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1892.11.3—1982.25），漢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生於天津。他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趙元任興趣廣泛，樂於求知，勇於創新，涉獵語言、方言、音樂、數學、天文、哲學等諸多領域，而且能夠在每一個領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以融會古今、貫通中西的廣博學識和新穎精湛的學術思想以及嚴謹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始了現代方言學研究領域的全新局面，成為開風氣之先的現代語言學大師。
趙元任自幼就流露出對一切新鮮事物的敏感，也因之有了廣泛的興趣愛好。他凡事都喜歡琢磨，是那種一琢磨起來就忘了世界的人。少年時，他在語言方面的天賦就逐漸開始嶄露頭角。趙元任對新的事物有著近乎狂熱的追求，正是他對真理的渴求、探索和追求新事物的性格奠定了他卓越的一生。
趙元任6歲時，他的祖父正在做冀州直隸州的知州，那時出現了月全食。大家拿著鍋、桶子等器物，乒乒乓乓地打，好把吃月亮的天狗嚇倒再把月亮吐出來。當地方官的，穿起官袍一次一次地行禮，外頭掛著許多旗子、幔子之類的東西，像過年似的那麼熱鬧。而小趙元任的興趣卻是觀看月亮，他發現那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儿。那月牙儿越變越小，後來小到應該沒了的時候，卻出乎自己的預料，反倒變成了個紅紅的一個大圓盤的月亮。他很想知道為什麼是這樣，但是那時候沒有人能夠解答他的疑問。從此他養成了觀看天象的習慣，對天文的興趣成了他一生的嗜好，後來他上大學選修了天文學課程，考試成績獲得了100分。
除了自然現象，趙元任從小還表現出對科學的興趣，喜歡自己琢磨，自己動手試驗。 6歲時，有人送給他一個三寸放大鏡，他竟完全靠自己琢磨而發現放大、倒影、陽光下聚焦取火的幾種功能，並自己用透鏡組裝瞭望遠鏡和顯微鏡。
童年的趙元任對一切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充滿了求知的渴望。童年的他不曾想到，對於方言的興趣——他自己後來回憶說是為了“好玩兒”，竟會成為他一生的事業。
趙元任的第一位私塾老師陸軻軒反對讀書不求甚解，經常講解課文生字，使學生盡可能多理解，在他的教育下，趙元任養成了好問求解的好習慣。
14歲，趙元任又回到了常州，入讀溪山的一家私立學校，開始接觸現代科學知識。他開始走出私塾的狹窄圈子，不僅學習了科學知識，系統地學習了英文，還參加了豐富多彩的課餘活動。他自己把這一年稱為身心發展的轉折點。
從15歲到18歲，趙元任第一次離家到南京的江南高等學堂預科學習。這一時期，他學習勤奮，興趣也更加廣泛，經常自己做科學實驗，天文學知識也不斷得到豐富，對觀察彗星越發有興趣。他還選修了德文。在南京學習期間，他學會了福州話——年輕的趙元任已經逐漸顯露出他的語言天才。憑著中小學時期的勤奮學習和自己的天賦，他3年預科未讀完，就到北京準備報考清華的留學官費生。為了應付考試，他在考試前自修了拉丁文。 1910年7月21日，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趙元任以優異的成績名列第二。
趙元任後來回憶說：“心理學家說，一個人的性格在早年便已形成，或許在學習說話之前。我並非心理學者，可是據我記憶，在我第二個9年當中，我自己以及圍繞我四周的人們，改變得較我一生其他時期都要多。”
留學美國，對趙元任性格的形成及一生的道路選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的出國是由中國當時特定的社會文化走向（中西文化撞擊產生的學習西方的潮流）和他對真理的渴求、探索及追求新事物的性格決定的。
在留學期間，趙元任仍然保持著自己廣泛的興趣，並且集中發展了適合自己的幾項，如語言、音樂、天文等。留美10年，是他的知識飛速增長的10年，更是他的性格開始發生變化並且日趨成熟的10年。他敏於創新的性格使他在一些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到達美國後，趙元任進入康奈爾大學，集中精力學習數學與物理，但他仍然保持了自己廣泛的興趣，尤其喜歡自己琢磨。
由於對中國各地方言頗有興趣，他與同宿舍的胡明復互相學習方言，並在修畢康奈爾需要的語文學分後，又主動從賓州史克蘭頓城的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文。當時正值世界語運動的初期，趙元任成了“世界語俱樂部”的積極分子。他在學校裡選修了戴維森教授的語音學課程，學習了國際音標和比較系統的現代語音學理論知識，這給他後來的方言調查和語言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他對哲學的興趣也不小。在康奈爾第一年，他的興趣就從數學轉移到哲學。他喜歡羅素，在課外閱讀了很多羅素的著作，他在日記裡曾說羅素的《哲學論文集》與他的想法很符合。
他4年的學習成績極其優異，數學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9分，天文學得的也是100分。據說，他這兩門功課的成績是康奈爾大學歷史上保持了好幾年的平均成績的最高記錄。 1914年夏天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趙元任在留美期間的出色表現，不僅得到了學校老師的好評，也深得留美同學羨慕佩服。同在康奈爾大學的胡適，在他的留美日記中有七處關於趙元任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他提到了趙元任的學習成績、音樂天分、廣泛的興趣愛好、在語言上的天賦以及他“元任辨音最精細，吾萬不能及”的感慨。他對才華橫溢的趙元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以後的歷史證明這些評價都是很準確的。
1915年以後，趙元任一直在考慮學成回國做什麼，自己最適合做什麼的問題。他時常和同學討論中國語言的問題。他覺得自己也許適合研究中國語言問題，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許是國際語言、中國語言、中國音樂和認識論家。
在1916年元月的日記中他寫道：“我大概是個天生的語言學家、數學家或音樂家。”在他的日記中，他也曾表示“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從他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他對自己未來的思考，以及興趣的偏好。在當時來說，從事語言研究是一種比較冷清的專業，而趙元任卻想要向這個領域發展，充分顯示出他的不畏艱險、勇於創新的精神。
