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1884—1919.11.20），字申叔，江蘇儀征人。他在學術舞台上連創佳績，甚至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劉師培曾經著意滿清科場，後來卻力倡排滿革命，他35歲的生命非常短暫，但對學術界的貢獻卻是不容忽視的，有人稱他為“少年同學大師”，而他則自稱“激烈派第一人”。
1903年，19歲的劉師培北上會試，未中，歸途中經過上海，結識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到上海沒有幾天，就目睹了震驚海內的《蘇報》案。 《蘇報》是當時上海發行量較大的報紙，受新型知識分子愛國熱情的影響，言論激進，鄒容的《革命軍》就是在這裡發表的。由於《蘇報》言辭激怒了滿清政府，鄒容、章太炎等人被捕，從此劉師培捲進了政治漩渦。
冬天，他和蔡元培創辦了一份報紙《俄事警聞》，作為當時“對俄同志會”的宣傳機構。第二年改名為《警鐘日報》，成為上海灘最著名的革命報紙。沒多久，劉師培拋出了一個重型“砲彈”，即劉師培所撰《攘書》。
劉師培早年是一個激烈的反清政府的革命派。他同章太炎是好朋友，受章太炎影響寫《攘書》表示自己的“排滿”決心，又寫了《黃帝紀年論》、《論激烈的好處》等論書，宣傳“排滿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劉師培手中的精神“武器”便是傳統的“攘表”思想。
《攘書》（1903年）開首便說，“攘，《說文》雲，推也”，“吾”豕韋之系世秉麟經，我生不辰，強虜橫行，鑑於前言，扶植人極，炎黃有靈，實憑實式。劉師培以“攘夷”為歷史使然。劉師培堅持黃帝紀年。他認為，一個民族必須追溯自己的起源，中華民族的祖先是黃帝，應以黃帝紀年。劉師培的思想存著一份愛國熱忱，因此他對未來的中國抱著殷切的希望。他說：“吾遠測中國之前途，逆料中國民族之未來，吾惟有樂觀。”“則中國之在二十世紀必醒，醒必霸天下。”他還說：“中國其既醒乎，則必盡复侵地，北盡西伯利亞，南盡於海。建強大之海軍，以復南洋群島中國固有之殖民地。遷都於陝西，以陸軍略歐羅巴，而澳美最後亡。”“既醒之後，百藝俱興，科學極盛，發明日富，今世界極盛之英德美不足與比也。”不過也要看到，在許多的“主義”中，大概民族主義最難把握“度”，每當走過頭便可能仄向狹隘的一途。
《攘書》把劉師培推到了排滿革命的最前沿，這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言論及行動都是激烈的，這一時期劉師培表現出來的“排滿”決心與熱情無人能及。
劉師培在《警鐘日報》上射出的另一個“砲彈”就是《中國民約精義》，即用中學來解釋西學的民主觀點。
劉師培早年是一個別具特色的民主論者，他注意用中學解釋“民主”，想在中西學融會貫通中，求其新解，並能被中國人接受，這應該說也是將西洋學說“中國化”的一種嘗試。劉師培在《中國民約精義·序》中說，我國國民知道有“民約”二字的，已經有三年了。盧梭《民約論》為歐洲政學之力作，對中國僅增加一新名詞而已，實應大力宣傳，以求普及。同時他又認為“民約”思想，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發明。故當可從中國經典中尋找出本國“民約”思想精華。由此原因編寫了《中國民約精義》，在這本書中他引用《周易》、《尚書》、、《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國語》、《周禮》、《禮記》、等有關君民、君臣關係論述，旁徵博引，述及己見，論“民約”思想，證明在中國可以實行“民約”思想。
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對於清末年宣傳民主思想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劉師培毫不諱言稱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熱情地謳歌主張社會革命的盧梭：“他說的話都是激烈不過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動起來的。”他認為這種激烈的態度是每一個新型的知識分子必備的條件。他指出，一個真正的維新者，除了具有新學知識外，還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講國學，一是講民族，一是主激烈。”
在言論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動上他也不示弱。 1904年的11月，蔡元培、陶成章在原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基礎上，組建了光復會。該會以暗殺和暴動作為主要抗清手段。光復會一成立，劉師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積極的一員。沒多久，他就和另一個會員萬福華去刺殺王之春。王之春生於1942年，曾任浙江、廣東的按察使。 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瘋狂鎮壓餘棟臣起義，被升了官，當上了山西、安徽巡撫。 1902年任廣西巡撫時，主張以出讓廣西礦產權利為條件，“借法款、法兵”鎮壓廣西人民起義。他的這一做法成了國內拒法運動的導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他解了職。劉師培找這樣一個人下手，是為了解心頭之恨，並給那些賣國的官員們敲一下警鐘。這次刺殺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劉師培第一次感受到了乾革命並不是件容易事。後來徐錫麟安慶起義的失敗再一次證明了暗殺和暴動這種冒險的激進行為，是不足以撼動一個政權的基石的。
