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生，陝西省涇陽縣人。字雨僧、雨生，筆名餘生，著名西洋文學家，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26—1928），1941年當選教育部部聘教授。
吳宓教授備課，頗有特色。西南聯大南遷之時，文學院在南嶽衡山山腰聖經書院舊址上課，一度宿舍緊張。吳宓教授與錢穆、聞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時當抗戰初起，辦學條件簡陋，而他從容自若，依然一絲不苟認真備課，讓人肅然起敬。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有文章回憶此事，寫道：“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雨生（吳宓）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併，有增加，寫定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生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閒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閒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時熄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寫各條，反复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餘與雨生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講課的功夫來自備課的功夫。其實，吳宓教授從走上講台那一天開始，備課認真就很有名。去清華之前，吳宓教授曾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三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一時聲譽鵲起。
1923年，《清華周刊》有文章專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其中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文章最後大發感慨曰：“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遊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課能夠做到“……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可以想見其備課時曾經下過多少功夫。
溫源寧《吳宓先生》則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容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並非虛誇。他概不模棱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麼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於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鑑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什麼叫對學生負責，看看吳宓教授這個“苦力”吧！但他卻一以貫之，毫不以為苦。
吳宓教授這種認真負責的作風不僅表現在自己備課上。劉兆吉《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提及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藉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後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後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並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於學生。且教師採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願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鑑，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盡在斯矣。明白這一點，對於他備課何以如此認真，再做別的什麼解釋，也許就全是多餘的話了。
吳宓是一個詩人氣質很濃的人，在清華上課時，主講英國浪漫詩人和希臘羅馬古典文學，“雨僧先生講課時也洋溢著熱情，有時眉飛色舞。”“雨僧先生講授英詩，提倡背誦。特別是有名的篇章或詩行，他都鼓勵學生盡量讀熟背誦。”（王岷源《憶念吳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課對20多歲的青年學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歡迎。 30年代中葉，清華外文系培養了一批著名學者作家，如錢鍾書、曹禺、李健吾、張駿祥、季羨林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清華奉命南遷。 11月7日，吳宓與毛子水等清華師生離開北京，經天津、青島、漢口、長沙，於1938年3月抵達昆明西南聯大。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吳宓主要講授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史、新人文主義、文學與人生、翻譯課、中西詩之比較等。吳宓同時還給研究生上課，主要課程有：雪萊研究、西方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等。
吳宓精通多種外國語，學貫中西，又沒有一般教授的學究味，所以在西南聯大時很受學生歡迎。一時興起，他還會在課堂上朗誦自己的詩作，甚至他寫給毛彥文的情詩，課堂氣氛是相當活潑輕鬆的。他的上課風格也很特別，很有些歐美之風，“先生講課從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談性質的，只指定些參考書，要我們自己閱讀，提出看法，並多寫讀書報告。課上先生有時講些文人軼事，風趣橫生，使我們忍俊不禁。”（茅于美《懷念吳宓導師》）
雖然吳宓作風很民主，詩人氣質很濃，但治學卻十分嚴謹。 “吳宓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歐洲文學史'時，除繼續採用翟孟生這部教科書外，主要根據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把這門功課講得非常生動有趣，娓娓道來，十分吸引學生，每堂課都濟濟一堂，擠滿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學。這是當時文學院最'叫座'的課程之一。每次上課書裡都夾著許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紙條。吳宓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吳先生還為翟孟生的《歐洲文學簡史》作了許多補充，並修訂了某些謬誤的地方。他每次上課總帶著這本厚書，裡面夾了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紙條，或者把紙條貼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來了，非常準時。有時，同學未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他開始講課時，總是笑瞇瞇的，先看看同學，有時也點點名。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弟子李賦寧也有類似的回憶：“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熏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李賦寧《懷念恩師吳宓教授》）
