：“餘歸寓後，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愛戀之念來，幾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聞此事將笑我乎，抑或惱我乎？”梁啟超心想，妻子接信後，定會生出一些醋意來，大罵他一頓，這樣，他發熱的頭腦也好冷靜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啟超打開信後，愣住了，妻子給他寄來了中的一首詩《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樂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說：“我遠在日本，不能照顧，先生身邊若有個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顧，豈不更好？”
梁啟超在妻子的寬容面前慚愧萬分，便將妻子的信轉給何蕙珍。何蕙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說道：“惠仙姐賢德，我就向她學習，我們就做先生身邊的娥皇、女英吧。”
梁啟超卻提筆為何蕙珍寫了一首詩：“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瀏陽指譚嗣同）。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做後人師。”聰慧的何蕙珍馬上明白了梁啟超的意思，她眼淚汪汪地拿著梁啟超贈給她的一張自題詩詞的小像，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梁啟超。 “蕙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啟超嘆了一口氣，把何蕙珍親手織的一把小扇寄給妻子，讓其代為保管。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想得到蕙珍的幫助，馳騁世界，但理想與現實的條件，又萬萬不能……”
李惠仙讀了梁啟超的來信，表現得很大度，給他回信時表示這件事要請父親大人做主。因為她料到公公是不會認可兒子娶個美國華僑做妾的。梁啟超接到李惠仙的來信，急忙回信勸阻愛妻不要讓父親知道此事，並表示：對於何蕙珍的關係保證做到“發乎情，止乎理”，今後絕不再談此事。當然，梁啟超當時的處境也不允許他沉溺於兒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緝他，怎能讓這位年僅20歲的小姐跟著自己受牽連呢！於是他婉辭謝絕了朋友的好意。
不過，這件事也觸動了李惠仙，她考慮要設法牽住這頭不安分的“小鹿”，於是在1903年，就將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給梁啟超做了妾。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啟超身邊少了一個理解、支持他的人，頓感悲痛萬分。痴心不改的何蕙珍，聽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啟超，一面勸慰其節哀，一面尋機重續前緣。沒想到，梁啟超以“年邁不想再婚”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門，梁啟超都避而不見，萬般無奈的何蕙珍只好揮淚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