緊接著，新的打擊又來了。他主筆的《警鐘日報》由於反滿言辭過於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並追究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劉師培在通緝之列。從“排滿”到革命，從反對“三民主義”到宣傳文化民族主義，再到宣揚無政府主義，宣傳復辟帝制等等，劉師培學術道路上遇到了阻礙，使他不能平心靜氣地去研究國粹學，在仕途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條狹窄的道路，最終只落得倉皇出逃的命運。
生活的艱辛再加上現實的壓迫，動盪不安的社會造就了劉師培善變的性格。
激烈的“排滿革命”言行，尤其是《攘書》和《中國民約精義》發表之後，使劉師培聲名鵲起，成為與章太炎、蔡元培齊名的革命黨人。
就在《警鐘日報》被封的兩個月，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國學保存會，創辦了機關刊物《國粹學報》，“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的劉師培其國學造詣，在所有的保存會會員中無出其右者，就連章太炎有時候也自嘆比不上他。
因為待在上海並不順利，劉師培1905年回到老家蕪湖。回到老家後，劉師培經常收到章太炎寫給他的信，信中章太炎極力勸劉師培應該致力於學術研究以保存國粹。此時，劉師培又想起了章太炎在獄中說的那些話，被這個比他大15歲的師友感動了。
劉師培決定研究國粹，從此，在《國粹學報》上出現了劉光漢（劉師培曾用名）這個名字，有人統計過，從《國粹學報》第1年第1號到停刊，共出82期，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來上海後，開始著述工作，到民國元年，經歷了7年，這期間他著述43種，而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就有33種。幾乎期期都有，每期上他的文章總是被排在第一篇，篇幅往往很長，32開本的書，有時竟佔全報的2/3還多，別人的文章只是配角。可以這樣說，沒有劉師培，就沒有當時的《國粹學報》，人們讀《國粹學報》也就是為了讀劉師培的文章。兩年後他去了日本，轉而研究宣傳無政府主義，學報也漸漸失去先前的光彩與魅力。
在短短的兩年裡，《國粹學報》也成就了劉師培。迅速把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推上了國學大師的寶座。在當時的革命派的陣營裡，能贏得這一稱號的除了劉師培就是章太炎了。在他主筆《國粹學報》期間，該報在上層知識分子中間非常有影響。劉師培能夠把西方社會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國學研究中，的確讓人耳目一新。該報作為當時國粹思潮中最出色的刊物，對改變知識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少年國學大師”這一稱號並不是混來的，而是靠他自己的學識得來的。
後來成為國學大家的錢玄同，非常驚訝劉師培的才氣，只比自己大3歲，卻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才氣！因此他非常想認識劉師培。後來劉師培去日本，錢玄同在章太炎的住所結識了他，他們的友誼也就從此開始了。宋教仁也非常喜歡劉師培的文章，他在日本聽說《國粹學報》創刊，馬上郵資訂閱多年的學報，從此成了一個學報的忠實讀者。
當時許多東南文化界的精英都加入了國學保存會，如馬敘倫、蔡元培、劉師培、陳去病、朱葆康、馬君武、柳亞子、黃賓宏等。當時若說國學造詣最深的人當數劉師培了，雖然革命、仕途遭受了打擊，但他發現自己仍被命運青睞，劉師培在著述的同時，還主講國學保存會辦的國學講習會。國粹思想經劉、章之手已經成為革命派隊伍中帶有普遍性的思潮了。
劉師培作為“國粹派”的代表人物，他不僅追求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而且更關切傳統文化的命運，他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倡言的國粹思潮不是獨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
因為思想上的狹隘性以及獨特性格的影響，使得劉師培在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後沒有繼續沿著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反而成了復古思想的維護者。
當時的《蘇報》案對劉師培觸動很大，激發了他投身“排滿革命”的勇氣和信心，他加入了中國教育會，表面上辦教育，暗中則鼓吹革命，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於他的思想激烈，而且立論獨到，言論往往振聾發聵，其激烈的苦命態度和獨立寒風的革命立場，表達了一個人對革命的決絕和果斷。
劉師培認為日本的吉田松陰、意大利的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們看齊。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雖是說“空話”的，比不上革命實行家，然而他們鼓動革命的作用卻功不可沒。將這一言論與他的生平聯繫起來看，可以明了，他所謂的革命矛頭是指向清朝反動政府的。他站在孫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邊也曾表示出對清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視，並直接參與了一些具體行動，也算得上是一個有言有行的人。