吳宓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務瑣事。但他給我們修改文章時，總常用毛筆蘸紅墨水書寫，字跡工整。塗改一字，必塗很四方滿格，免被誤認。他那種治學的嚴謹與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茅于美《懷念吳宓導師》）“西南聯大外文系裡有五位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吳宓、葉公超、柳無忌、吳達元和燕卡蓀這五位先生。其中吳宓先生可說是最有意思、最可愛、最可敬、最生動、最富於感染力和潛移默化力量，也是內心最充滿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吳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裡面卻是個浪漫派；他有時是阿波羅式的，有時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時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時卻是堂吉訶德型的：或者是兩種類型、兩種風格的有機結合。”（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鑑於吳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殊榮，後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這是對吳宓學術成就的一種肯定。能與他所景仰的陳、湯二人一起獲此殊榮，吳宓感到十分光榮，所以雖然有人建議他拒絕這一榮譽，他還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吳宓離開求學執教30年的清華大學，與系主任陳福田之間的矛盾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據說這多少與錢鍾書有關。有一種說法，吳宓與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私交很深，當年吳宓曾讓錢鍾書在清華旁聽一年，還親自輔導他外語，後錢考入清華。吳對錢鍾書十分欣賞，專門寫詩稱讚錢的才華：“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謀有補賴天工。源深顧（亭林）趙（甌北）傳家業，氣勝蘇（東坡）黃（山谷）振國風。悲劇終場吾事了，交期兩世許心同。”從中可以看出，吳宓對錢鍾書的學識是十分賞識的，錢學成歸國時，吳宓與清華說好，擬聘請錢為清華外文系教授，清華當時也基本同意了。可錢到聯大時，學校卻只肯聘為副教授，年輕氣盛的錢鍾書自然很是不快，對陳福田和清華更是不滿，甚至怪罪吳宓，並發洩到小說中。吳宓對清華的變卦自然很是不悅，只好勸錢去了湖南蘭田師範學校做教授。這件事加深了吳宓與陳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吳宓最終離開清華去了燕京大學，他在清華的生活從此也畫上了句號。
吳宓在外形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之處。對他比較熟悉的清華教授溫源寧曾對他有比較生動的描寫：“世上只有一個吳雨生，叫你一見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禀賦，恢奇的像一幅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發性，面是瘦黃，鬍鬚幾有隨時蔓延全局之勢，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齊齊，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但就是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卻是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 “他立論上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卻是徹頭徹尾的一個浪漫主義者。”（溫源寧《吳宓》）
吳宓幼時，讀書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書房。一晚，家人送餅一隻、油潑辣椒一碟，吳宓讀書入神，誤用餅子蘸墨大啖，連曰：“香，香，香。”
吳有即頌成章，過目不忘之才。 1955年回安吳老家，於迎祥宮碑前小站片刻，只將碑文口誦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寫而出。
陳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正是感於陳氏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據說他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金，當時官費生每月的生活費100美金，他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註釋彙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後來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歷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
吳性剛直，一貫克己守公，從不佔人絲毫便宜。
1944年，他去寶雞訪友，購得三等車票，上車無座位，只好站過道。其時，恰遇妹夫王俊生，該王持有免費乘車證，遂將他帶至二等車廂，找一空座，吳不知情，待查票時，列車員說：“三等車票，不能坐二等車廂。”王即出示證件，說明身份關係，查票員亦謙笑允准，但吳卻生氣異常，憤然返回三等車廂，依舊站於過道，直至寶雞。
吳對研究，造詣極深，飲譽中外，凡聽吳宓紅學演講之人，無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輒發深嘆：“那不是聽報告，簡直是看演出。”
吳一人將林、王、薛、賈演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 40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吳宓風”，時人讚譽：“郭沫若與吳宓的報告，倘能一字不誤記錄下來，便是第一等絕妙好文。”1947年，吳宓來西安講學，知識界奔走相告，盛況空前。
一日，陝西“三青團”一幫政客故作風雅，約請吳講《紅樓》，吳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辭拒謝。誰知，這幫人搬出吳父建常先生極力通融。吳宓無奈，便胡諂一通，待其走後，吳父詰之：“何故未講？”吳答：“彼等似廟中之神，泥塑木雕，對之若談紅樓，猶對牛馬奉琴耳。”
