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 1960年，耶魯大學把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了當代大儒錢穆，他們這樣評價說：“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人稱為當代最後一個大儒的人，卻沒有任何文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錢穆小時候身體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親都英年早逝，他一直為自己健康擔憂，一次從一本日本書上看到講究衛生對健康長壽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從此每天起居有恆，堅持靜坐散步，記日記，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長壽的秘訣都歸功於有規律的生活。
從1912年起，在十年半時間內，錢穆輾轉四所學校任教，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 1923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錢穆對錢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憶說：“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錢穆終於找到自己的治學門徑，專治儒學和史學，自稱“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宋明理學概述·序》）錢穆之所以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研究對象，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當時國人包括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信心，對儒家文化更是主張全盤否定。錢穆對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听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裡，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後來治學的動力，“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中國文化精神·序》）在無錫三師時，錢穆已經完成《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其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學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來造訪，打開“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車上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認為該書“體大精深，乾嘉以來，少有匹矣”。
錢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通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 、《孟子》不僅是儒學正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此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餘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遍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闢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 “北平各大學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原俱主康說，亦即在秋後停開，開大學教學史之先例。”（羅義俊）
錢穆後來到北大任教，胡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孔子早於老子，他卻認為老子早於孔子。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他也毫不掩飾，經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裡哪裡錯了。當時胡適聲譽日隆，敢於這樣批評他的在北大也僅錢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務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認為錢穆有多年中學教書經驗，希望他與自己合作主編。能與胡適一起編書，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錢穆卻婉言謝絕了，認為兩人對中國文學觀點大相徑庭，一起編不合適，最好各人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胡適沒想到他會拒絕，氣得拂袖而去，從此兩人漸行漸遠。
1930年，《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開拓了一條以史治經的新路子，胡適盛讚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大公報也稱之為“學術界上大快事”。 1935年，經過多年努力，洋洋三十萬言的《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學術界更是轟動一時，被公認為中國史學界釋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劃時代的巨著”。連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國學大家陳寅恪都認為此書“心得極多，至可佩服”。據說當時圈內有一種說法，稱光是這部書的自序就足“可以讓昔日的北大、清華的任何一位史學研究生細讀兩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的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讚嘆於他的精密”。