劉師培到日本後，就被日本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運動感染了，從此他對社會主義學說著了迷，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利用《天義》半月刊，在熱衷無政府主義宣傳的同時，劉師培開始組織人手編譯《共產黨宣言》，很快就譯發了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和《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久，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及國家的起源》的部分章節也翻譯出版了。劉師培在《宣言》的中譯本序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劉師培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研究與宣傳，在當時的留日學生中影響很大。在早稻田大學讀政治本科的李大釗正是在他的影響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
遺憾的是，劉師培在熱烈讚揚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又攻擊馬克思主義。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犯了與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的幼稚病。
到日本以後，劉師培並沒有忘記自己革命黨人的身份，當年的“激烈派第一人”風采仍在。
劉師培在日本宣傳無政府主義時，慢慢地對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了懷疑。 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銅山的礦工大罷工，在其後的一年裡日本又發生了50多起罷工，這對於來日本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劉師培來說又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他的思想變了，他開始對資本主義世界展開了攻擊。他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是從倫理角度入手的，他說資本家是道德最腐敗的人，劉師培意識到資本家的剝削是造成人民貧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強烈地反對在中國搞資本主義。
1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正經歷著一次重大的社會、文化轉型。西學東漸，“國粹”式微、思想者們都在焦慮地選擇，但難有一個最終的選擇。劉師培在日本時，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顯得非常有力度，其革命的立場也非常堅定。但在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態度上，他又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認識不到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進步性和在中國的必要性，而強烈要求大革其命。後來，像大多數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性格本來就浮躁又好出風頭的劉師培竟然喊出了要“殺盡資本家”的口號，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正是在這個原則性的問題上，劉師培與孫中山產生了分歧，反對起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時代主流思想相悖。
“三民主義”中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就是指“排滿”，也叫“驅除韃虜”。劉師培認為這一條有局限性：“排滿主義不必以種族革命目標，謂之階級鬥爭之革命可也。”這在當時是頗具先進性的。但是他又過分貶低了民族主義。他譏諷民族主義思想是學術謬誤，心術險惡，政策偏頗。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說法與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張，客觀上起到了打擊革命派、“保護滿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孫中山等人的反駁。
“三民主義”的第二條是“民權主義”。意思是仿照歐洲經驗，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劉師培強烈反對這一點。他認為共和國所標榜的民主選舉制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這一點在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認識上，應該說劉師培要比孫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問題在中國也很具現實性。尤其是民國建立後的政治狀況更印證了劉師培觀點的合理性。但是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與專制無異，這一點又過於極端，完全忽視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正面價值。
“三民主義”的最後一條是“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劉師培認為這是向漢武帝的鹽鐵專營和王莽的改制學習。他說：“土地財產國有之說，名曰均財，實則易為政府利用。觀於漢武、王莽之所為，則今人欲設政府，又以平均地權愚民者，均漢武、王莽之流也。”
正是他對“三民主義”的強烈反對，導致他與孫中山、同盟會關係十分緊張，他一個人的“革命”也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筆悲壯的註腳。