吳宓心善，樂於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騙。他戴的進口手錶，被兩個無賴以僅值6元的小鬧鐘哄騙而去。又有張姓之人對吳言說，吳一學生因病就醫，急需200元住院費，吳不疑，即刻湊錢交付。嗣後，此張又來，言稱那學生開刀治療，又急需費用若干，吳此時手頭已空，正籌思之際，此騙子以為吳有疑慮，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聲朗讀，恰逢保姆進來，驚見客人正念白紙一張。 （蓋此時吳患眼疾，視物不清。）於是保姆喚人，將騙子扭送公安機關。吳對此不勝感慨，又對保姆的精明稱讚不已。
李俊清當過蔣經國20年英文秘書，他是早期吳宓的學生之一。每每回憶起吳宓，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狗兩進教室的故事。那是一隻毛色黃褐的大狗，大耳大眼，非常漂亮。這狗本非他家所養，是他從幾個大漢追打下救出來的，正要把它捉去殺了吃。也許是感激李俊清的救命之恩吧，同他特別要好，跟前跟後，上學也去。大狗每次來校，總是臥在教室門外，或在周圍空地上跑來跑去，可是也有兩次意外——
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擔任的英文作文課，他照例先在黑板上寫出題目，用大約10分鐘時間說明重點，就回系辦公室，下課時由助教來收學生的作文卷子。那天陳教授講解完了，正將走出教室，經過李俊清的座位時，忽然聽得一聲狗叫，原來大狗不知何時溜了進來，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陳福田走過，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學都停下筆來朝李俊清看，他嚇得要命，心想這下完了。沒料到洋派十足的陳福田不但沒發脾氣，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連聲“Sorry”。
再一次是上吳宓的《中西詩比較》課，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進教室蹲坐在角落裡。吳宓這時正在黑板上抄寫詩句，沒有註意到這位不速之客，待他寫完，轉過身來，發現竟有一隻狗也在聽他講課，急忙走下講台，對大狗說：“目前我尚不能使頑石點頭，不是你該來的時候，你還是先出去吧！”說罷揮一揮手，大狗似乎聽懂了吳先生的話，立刻低頭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看看坐在頭排的李俊清，像是犯了大錯。
吳宓留給後人的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大師印象，但他的婚戀卻如同一枚堅澀的青果，令後人不敢恭維。
有人說，他是一個地道的“好色之徒”，話雖偏激，卻折射出了他在婚戀上不安分的一面。為此，陳寅恪看得頗為透徹，說他本性浪漫，不過為舊禮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抒發，積久而瀕於破裂，因此“猶壺水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過”。
中國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進花轎裡”，意指為人做媒的第三者與當事人中的一個相愛，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該屬於自己的花轎。吳宓的婚戀悲劇便是這句名言的最好註腳。
1918年11月，留學哈佛的吳宓，突然接到清華留美同學陳烈勳的來信，欲將自己的妹妹陳心一介紹給吳宓為妻。信中說陳心一畢業於浙江省女子師範學校完全科，現年24歲，為浙江定海縣一位小學教員，心氣很高，擇婿特別苛嚴。陳烈勳在信中明確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聽他談及吳宓，後又閱讀過《益智雜誌》、《清華周刊》中吳宓的詩文，尤其是看到《清華周刊》上吳宓的照片，萌發愛慕之情，願嫁吳宓，侍奉終身。吳宓接信後，怦然心動，立即回信認可，旋即收拾好行裝，迫不及待地趕回了國內。悲劇的帷幕徐徐拉開。
1921年8月，留美歸來的吳宓沒休息兩天，便匆匆趕往杭州，相晤陳心一。然而，這次的相晤極富戲劇性，似乎從一開始便隱示著某種悲劇的意象。到了陳家，吳宓西裝革履，意氣風發，一副海外學子的風采。陳心一被牽引出來，按吳宓日記的敘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對。不曾預想，一會兒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場。
這便是吳宓人生悲劇中最為關鍵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彥文。事也湊巧，毛彥文本與陳心一是好友，這天，她神采飛揚地來訪，準備別過閨中密友，去北京上學，不想與吳宓不期而遇。除卻毛陳二女本是同學這層關係外，毛彥文的未婚夫朱君毅還是吳宓清華讀書時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長毛彥文4歲，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但在毛彥文9歲時，由其父做主，把她許配給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彥文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方家怕生變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親的大轎抬至毛家大門之際，不甘命運擺佈的毛彥文從後門勇敢地逃離。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為盟，私訂終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後，由雙方家長做主，毛彥文與朱君毅正式訂婚。吳宓作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華讀書時，便知道了毛彥文。那時，朱君毅每次讀完表妹的情書後，都會讓吳宓過目。
吳宓對毛彥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湧動出異樣的情愫，礙於同學之誼，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隱藏在了心底。
吳宓在美留學時，收到陳烈勳欲將其妹說合給他的信時，曾委託朱君毅，讓毛彥文打探陳心一的情況，彼此溝通二人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毛彥文實際上是吳宓與陳心一的媒人。這次，突然在陳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彥文，吳宓本就懷有好感，但見對方活潑雅趣，大方得體，一副新派淑女風範，吳宓頓時在心中暗生出一絲落寞，怎奈毛彥文名花有主，且是摯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彥文告別他們回了上海。吳宓與陳心一一見如故，在陳父的安排下，雙雙泛舟西湖，吳宓心中殊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遊西湖，其樂融融。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道：是日之遊，較昨日之遊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餘年來所未數得者矣。
13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正式完婚。
