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處只有博大和朴實，以及樸實之下的深邃。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秀品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陳寅恪自謂不談政治，卻時刻不忘國家大事；研究歷史表面看滿篇考證，骨子裡說的都是興衰成敗；面對強權，他一身傲骨，卓然獨立。
早在柏林苦讀期間，陳寅恪就被時人稱為真正的“讀書種子”。
陳寅恪苦讀，巧讀；用心讀，動筆讀。他讀書，有圈點，有校勘，有批語，眉批或行間批。梁慧皎《高僧傳》（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書，其批校字蹟之細小幾如毫髮之難於辨識。蔣天樞在《陳寅恪讀書札記弁言》一文中說：“先生生平讀書，用思之細，達於無間，常由小以見其大，復由大以歸於細；讀者倘能由小以見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讀書，用思綿密，用語雅雋，立言不多而能發人深省。所記，大抵申抒己見，或取新材料補證舊史；或考校異同，與前賢札記之以鋪敘例證得出結論者，頗異其趣。將來先生書出，對於未來學術界將有深遠影響，可預卜也。”
而陳寅恪所著之書，亦大多取材於平素用力甚勤的筆記，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為後來著書的藍本。
家庭的影響，時局的動盪，陳寅恪和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一樣，希望找到一條濟時救世、富國強民的道路。 1910年，遠在柏林求學的陳寅恪聽到日本併吞朝鮮的消息，慨然作詩：“驚聞千載箕子地，十年兩度遭屠剖”“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從報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要談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理所當然的。讀德文版的《資本論》，陳寅恪可能是中國第一人。
在哈佛的歲月裡，陳寅恪開始走向性格的成熟與冷靜，他也由此走向歷史的深邃與文化的博大。在與好友吳宓談話中，陳寅恪談到，推重實用，或可使中國實業發達，成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
初到美國留學，陳寅恪購書的豪舉，讓眾學子難忘。他主張書要大購、多購、全購。一日，陳寅恪說：“我今學習世界史。”遂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帶動下，吳宓也買了一套19巨冊的各家註釋彙編本《莎士比亞全集》。
1923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見陳寅恪午飯時總是叫炒腰花。後來在清華，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就總是叫廚子做腰花，陳寅恪卻一點都不吃。楊步偉覺得很奇怪，就問：“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陳寅恪告訴楊步偉，那是因為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在柏林讀書時，陳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進餐。
陳寅恪留洋十數年，進入眾多高等學府，然而卻未怀揣一張高級學位證書回來，他完全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豐富，他便去哪裡拜師、聽課和研究。不僅讀書本，而且留心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而對大多數人所重視的學位之類，他卻淡然視之，不感興趣。
蕭公權曾說：“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位、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半是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某某大學授予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1925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已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啟超介紹陳寅恪。梁啟超便推薦陳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當時的校長曹雲祥尚未聽說過陳寅恪，問梁：“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大為生氣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啟超介紹了柏林、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曹雲祥聽後才決定聘他來校任導師。
一代學界泰斗，學問之大，卻沒什麼傲人的學位文憑，這便是陳寅恪的一大奇特之處。但他的廣博學識，卻是舉世聞名，足以傲人的。
陳寅恪備課極其認真。在備課之前，即與助手說明本學期要講之問題、內容，然後指定助手讀哪些書給他聽。他要讀的第一本書總是，接著是《通典》、《會要》、《六典》、兩《唐書》等。備課時他先讓助手讀《通鑑》哪卷，或何年至何年，且囑咐讀得慢些、清楚些，至一段落，即停下來，沉思冥想，提出一些問題或要注意之處，讓助手寫在本子上，常常是聽完《通鑑》某一段，即叫助手查出兩《唐書》、《會要》、《通典》裡記載與此有關的資料，再讀給他聽，然後指出這幾種史籍的記載有哪些不同，哪個記載可靠，哪個不對。助手把這些一一筆錄。
助手王永興回憶，“這樣讀了幾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寫的重複給他說一遍，他總結綜合，口授出來由我寫下，就形成了講課稿或者講課的詳細提綱。不只是講課的主要內容，而且講課所涉及的史料、與講課有關的每一條材料，他都作了嚴謹的校勘與考證。”“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徵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1925年，清華髮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他恪守乾嘉學者和德國米勒諸學者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的傳統和經驗，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他指出做學問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便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往往站不在。與陳寅恪學風相近的傅斯年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觀點：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去浮華、疾虛妄、取信徵實、厚積薄發，取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是陳寅恪一貫的優良學風。
陳寅恪長女流求曾回憶，陳寅恪在清華後期，生活緊湊而有規律。 “父親每天出門總是夾著個布包袱，包著書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陳寅恪還不時在家裡書房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侄兒封雄幼時曾親聆“梵音”，並問：“叔叔，你念的是什麼咒？”引得眾人大笑不止。除卻學習梵文，陳寅恪還常乘車到大高店軍機處看檔案，清時機密文件都以滿文書寫，他一本一本看，如遇重要的，就隨手翻譯出來。
陳寅恪講課時，秋冬穿著厚袍加馬褂，春夏則常穿藍布長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講佛經文學、禪宗文學課用一塊黃包袱布包著，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著。一高一下吃力地抱進教室，從不假手助教。不變的只是他的裝束，而他的課卻總是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在習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凡西洋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有新發現者，逐類引證。所以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備受啟發。
陳寅恪課上得很精彩，吳宓也常去聽，稱其“字字精金美玉”。據1927秋才被研究院錄取的第三級學生藍文徵回憶，“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一定來聽講，助教來，朱自清來，北大外國教授鋼和泰也來，其他大學部的學生教授不來，因為聽不懂。”
