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時人譽為“中國近300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80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讚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所有之學人”。
王國維17歲時曾赴杭州應鄉試，而名落孫山。其原因很明顯，一是精力沒有放在《四書》、《五經》上，而是放在史書和其他的雜書；二是重考據；三是“好談時務，嗜古籍”；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貨供遊學，居恆怏怏”——“新學”的影響和憧憬“遊學”，從根本上動搖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覺地放棄了對“時文”和“帖括”的研習；五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國人大驚，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參加北京鄉試的各省舉子1300多人舉行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請求維新變法。從此開始，覺醒了的讀書人舉辦學堂，成立學會，創辦刊物，自覺置身於圖強的熱潮之中，王國維也不例外，他不願再呆坐在書齋中的板凳上了。其父王乃譽對此也很支持。其弟回憶說：“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其父的先進思想，又導致了王國維第二次即20歲時科舉考試的失敗。
當法國18世紀風行的自然主義由日本轉道進入中國之後，一時間，學海波濤沸騰，而附和此種學說的人，並非出於知識，他們對自然主義的根本思想和最終目的茫然無知，只想藉助其枝枝葉葉的話語，來裝扮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是藉助西洋學說的影響，對中國的政治學說、思想學說進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對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對其中的人生哲學、文化精神等等內容，卻很少用精力。
而王國維並非其中一員，先後撰寫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翻譯介紹了不少西方的哲學、美學、心理學等著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觀點分析中國傳統文化，思考人生，比較中西文化差異，沉浸於此，如痴似醉。
當時留學歐美的中國人，學習的大都是“海軍製造”、“法律”等，卻沒有學習哲學的。中國思想界無“能動”之力，也未能“受動”。這一情形使王國維陷於極大的痛苦之中，他強烈希望將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引入中國，卻不願意人們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學思想作為解救中華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與他的人生，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因歷史而形成的悲觀主義怪圈。
王國維用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去研究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1904年夏天寫成《紅樓夢評論》。在文中，王國維認為：人生如鐘錶之擺，在“苦痛”與“倦厭”之間往復。 “倦厭”即是一種“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樂”，而將苦痛轉化為快樂的努力亦屬一種苦痛。快樂之後，苦痛更深；文化愈進，知識越廣，其慾望便會彌多，而對苦痛的感覺則更為敏銳。人生的慾望無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質則是苦痛，所以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合而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體現。
借評，王國維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終目的是為“解脫”。 “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人於無生之域。”也正因為受到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的影響，王國維認為：金釧兒墜井，司棋觸牆，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蓮、芳官入道出家，都並非真正的“解脫”；只有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才得到正確的解脫。
王國維天性憂鬱悲觀，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中，他說自己“體質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間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於哲學”。叔本華思想中的悲觀色彩和天才觀與王國維憂鬱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國維一向自視甚高，以天才自況。他認為一般人的快樂與痛苦，僅僅是生活中的快樂與痛苦；而天才由於能洞見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為深切的孤獨和痛苦。但哲學並不能慰藉他的內心，在《自序二》中，他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說：“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美學成為解脫人生痛苦之途徑，但他智與情兼勝的內在衝突，難以使他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因此他悲嘆人生如“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