錢穆治學講究有大視野，從大處入手，由博而精。 “先從大處著手，心胸識趣較可盤旋，庶使活潑不落狹小。”他從自己十年苦讀中領悟到，求速成找捷徑是做學問的大忌，治學者應該“厚積薄發”。認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 （酈家駒《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他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 40年代在西南聯大時，錢穆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他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認為“讀書當仔細細辨精粗”，“讀書當求識書背後之作者”。而且要抱著謙虛的態度，對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禮敬之心，這樣才能有所得。
“一生為故國招魂”，這是錢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時在他去世時所作的輓聯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用來評價錢一生治學的目的最為允當。
錢穆早年從事鄉村教育時，就立志要研究中國文化，以喚起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可以說，他走的是一條積極濟世的治學道路。他自稱十年苦讀，“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在《歷史與文化論叢》中，他談到當年治學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們國家民族自覺自強發出些正義的呼聲”。他的一生都貫穿了這條紅線。
“九·一八”事變後，國人抗日激情高漲，南京政府要求全國高校把中國通史作為必修課。北大教授們在愛國熱情鼓舞下，決定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喚醒國人民族意識。考慮到通史量大面廣，擬請十五個教授共同講授。錢穆認為，每人講一段，中間不易貫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樣，容易產生矛盾，不如一人從頭講到尾。大家覺得有道理，主張由他與陳寅恪合講，這樣相對輕鬆一些，他毛遂自薦，認為他一個人完全可以勝任，最後就由他一個人主講中國通史。這門課1933年開講，在北大講了四年，後因日本侵占華北，北大南遷，又在西南聯大講了四年，才陸續講完，前後一共講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響的一門課。
講授中國通史時，正值日寇大肆侵華，錢穆上課時時常結合歷史與現實串講，激勵學生的愛國之情，上課時每每座無虛席。當時剛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大家因時局失利情緒低落，在上歷史課時，錢穆經常聯繫中國歷史，充滿信心地說，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是中國歷史的逆流，勝利一定會到來，給師生很大的鼓舞。
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事陳夢家建議他根據講義，撰寫一本《國史大綱》，振奮民族精神。書生報國惟有筆，錢穆當即接受建議，決定撰寫一部新的《國史大綱》，為全民抗戰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70公里的宜良縣巖泉寺裡，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並於1940年出版。 《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實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濃厚之愛情，必先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經之歷史有深厚之認識。”“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這正是他撰寫此書的真實動機與目的。該書出版後廣受歡迎，成為大學中最通用的一本歷史教科書，也是他書生報國的一個典型事例。
錢穆並不完全是一個躲在像牙塔里的教授。 1935年，日本陰謀“華北自治”，10月，有感於愛國之情與民族大義，錢穆與姚從吾、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孟森等百餘名大學教授發起一項抗日活動，聯名反對日本干涉內政，敦促國民黨政府早定抗日大計。鑑於錢穆的抗日態度和學術影響，1942年秋，蔣介石在成都兩次召見錢穆，請他到重慶機關講中國歷史，談宋明理學。作為學人，錢穆對當政者始終保持了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一次蔣在報上看到錢穆的一篇講話，很賞識，又打電話又是寫信約他相見，錢穆以距離太遠藉故推脫了。後來見面時，他甚至當面勸蔣為了全體國人利益於抗戰勝利後功成身退。這些都表現了錢穆的書生意氣。
1944年10月，應有關部門要求，錢穆專門撰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青年從軍，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錢穆對國家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貫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張國家應該統一。 1986年2月，他以92歲高齡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一文，認為“和平統一是國家的出路”，而“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國統一的基礎”。顯示了其史家之卓識。