北大知名教授季羨林曾回憶說：“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裡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1929年，陳寅恪改任清華學校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他上課，一般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很多北大學生從城里花四五十分鐘時間坐車也趕來聽，有些教授也來旁聽。因他常能為人釋疑，所以清華園裡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當時聽課學生梁嘉彬見清華“文學方法”及“歐洲中古史”課的教授孔繁也常到講堂旁聽，課下與同學笑曰：“寅師為太老師矣。”
陳寅恪講學重內容而不拘形式。上課從不點名，從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考察學問的最佳方法。有的學生要求他以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謂：“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新的見解，否則亦無益處；最好同學於聽講及研究後，細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功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當然，同學們大多不敢採取此種方法，因為所提問題如被認為不聰明的話，面子難堪。”
抗戰結束，清華恢復。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淨之室”。歷史系主任雷海宗來看望寅恪，見他體弱多病，雙目失明，便勸他暫不要開課了，先休養一段時間，搞搞個人研究。陳寅恪馬上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於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麼能光拿錢不干活呢？”
陳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學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講授南北朝史、唐史幾十次，每次內容都有新的，側重也並不完全相同。他備課講課又極為認真，絲毫不苟，一字之誤，都不放過。每講完一次課，他都極為勞累。
陳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認為應做之事、平常之事，這就是“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義。在1929年5月寫的題為“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一詩中，他寫道：“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陳寅恪對愛情的言論很有趣，他說愛情有五等。
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也就是說，一等愛情是愛上陌生人，可以為之死；二等是相愛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終生相愛；四等是相愛一生；五等是隨便亂上床。
素未謀面而深愛對方如杜麗娘者，在以前的確是純精神戀愛，級別最高。可惜陳寅恪死得太早，無緣見識網戀的燎原之火。陳先生把未嫁貞女放在愛情第二級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貞女不一定表示為愛情而不嫁，為愛情而貞。若從未愛過，又如何算二等愛情？可見五等愛情之說，也當不得真。
最終，陳寅恪與唐篔結合，與之終老，依他的等級分類，不過四等。然則兩人感情深厚，經歷苦難而不離不棄。陳寅恪並預寫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此輓聯撰後一月餘，兩人相繼辭世。愛情，能到這種境界，怎麼也該算是一等了。
陳寅恪發愛情五等論時，是1919年，當時還是未婚年輕人。其時，他與吳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這個論調。當時正是新文化思潮風起雲湧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的對話被吳宓記入了日記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從新文化運動談起，也說到了婚姻自主。陳寅恪列舉西方社會上層與下層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結論是：“天下本無自由婚姻一物，而國內竟以此為風氣，是一流弊。”基本上來看，他對婚姻自由是持反對態度的。
陳寅恪夫人名唐篔，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為官多年，中法戰爭時慷慨請纓，因功擢升，後任台灣巡撫。 1895年中日戰爭後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當地愛國人士決定自行抗日，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菘為“大總統”。唐致電清廷：“台灣臣民，義不臣倭，雖為島國，永戴聖清。”但清廷仍將台灣交給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陸。唐篔自小讀書，就讀於天津師範、上海體專等，後輾轉任教於一些學校。
關於他們的相識，陳寅恪自己有一段記述。
……乃至清華，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註生”。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菘之孫女也。”蓋寅恪曾讀唐公《請纓日記》，又親友當馬關中日和約割台灣與日本時，多在台佐唐公獨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
陸健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為此感嘆：“儉樸的'驚嘆'二字，道盡了很多時候，生命原是為了等候……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聯結生命之緣的，還是生與俱來的世家流韻。”
從此二人攜手共度人生。唐篔不僅是陳寅恪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格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捨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 1951年陳寅恪因高血壓服安眠藥而臥床時寫下這樣一首詩：“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內中盡是傷春兼自傷之意，而唐和詩則為他排解道：“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比起陳寅恪詩來多了一分隨遇而安。這是唐的過人之處，早年陳寅恪發牢騷雲：“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陳寅恪懷念燕都舊居不免傷感：“數椽卅載空回首，忍話燕雲劫後塵。”她又勸慰道：“仙家韻事寧能及，何處青山不染塵。”大有退一步天地寬的意味，這種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也許並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許能時時平息陳寅恪心頭始終糾纏的緊張。
而他們的兩個女兒用樸實而真情的筆調在他們的身後寫道：
……母親不僅是父親感情篤深的生活伴侶，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與業務幫手。她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體貼與照顧父親，在父親失明後當某位助手突然離去時，母親當即頂替其職，使父親能照常上課、著述。有不少唱和、吟詠的詩篇，反映出他們的思想共鳴……當他們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時，父親預先給母親寫下了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像體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臏足，能有如許豐碩的教學與研究成果。
在晚年“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陳寅恪，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鉤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後，我們也依稀看到了唐篔平凡而偉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