隨後，吳宓與同學朱君毅雙雙被南京東南大學聘為教授。事實證明，如此倉促的婚姻對吳宓和陳心一來講，都是一個悲劇。本來，吳宓當初慎重地委託毛彥文在國內打探陳心一的情況，毛彥文並不因自己與陳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誇大。她認為，陳心一人品不錯，交友可以，貿然訂婚則無必要。吳宓與陳心一見面後，早忘了毛彥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陳寅恪勸他道：“一個男人，學問不如人，很是可恥；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難為情？”吳宓遂與陳心一匆匆完婚。
不過，在東南大學，毛彥文真真實實地走入了吳宓的生活中。朱君毅這時候突然變卦，他以近親結婚有害下一代為由，堅決提出與毛彥文解除婚約。守候6年，逃婚只為下嫁表哥的毛彥文始料不及，她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轉而求助吳宓夫婦。吳宓於是作為一個中間人，往返於兩人之間，極力救火說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決，堅決不肯與毛彥文締結白首。結果，朱、毛之合未成，終致解除婚約。
本該救火的吳宓卻引火燒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揚鑣後，不顧有婦之夫的身份，向毛彥文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毛彥文斷然拒絕。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開媒人身份、友情關係不說，吳宓的舉措實在荒唐。他幾乎在每次信中，都會不厭其煩地贅述自己從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處讀到她的信而漸漸萌生愛意，這令毛彥文大為反感，何況她與吳宓的結髮之妻陳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學。
細想起來，這也是吳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數。當初，兩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時出場。陳心一和毛彥文都是在吳宓生命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女人，陳是他結髮之妻且育有三個女兒，毛則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當然，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卻是吳宓自己。
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曾說過：“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東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東西。”
吳宓為毛彥文所拒後，並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離經叛道。陳心一不忍吳宓情感上的叛逆，結婚7年後最終仳離。這一石破天驚之舉，讓世人目瞪口呆。 “學衡派”同仁幾乎一致譴責，其父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彥文由默不見經傳的人物立時成為了“三人間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對吳宓的求愛，仍是不願就範。吳宓毫不氣餒。對毛彥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為了一場愛情的馬拉松，中間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於在30年代的上海灘，他們的故事成了小報津津樂道的話題。
吳宓的鍥而不捨最終打動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裡，總是喜歡被愛的，毛彥文亦不能免俗。可是，兩人的愛情未因來之不易而最終瓜熟蒂落。吳宓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保守與浪漫、新派和舊派居然會對立地存在著。當毛彥文心儀於他，準備談婚論嫁時，吳宓卻生出了一絲隱憂，既想和毛彥文成為夫妻，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讓吳宓徬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吳宓赴巴黎進行學術交流。他一反以前溫情脈脈的樣子，將電報拍到美國，措辭強硬地令毛彥文放棄學業，迅速趕往歐洲，與之完婚，否則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動輒向毛彥文發出最後通牒，用語十分惡毒。與此同時，據傳說他還寫信回國，向一位叫賢的女人示愛，同時又與一位金發女郎打得火熱。
毛彥文來了巴黎，吳宓又不想結婚了，改為訂婚。滿腔熱情而來的毛彥文大為狼狽，原來是對方費盡心機追求她，現在她鬆口了，對方又變了卦。毛彥文哭著說：“你總該為我想想，我一個30多歲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出發點即是錯誤？”
吳宓不為所動，冷靜地說：“人時常受時空限制，心情改變，未有自主，無可如何。”對此，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個“用情失地”。饒有興味的是，吳宓在此期間，卻對小報上炒得沸沸揚揚的魯迅、許廣平之戀陡生艷羨，他說：“許廣平夫人，乃一能乾而細心之女子，善窺魯迅之喜怒哀樂，而應付如式，即使魯迅喜悅，亦甘受指揮。云云。嗚呼，宓之所需何以異此？而宓之實際更勝過魯迅多多，乃一生曾無美滿之遇合，安得女子為許廣平哉？念此悲傷。”
這次巴黎論婚作罷後，吳宓與毛彥文從歐洲歸來。毛彥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吳宓迎娶。 1933年8月，吳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繼續討論是否結婚。友人勸他別老玩愛情遊戲，此次南下必須弄個老婆回來。結果又是兩頭落空，毛覺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調，說她準備做老姑娘，盡力教書積錢，領養個小女孩，“歸家與女孩玩笑對話，又善為打扮，推小車步行公園中，以為樂”。天真的吳宓並未察覺出這番話中的潛台詞，他大約覺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舊熱衷於自己的多角戀愛。毛彥文一氣之下，嫁給了熊希齡。吳宓沒想到會有這步棋，毛的嫁人，讓他覺得自己有一種遭遺棄的感覺，同時也很內疚，認定毛是賭氣，自暴自棄，不得已而嫁人。很長時間裡，吳宓都沒辦法確定自己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負情郎，還是被負情的痴心漢，兩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麼說，毛是他一生最鍾愛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覺到珍貴。毛彥文結婚以後，特別是三年後熊希齡病故，吳宓一直糾纏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時也是真心懺悔。
1999年，台島內掀起一股“吳宓熱”。已是102歲高齡的毛彥文，並未因時光的流逝而沖淡她對吳宓負情的怨恨，她說，自己從未愛過吳宓。倘使吳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