劉師培其貌不揚，娶了個老婆卻非常漂亮。她老婆名叫何震。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蘇儀征何承霖的女兒。劉何兩家世代有些交情，劉師培娶何班，可謂是親上加親。何班跟著劉師培來到上海後，隨即進入愛國女社讀書，很快就成為一名激烈的女權主義者。她和劉師培結婚後，改名為“震”，並為顯示男女平等起見，將姓氏也改為父母兩姓，自署何殷震。
劉師培是吳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卻懦弱得一塌糊塗。何震經常對劉師培作“河東獅吼”，劉師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戲稱為“懼內泰斗”。石之軒寫的《黃花賦——共和國前夜風雲錄》雖然是一本歷史小說，但內容並沒有脫離史實。在這本書中，對何震作了這樣的描述：“平日他（劉師培）對何震是又愛又怕，愛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潑悍。何震打著'男女平等'的大旗，動輒對劉師培施以訓斥懲罰，甚至拳腳耳光。閨房之內，劉師培完全受制於她，時間長了，對她的畏懼早已成為一種習慣，事事以討她的歡心為目標。何震崇拜英雄，劉師培就極力要做個英雄，何震對他恨鐵不成鋼，他便處處要裝得像塊精鋼。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與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極端。”
劉師培到底怕老婆到什麼程度呢？據劉師培的朋友張繼回憶，有一天晚上，劉師培慌慌張張地衝進他家，喘息不定的時候，外頭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只見劉師培面色慘白，哆嗦著說：“必是我太太來了，怎麼辦？我非躲起來不可！”說完就閃電般衝進臥室，並迅速鑽到了床底。張繼開門後，發現是他的一位朋友，就進臥室叫劉師培出來。劉師培以為張繼騙他，無論如何都不肯從床底下鑽出來。最後張繼無計可施，只好趴下把他從床底硬給拽了出來。
單純“懼內”也就罷了。劉師培除了在思想上緊跟何震外，還心甘情願地被戴了一頂“綠帽子”。對於這件事，張鳴的《歷史的底稿》一書是這樣描述的：“廢除家庭的高調，原本不過是何震為了名正言順地紅杏出牆，明目張膽地在劉師培眼皮底下，跟情人雙入雙出，據說劉師培一點脾氣都沒有。劉師培後來之所以變節，實際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給牽線搭的橋。”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權。 1907年春，劉師培在章太炎的邀請下，帶著母親、妻子和汪公權東渡日本。一開始，章太炎一直與劉師培夫婦同租一處合住，“三人同住一起，親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過兩個月，就吵得不可開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報社》居住。”（近代史專家楊天石的《晚清史事》）
劉章關係的決裂，就是因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發現何震與汪公權關係曖昧，他看不慣，就私下告訴了劉師培。結果劉師培的母親非但不信，反而大罵章太炎居心不良，離間夫妻關係。何震對章太炎自然懷恨在心，經常在劉師培耳邊吹枕邊風。在母親和妻子的影響下，劉師培“誤解了章太炎的用心，並用行動反誣章太炎與清朝政府曖昧。他指使人偽造了章太炎與錫良電，又在上海《神州日報》偽造《炳麟啟事》，意思是說，章太炎對革命沒有信心，準備不理世事，精研佛學，出家做和尚。凡近來所進行的種種活動都係子虛烏有。”（趙慎修《劉師培評傳》）為了徹底搞臭章太炎，何震還親自出馬，給吳稚暉寫了一封揭發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在報紙上揭露劉師培夫婦是清政府的偵探。劉師培夫婦採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們先是將章太炎要他們和清政府官員端方等聯繫籌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給黃興，接著聘請日本人漆田增男為律師，準備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勸阻後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頓。接著，便發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謀害章太炎。事情敗露，調查結果顯示，是汪公權投的毒。在這種情況下，劉師培夫婦很難在東京待下去。
劉師培將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給黃興，嚴重破壞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劇了同盟會內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動搖，與同盟會的分歧也越來越深，導致在1910年2月，光復會從同盟會中分裂出來，在東京重立山頭。
劉師培死時年僅36歲，他與何震曾生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無子無女，又無親屬同住，喪事由陳獨秀主持，陳鍾凡、楊亮功等同學一起幫助料理後事。 “一棺在室，空庭悲風，真是極身後淒涼之慘。”劉師培去世，對於當年激進、好強的何震是一個強烈的打擊。據柳亞子《南社紀略》：“申叔死後，志劍（何震）神經病發作，曾在北大校門伏地痛哭，後來削髮為尼，法名小器，再後來就不知下落，有人說她已經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