王國維35歲後，專力於經史、古文字的考證，就是想遠離現實，以期心遠地自偏，有詞為證：“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閒愁五分況清歡。”“弄丹鉛”（即考證之事），能使一個多愁善感之人忘憂嗎？這只能使王國維更加憂鬱，少有朋友。王國維是個執著於理想之人，他嚮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因此他抨擊康有為、魏源、嚴復以政治或功利為出發點的學術行為，更厭惡以學術求官之行徑，心中常有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的遺世獨立之感，正如梁啟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會，亦不能屈服於社會，所以終究要自殺。”
王國維讀書直透紙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昌盛，為中國學術的發展進步貢獻了力量。他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是“新史學的開山”，是一個“很有科學頭腦的人”。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說：“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當時的中國，通達、誠篤的舊學家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治西學的人，大都也只是想點綴一下門面。能貫串精、博，作為終身職業，更是屈指可數。
王國維認為：凡學，無論中西，都無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歐洲為例指出，農工商業的進步，原本根源於物理、化學的勃興。物理、化學的高深與淺顯，與蒸汽、電信有何關係？動植物學與樹藝、畜牧有何關係？天文學與航海、計時有何關係？心理、社會學與政治、教育又有何關係？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如此狀況，何況史學、文學！再從另一個方面言，對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利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
學無新舊，學無中西，學無有用與無用之說，這便是王國維讀書、做學問的原則，他兼收並蓄，如飢似渴地讀書，成為一代學問大家。
1907年3月，王國維攜新婚繼室潘麗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學部任職，並在宣武門內的新簾子胡同租下住宅，安頓了家小。這時，王國維讀書、研究的興趣已由哲學完全轉移到了文學。與以前一樣，為生計，王國維必須為他人做事，每天短則二三小時，長則三四小時，而用來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多則三四小時，少則一二個小時。由於身體原因，他伏案工作不能長久，時間長了，精神就會渙散，注意力便無法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他或者去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閱讀雜書，來鬆弛神經，換換腦筋。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王國維的讀書、研究極有規律，一般不會出現間斷。一如他在《自序一》中所說，“夫以餘境之貧薄，而體之纖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恆，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餘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持之以恆”，不鬆不弛，不急不躁，“循序而進”，正是王國維讀書、研究的又一經驗之談。
成就大事業、大學問，也要循序漸進，需要知識的逐步累積，只有累積至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現飛躍，發生質變，而企圖走捷徑，投機取巧，偷工減料，即使是“第一階級”，也無法進入。這是王國維做學問的“竅門”。他認為，具有文學天才的人更需要有“莫大之修養”，此“修養”應該包括：一、勤奮；二、廣博地讀書；三、反复實踐；四、修養心性。
“三種之階級”為“三種之境界”，這是他為“做學問”所分的三個層次：“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三種境界相互銜接，依次遞進，由量變直至質變。所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也就是說，無窮無盡的新知識在向讀書人招手，在向讀書人呼喚，其頻頻招手和親切呼喚，很快得到了讀書人的回應，引發了讀書人的好奇和興趣。讀書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心目中充滿著許許多多的幻想，也有著各種各樣的計劃、打算，由於對撲面而來的新知識感覺驚異和挑選終身研攻對象的難於決斷，而顯示了幾分的徬徨和惆悵。這就是第一種境界，也就是起步階段。
研攻對象經過權衡、比較確定下來後，讀書人便進入到異常艱苦的修煉階段，經過反复探求、反复考索，對其對像已有了最深層次的了解。了解越深，愛得越深。這種愛，是自覺自願的，忠心耿耿的，表裡一致的，長久永遠的，而且是徹頭徹尾的奉獻，因此，“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於是，由必然王國進入到了自由王國，也便由第二境界深入到了第三境界，亦即最高境界。