當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學者，錢穆對歷史的認識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西安事變發生後，國人都十分關心，上課時同學們也請錢穆談談他對這件事的看法，錢穆說：“張學良、楊虎成的做法是不對的。”（趙捷民《北大教授剪影》）可見他的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雖然研究歷史，卻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缺少客觀認識。所以學生們開玩笑地說，錢穆是唯心論者。 1989年仲秋，錢穆參加新亞書院40週年校慶，與學生座談時仍然認為“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多少也反映了他的史學觀。
1930年，錢穆應聘到燕京大學任教，次年便正式應聘到北大擔任教授，從此正式登上大學講台。
錢穆個子雖小，但十分自信，兩眼炯炯有神。平時雖不苟言笑，說話時卻十分風趣健談。在北大當時穿長袍的教授極少，陳寅恪是個堅定的長袍主義者，錢穆對陳寅恪的學問十分佩服，看到陳寅恪穿長袍，他也改穿長袍，這一習慣他後來長期保持著。
錢穆不僅長於著述，也長於上課。在北大，錢穆主要講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通史和中國政治制度史等課，每堂課上兩小時。錢穆通常準點進教室，上堂就講，沒有廢話，中間也不休息。由於博聞強記，上課時常常旁徵博引，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借古諷今，時出新見，很快聲名大振，聽課的人越來越多。大約因為在家鄉執教太久，鄉音不改，上課時始終不脫一口無錫腔，開始學生聽了很不習慣，但他的課講得實在精彩，誰也捨不得離開，時間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覺得很有味道。他自己從不覺得無錫話有什麼不好，50年代在新亞學院演講時，香港學生反映聽不太清楚，有人問他要不要提供翻譯，意思是譯成英語，他很不高興地反問道，要譯成英語嗎，中國人怎麼會聽不懂中國話呢？
錢穆最受學生歡迎的是中國通史，這堂課先後上了八年之久。中國通史課每週兩堂，每堂兩小時。多安排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這時通常是學生最疲倦的時候，他卻能把枯燥的歷史課講得生動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課，除了北大學生，其他高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人一多不得不從小教室換到大教室，“每一堂將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師友雜憶》）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一個姓張的學生從北大一直聽到西南聯大，總共聽了六年之久，可見其吸引人的程度。錢穆也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與胡適並提，時稱“北胡（適）南錢（穆）”。
北大學術空氣自由，學生可任意選聽，教授的觀點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自由辯論。錢穆堅持己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一次講上古史時，有人告訴他主張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錢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讓他講課時注意一點，別引起麻煩，但他並不迴避，仍當眾聲稱“若言疑古，將無可言”。當年在北大有三個教授在學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稱為“歲寒三友”，“所謂三友，就是指錢穆、湯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錢先生的高明，湯先生的沉潛，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李埏《昔年從遊樂，今日終天之痛》）
錢穆做事特立獨行。剛到燕大時，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批學生試卷時給分十分吝嗇，85分以上極少，通常只批80分，大部分在80分以下，一個班總有幾個60分以下的。他原以為那幾個學生可以通過補考過關，不料燕大規定一次不及格就開除，不許補考，從無例外。聽說幾個學生因為他批的分數過低將要失學，他立刻找到學校當局，申說理由，要求重批試卷，學校一開始以向無先例加以拒絕，經他力爭，終於破例讓他重判了試卷，讓那幾個學生留了下來。此後閱卷，給分也就大方多了。
受美國文化的影響，燕大當年發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錢穆接到一份水電費繳費通知，上面全是英文。當時水電費須按月繳，因他英語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氣憤，乾脆不繳，年底學校來人問他收到通知沒有，他說收到了。來人又問：為何不按月繳費？錢穆憤然回答：吾乃國文教師，不必識英文，何以在中國學校發英文通知？對方一時啞然。
還有一件事也很能見錢穆的性格。胡適對錢一向十分欣賞，有人向他請教先秦諸子的有關問題，胡適便讓他們找錢穆，說你們不要找我，錢穆是這方面專家，你們找他。見胡適這樣推崇錢穆，大家對錢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適生病，許多人都爭先前去拜訪，乘機聯絡感情，錢穆偏偏無動於衷。朋友知道後，對錢穆大加責備，認為他太寡情，辜負了胡適對他一片好意。錢穆不以為然地說，這是兩回事，怎能混為一談？如果他幫助過我，說過我好話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後怎麼做人？錢穆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錢穆除了學問好，人品亦佳，在師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時不苟言笑，埋頭治學，惜時如金，但絕不是一個酸夫子，而是一個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畢生有兩大愛好，一是崑曲，一是旅遊。他在常州中學時受老師影響愛上崑曲，自謂“餘自嗜崑曲，移好平劇，兼好各處地方戲，如河南梆子、蘇州灘簧、紹興戲、鳳陽花鼓、大鼓書”。因為愛崑曲，由此喜歡上吹簫，終生樂此不疲。長兄好笙與琵琶，他喜歡簫笛，當年在鄉教時，兄弟二人課餘常常合奏，成為早年一大樂事。
