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劉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縣。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 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是名副其實的飽學之士。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學校設在省府安慶）。是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時恰“虎而冠者”蔣介石抵安慶，見到此情此景十分惱怒，認為安徽學風不正、學潮囂張是共產黨活動猖獗的反映，決心嚴懲。 29日下午，蔣介石傳喚劉文典。此前，劉文典就曾揚言：“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劉文典自視甚高，蔣介石挾北伐之功，更是盛氣凌人。兩人一見面便展開了唇槍舌劍。因為心裡懷有怨氣，見到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蔣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由於見面時，劉文典稱蔣介石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送進了監獄。蔣介石還揚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傳出後，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多所中學的學生400餘人，聚集在省府前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同時，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別緻電蔣介石，歷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祢正平。”
贈聯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了蔣的獨裁專橫，頌揚了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三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說得更為精彩：“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教學期間，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於繁瑣的訓詁，善於旁徵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雲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文史大家遊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兒，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劉文典當年在西南聯大，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課。結束了一講的內容之後，學生們都以為他要開講新課。可這時他卻忽然宣布提前下課，新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吳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麵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其實，吳宓跟劉文典的關係頗為微妙。
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由於聽眾太多，講座由小教室遷到室外小廣場，劉則秉燭講授。劉文典身著長衫登台，一女生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
劉文典不僅課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頗宏富，除校勘古籍外，還有大量譯著。他剛到北大當教授時，年僅27歲。當時的文科辦公室被稱為“卯字號”。裡面有兩隻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陳獨秀、朱希祖，三隻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適、劉半農和劉文典。北大人才濟濟，劉文典深感自己學識淺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沒有著述支撐不行。他以古籍校勘為目標，把重點放在了秦漢諸子上。歷數年青燈黃卷，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淮南鴻烈集解》。胡適在所作序中推崇說：“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那時胡適已倡導白話文，為了表示對這部書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劉文典的學術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徵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係於今日之校對也。”他所徵引的材料，特別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20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佈滿了他的批註。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 “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劉文典當屬一個。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對於這一點，劉文典並不否認。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過，他又說，“但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陳寅恪、胡適當不在此列。但他對業師劉師培卻頗有微詞，認為他“著述徵引的材料，有時只憑記憶”，所以難免失誤。
且先看幾節他的自述，以及與弟子談話時對他人的評論。
“前人校釋是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無據。”（張德光《莊子補正》跋）“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臞、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劉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頁）“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據傳20世紀30年代末，在西南聯大上課時，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學《說文》一事時，順便說了一句“魯迅也參加學習”，同時一舉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後有人揭發他反對魯迅，劉辯稱“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貶，已無從考證。本意如何，唯劉文典自知了。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共10卷，於1939年出版。由於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贊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噹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者之所必讀而已哉？”劉文典由此獲“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課時，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學界流傳的另一個版本是“有兩個半人懂”。除莊周、劉文典外，還有“半個”，那“半個”，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一說指馮友蘭或馬敘倫，因他倆都曾從哲學的角度講授過老莊。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劉文典看不起文學創作，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名噪一時的巴金，他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昔日在西南聯大他也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劉文典曾言：“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元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後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簽。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劃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後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劃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在課堂上往往會發驚人之語。一次，學生向他討教如何寫好文章。他信口說：“只須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不解。他說：“'觀'，是要多觀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即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老百姓服務的菩薩心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