讀書、研究進入到了自由的王國，這就標誌著大面積的收穫。大面積的收穫，是以艱苦拼搏、寒窗苦讀作基礎的，“眾裡尋他千百度”，正飽含著此種含意。無數的挫折和失敗，卻始終沒有動搖對既定目標的追求。其毫不鬆懈的結果，則導致了知識的巨大積累，融會貫通，“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好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此種不經意的發現，建立在辛勤的心血和汗水之上，並非偶然、巧合！它是質的飛躍，是量的發展變化的結果，是通過艱辛的實踐而使得“必然”奔向了“自由”！
在從事學術工作20多年的時間裡，王國維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了讀書研究之上。他手不釋卷，珍惜寸陰，故其閱讀的範圍十分寬廣，遠非同時代的一般學者所能比擬。蕭艾在《王國維評傳》一書中指出，1911年前的王國維，學習的對象絕非叔本華、尼采、康德三家，也決不限於哲學一門。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但丁……他無不熟識。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種種流派，他都了解。其他方面，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生存競爭學說，到羅馬醫學家額倫的著作，他都涉獵，並能引用。可以想見，他對歐洲各種社會思潮，並不陌生。更可以想見，作為戲曲研究者的王國維，對文藝復興後的人文主義文學，對人文作家莎士比亞的作品，必然有著很大的興趣，也必然從中受到教益，獲得力量！由閱讀的範圍和時間的利用來看，王國維是一個具有強烈事業心，並且永遠不知滿足的學者！
王國維讀書，不受傳統與他人的影響。別人讀過了的書他要讀；別人沒有讀過的書，他更要讀——“戲曲之體卑於史傳”，“後世碩儒，皆鄙棄不復道”，而他獨闢蹊徑，深入到了被一般學者鄙視乃至正眼不瞧的戲曲之中，苦心孤詣，終於發前人所未發。
王國維讀戲曲著作的的確確稱得上是“苦心孤詣”。首先，廣泛閱讀各種資料，之後，作目錄的蒐集整理和考訂，為研究打下基礎。目標明確、範圍固定後，再更深一層地讀書，進而對戲曲史作一些粗略的研究，將閱讀得來的體會、收穫表達出來，以檢查讀書的效果，並從中發現讀書的欠缺。在初步摸清研究對象、訂定研究中心的前提下，繼續讀書，接著將得來的資料分類整理、考訂、研究，又從歌舞方面，圍繞唐宋大曲讀書、梳理資料。這些著作被一一通讀，王國維才再進一步，閱讀前輩學者有關的論述。
羅振玉所藏金文拓本，至少2000通。這2000餘通拓本，王國維都全部仔細閱讀了——長夏酷暑、數九寒天，他卻能苦讀。這是因為王國維已經選定了奮鬥的目標，就像那道行高深的僧人，不為名利所累，不為金錢所動，不為生活所迫，不為世俗所左右。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按：孔子弟子顏淵）也不改其樂。”艱苦的讀書生活，練就了他“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毅力。
王國維的艱苦卓絕和反复翻檢閱讀的精神及其細緻認真的態度，造就了他在金石研究上舉世無雙的獨特地位。不廣博地讀書，不研讀金石文字，不十分熟悉古代的諸種社會經濟制度，就不可能取得堅實深厚的功力，也不可能具有向金石學權威挑戰的勇氣，更不可能在金石學領域中獨領風騷。
1927年的6月2日，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吃完早飯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後，他先記起自己忘了把學生們的成績冊帶到辦公室，於是就讓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後他遇到研究院辦公室秘書侯厚培，便與侯聊起下學期招生安排的話題，他談了許多自己的設想和建議，過了許久才與侯分手。臨別時，王國維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帶現洋，只能藉給他紙幣。王國維拿了錢走出校門。在校門口他雇了一輛人力車，要車夫將他拉往離清華園不遠的頤和園。到頤和園時，大約是上午十點左右。王國維給了車錢，並囑車夫在園門口等候，便徑直走進頤和園。初夏時節，頤和園青山綠水，鬱鬱蔥蔥。不過臨近中午，園內游人稀少。王國維來到排雲殿西面的魚藻軒駐足許久，抽完了最後一口煙，然後縱身跳入昆明湖。當時有一園工（又有說是巡警）正距王國維投水處不遠，聽到落水聲後，急忙跑來解救，也不過約一二分鐘的時間，可王國維卻已斷氣了。儘管魚藻軒前的湖水深不過二尺，但湖底滿是鬆軟的淤泥，王國維自沉時頭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聞聲而來的園工們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國維最終因窒息而死。當園工們將王國維從水中救出時，他的內衣還未濕透，如果能及時施以人工呼吸法營救，或許還可有救，可是這卻被貽誤了。
一代國學大師就這樣悄然離去。
時至中午，王國維所僱傭的人力車仍等在頤和園外，家人等他吃飯久久不見人歸。下午二時許，家人去學校詢問。於是侯厚培到校門口問車夫們，得知載王國維的那輛車去了頤和園，還沒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頤和園找人。此前，王國維的兒子貞明在校門口已打聽到情況，趕去頤和園，並於中途遇上那個送他父親去頤和園的車夫，此時車夫的車上坐著警察，他們正要去學校禀報。因為車夫在頤和園外等候王國維直至下午三點，聽說園內有人投水，進園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個人。等貞明到了頤和園，證實死者就是他父親，這時已是下午四點了。