錢穆特別欣賞朱子的“出則有山水之興，居則有卜築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覺實踐。他讀書治學都盡可能選擇環境清幽、景色絕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時一段時間，他借住在朋友湯用彤家。湯家位於南池子邊，緊靠太廟，四周廣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聯大寫《國史大綱》時居住的宜良縣巖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間仙境。其後藉讀的蘇州耦園還讀我書樓，三面環水，“有池林之勝，幽靜怡神”。晚年棲居的台北外雙溪素書樓，依山面溪，是台灣有名的風景名勝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這話用來形容錢穆再合適不過。錢穆治學之餘，每到一處，總要遍訪名勝遊山玩水。在北大幾年，幾乎年年出遊，“餘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屢次出遊”。幾乎遍及山東、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邊地區。即使在西南聯大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也照樣遊興不減，許多當地人沒有去過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義浙大執教時，適逢學生李埏也來任教，於是拉著他一起遍遊遵義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興致勃勃。李埏原以為老師這樣的人一定終日埋頭讀書，不想他長日出遊，大為感嘆：“不意先生之好遊，乃更為我輩所不及。今日始識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對他的詫異，錢穆自有一番解釋：“讀書當一意在書，遊山水噹一意在山水。乘興所至，心無旁及……讀書遊山，用功皆在一心。”這才是錢穆。
錢穆個人生活並不像治學那樣順遂，一生三次結婚，可謂五味俱全。在此之前，錢穆曾有過一個未婚妻。離錢家十里外後宅鎮有一個有名鄉村醫生姓沈，對書香世家錢家十分敬佩，主動將自己女兒許配給錢穆。錢穆在南京鍾英中學的那年暑假，忽得了傷寒症，情況十分危急，一家人無計可施。沈翁聽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對其他病人說，“我必先至婿家”。經過他多次細心診治，才把錢穆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這門婚事便結束了。
1917年秋，在長兄的主持下，錢穆第一次結婚。婚後夫婦便住在素書堂東邊一間老屋裡。 1928年，夏秋之交，妻子及新生嬰兒相繼病逝，長兄歸家料理後事，因勞累傷心過度，引起舊病胃病復發，不治身亡。 “兩月之間，連遭三喪。”錢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度“椎心碎骨，幾無人趣”。長兄與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長兄取的。長兄去世時年僅40歲，遺下妻子及兩子兩女。長子16歲，跟著錢穆在蘇州中學讀高一，即後來著名的科學家錢偉長，錢偉長的名字也是錢穆所取。錢穆去世時，錢偉長輓聯雲：“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於有盡；從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第一任妻子去世後，朋友金松岑到處為他張羅。金松岑曾是一書最先起草人，德高望重，是錢穆最敬佩的前輩和忘年交，曾先後兩次為錢穆做紅娘。第一次為他介紹的是他的侄女，號稱東吳大學校花，兩人曾通過幾封信，見面後，對方坦言：錢先生做老師很合適，做丈夫卻不合適。金松岑又把錢穆推薦給自己的一個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錢君生肖屬羊，彼屬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雖然媒未做成，錢穆對金松岑還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結婚時，仍請他做了介紹人，算是圓了他一個紅娘夢。
1929年春，錢穆在蘇州娶繼配張一貫。張一貫也是一個有文化的人，曾做過小學校長。婚後第二年，錢穆隻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穩定後才接妻子到北平團聚。華北告急，錢穆隻身隨北大南遷，1939年夏錢穆回蘇州侍母時，張一貫才攜子女自北平回到蘇州團聚。一年後錢穆又隻身返校，從此輾轉大後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顧學問不顧家的人，一心治學，與家人聚少離多。錢穆與繼配生有三子一女。 1949年他隻身赴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大陸。
錢穆一生中，對他幫助最大並與他長期相守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是他在新亞的學生，兩人的婚姻可以算是師生戀。
胡美琦是江西人，父親曾做過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秘書長。解放前夕，胡美琦從廈大肄業後隨全家遷香港，就讀新亞學院。僅做了一年錢穆的學生，就隨全家遷台灣。
兩人的姻緣很有傳奇色彩。 1951年冬，錢穆到台灣為新亞募捐，一次應約在淡江大學驚聲堂演講，演講剛剛結束，突然新建成的禮堂的頂部發生坍塌，一塊水泥正巧砸在錢穆的頭上，錢穆被砸得頭破血流，當場昏倒，在醫院裡昏迷了兩三天才醒來。當時胡美琦在台中師範圖書館工作，因為與錢有師生關係，每天下午圖書館工作結束便來護侍，晚飯後離開，星期天則陪他到公園散步。隨著相互了解的加深，兩人漸生感情。 1954年師範大學畢業後，胡美琦重回香港，兩人經常相見。一次胡美琦胃病復發，久治不愈，為了便於照顧，錢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應了。 1956年1月30日，兩人在九龍亞皆老街更生俱樂部舉行簡單的婚禮。新婚洞房是在九龍鑽石山一個貧民窟租的一套兩室一廳。雖然條件簡陋，錢穆卻十分高興，親自撰寫了一副對聯：“勁草不為風偃去，枯桐欣有鳳來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