噩耗傳到清華園，是日晚九時許，校長、教務長、研究院諸教授、助教及學生約三十餘人共乘兩輛汽車趕到頤和園，其中有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教授和吳宓教授。但此時園門已閉，守兵不允進入，經過再三交涉，才准許校長曹雲祥、教務長梅貽琦和守衛處的烏處長入內探視。次日，清華園教職員工、學生及王國維家屬眾多人又齊赴頤和園。這時王國維的遺體仍停放在魚藻軒亭內，家人和驗屍官從王國維的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最後落款時間和簽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遺書是王國維在死前一天就寫下的，臨行前裝在自己的衣袋內。隨後，人們將王國維遺體移送到園西北角門外舊內庭太監下處三間小屋中入殮。當天傍晚七時，王國維的靈柩被送到清華園南部的剛秉廟停靈。這一天到場送行的除王國維家屬和清華研究院的學生外，還有清華的教授吳宓、陳寅恪、梅貽琦、陳達，北大的教授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國維的自沉之舉震驚了清華園，更震動了學術界，人們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而感到痛惜。王國維自盡的當日，梁啟超已離開了清華，得到噩耗復又奔回清華，親自參與料理其後事，並為王國維撫卹金一事向學校、外交部力爭。他對王國維之死悲嘆至極，他對自己的女兒這樣評價王國維說：“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51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當時的青年學者顧頡剛感慨地把王國維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為的去世相比較，他說：康長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學問上受他的影響不亞於靜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為什麼對於他的死倒不覺得悲傷呢？因為他的學問只起了一個頭，沒有繼續加工。所以學術界上的康有為，36歲就死了。 “至於靜安先生，確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他的大貢獻都在35歲以後，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唯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今年他只有51歲，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麼高。”現在他竟“中道而廢”，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梁啟超和顧頡剛的話反映了學術界對王國維之死的深深遺憾。
6月16日，在北京下斜街全浙會館舉行王國維悼祭大會，人們紛紛送上輓聯，梁啟超在輓聯中特別推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寫道：“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鞮，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陳寅恪的輓聯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吳宓則在輓聯中表達了自己對王國維自沉的看法：“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這次悼祭會所收到的數百幅哀挽詞聯盡訴了人們對王國維的悼念和惋惜之情。此外北京的《國學月報》、《國學論叢》以及天津《大公報》等各地報刊還先後刊出《王靜安先生專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等專輯，以示紀念。王國維的死在海外學術界也引起了震驚，日本學者在大阪市召開王國維先生追憶會，王國維的日本友人、學者紛紛到會追憶或著文寫詩憑弔。 1927年日文雜誌《藝文》（十八卷）的八九兩期全部用來追憶王國維的學術工作。法國學者伯希和也寫有多篇文章，向讀者介紹王國維的成就。他在《通報》第26期上撰文說：作為王國維的老朋友，我經常提到他的名字，並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廣博而豐富的成果，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豐富的博學者。這一切都表明，王國維以他那巨大的學術成就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一為“殉清”說。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週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他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驚懼”說。 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王又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屍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王國維先後結過兩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當時他20歲，因受甲午戰敗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學。可是他父親堅決不同意，說現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於求學，那是十年後的事情。王國維只好謹遵父命“成家立業”——他結了婚，並且到本城沈家去當塾師。
王國維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經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兩家早就定了親，當王國維14歲便以“海寧四才子”之首名震鄉里的時候，他的岳父對這個未來的女婿簡直是讚不絕口。老泰山當然不會想到，女兒出嫁之後，女婿卻因“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並且兩年後就去上海《時務報》館打工，從此與他的妻子當了十年的“牛郎織女”。
王國維與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儘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證據，但我們從他留下的那些溫柔纏綿的詞中，還是不難看到這位身在他鄉的牛郎對家中織女的殷切思念，調寄《清平樂》。
櫻桃花底，相見頹雲髻。的的銀缸無限意，消得和衣濃睡。當時草草西窗，都成別後思量。料得天涯異日，應思今夜淒涼。
王國維在蘇州師範教書時經常“填詞自娛”，也常在詞中表達對妻子的思念，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裡，蘭舟當日曾系。千帆過盡，只伊人不隨書至。怪渠道著我儂心，一般思婦遊子。
昨宵夢，分明記，幾回飛度煙水。西風吹斷，伴燈花搖搖欲墜。宵深待到鳳凰台，聲聲啼鴆催起。
錦書宛在懷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憶。倘有情，早合歸來，休寄一紙無聊相思字！
自從王國維22歲離開家鄉，此後便奔走東西、輾轉南北，回海寧的時候很少。在家待的最長的一次是為亡父“守制”——從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總共八個月的時間。當時家鄉父老曾聯名邀請他出任海寧州勸學所學務總董，他堅決地推辭了。誰知他回到北京才三個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趕回來，十天以後，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後，王國維徘徊在江邊，面對潮漲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虛，眼前卻盡是妻子臨終的情景，於是寫下了《虞美人》。
杜鵑千里啼春晚，故園春心斷。海門空闊月皚皚，依舊素車白馬夜潮來。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個男孩，最大的八歲，最小的才三歲。王國維把孩子們託給繼母葉太夫人照料，暫時回到他供職的學部，但他始終打不起精神來。
王國維為妻子寫過許多悼亡詞。
浣溪紗
漫作年時別淚看，西窗蠟炬尚。不堪重夢十年間。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歲將闌。更無人解憶長安。
蝶戀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歸人，不遺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淒涼病榻無多語。
往事悠悠容細數：見說他生，又恐他生誤。縱使茲盟終不負，那時能記今生否？
謁金門
孤檠側，訴盡十年踪跡。殘夜人間無氣力，綠窗寒惻惻。落葉瑤階狼藉，高樹露華凝碧。露點聲疏人語密，舊歡無處覓。
蘇幕遮
倦憑欄，低擁髻，豐頰修眉，猶是年時意。昨夜西窗殘夢裡，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恨來遲，防醒易，夢裡驚疑，何況醒時際。涼月滿窗人不寐，香印成灰，總作迴腸字！
胡適曾說，讀了王國維的詞，起先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後來見了他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王國維於詞，多是發自肺腑的哀歌。
幾個月後，王國維的繼母葉太夫人也離開了人世，這回連孩子也沒人照管了。親戚們都勸他再娶，他自己則拿不定主意。最後，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做主，為他續定了一門親事。
王國維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遠房表親，據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說是莫氏的表甥女。這位潘氏夫人就像蘇東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樣，一輩子辛辛苦苦、任勞任怨，為丈夫操持家務、養育孩子，是標準的賢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外，潘氏後來又生了三個兒子、五個女兒（其中夭折兩個）。王國維一生不問家務，家中事無鉅細，全歸潘氏料理。從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實在是個頂樑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當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發燒時，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羅仲安談到王家事時說：“家中遇有糾紛，先生不作左右，袒護潘夫人，人謂其如'金人'。”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女士解釋“金人”指王國維沉默不語，只是緘默。
潘氏對前妻生的三個兒子如同己出。王國維50歲自殺時，他的第三子貞明還不到娶親的年齡，後來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辦的。老二高明曾告誡他的妻子：“吾輩弟兄，賴繼母撫育成長，費盡心思。汝須盡子婦之德，毋得相慢！”
這個不幸而又堅強的婦人在丈夫死後獨自支撐著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國維多活了將近半個世紀，據陳鴻祥《王國維傳》：“潘夫人名麗正，1975年病卒於台北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