有一次，趙元任的女兒問他為什麼會研究語言學，他幽默地對女兒說，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然而，“好玩兒”的背後寓意深刻。世界上很多大科學家研究某種現象和理論時，他們常常認為是為了好玩。趙元任小時候練習說切口和反切口，是為了好玩；他擅長“說倒話”，並且常常在公眾面前表演“說倒話”，也是為了“好玩兒”！
“好玩兒”意味著有趣味，有興趣就有意思。趙元任所說的“好玩兒”可以用《最後五分鐘（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的序文裡的幾句話來做註腳。趙元任說，他翻譯這個戲，用國語羅馬字寫出劇本，基於三種“興趣”——三重“好玩兒”：第一種興趣是對國語羅馬字的興趣，即宣傳（國語羅馬字）的興趣；第二種是對中國語調的興趣，即研究學術的興趣；最後一種是對於話劇的興趣，即藝術的興趣。
趙元任曾寫道：“我對於藝術的興趣彷彿是男人對女人的愛，熱就熱到出火苗兒的程度。可是熱度減了的時候，好像就是離開了伊，也能夠過似的；回頭又想念伊起來，可是又覺得沒有伊，我的生活全沒有光彩似的了。”這裡說的“興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好玩兒”。好玩兒，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譁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而是興趣使然。
趙元任是傳統和現代並重的方言學家。他的方言研究繼承了中國傳統方言學的精華，又開創了以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新領域。
1927年，趙元任開始第一次系統的漢語方言調查。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在用吳語說話的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記錄了吳語區33個地方的方言。他的調查工作十分科學、精細、認真。
1928年，這次調查的研究成果《現代吳語的研究》由清華學校研究院印發出版。這部巨著的問世在漢語方言研究歷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是現代漢語方言學誕生的標誌。在此之前中國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學著作，而此後出現的方言學著作，都沿著它開闢的道路前進發展。它奠定了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基礎，開創了科學化研究漢語方言的新道路。
趙元任全面細緻的方言調查研究為中國的現代漢語方言學的創立、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充分的基礎，也為他自己成為博大精深的語言學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趙元任認為，調查記音是語言研究準備工作之首。他說：“用表格用錄音器做系統的調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處學說各種話當然又是一回事。”
1946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校200週年紀念會上，趙元任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頌語這樣稱讚他：“他是自己國家多種方言的學者和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成果幫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國語言、中國人民的思想和理想。”1970年，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授予趙元任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介紹他的成就時說：“趙教授創造性地和精巧地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系統地研究現代和經典的中國語言。”
趙元任自幼便對各種方言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顯示出超凡的語言能力。他還沒滿12歲就已經會說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蘇州等多種方言。不僅如此，在蘇州他還跟表哥學會了用反切說話，還學會了用倒轉反切說話，就連熟悉反切說話的人也不容易識破聽懂。在美國唸書以及回國工作期間又跟同學、朋友學會了無錫話、南京話、揚州話、上海話、安徽話、湖南話、湖北話、廣州話、福州話等。直至1959年，在近60歲的時候到台灣講學，又學會了複雜難懂的閩南話。胡適在1922年為趙元任作的《國語留聲片》序言中寫道：“他有幾種特別天才，一、他是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國語言之外還懂得許多中國方言。他學方言的天才確實很驚異的……二、他又是一個天生的音樂家。他在音樂上的創作，曾經得到美國音樂家的讚賞……我們只知道他有兩隻特別精細的音樂耳朵能夠辨別那極細微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種種發音上的區別；他又有一副最會模仿的發聲器官，能夠模仿那極困難的、普通人多學不會的種種聲音。三、他又是一個科學的語言學者。僅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夠用的，那樣不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口技家'罷了。然而趙元任依著他的天才的引誘，用他的餘力去研究發音的學理；他在這裡面的成就是很高深的。因此無論怎麼雜亂沒有條例的對象，到了他手裡，都成了有系統的分類，都成了有線索的變遷。”
趙元任從前小時候在家裡說的是北方話，但是家里人請的教書先生都用南方（常州）音讀書。因此，趙元任就得了一種牢不可破的聯想：凡是白話都是應該用北方音說，凡是文言都應該用南方音讀，好像文言是南方的特性似的。因此，南方（常州）人吟詩的腔調，也成為他的歌曲中民族音調的重要來源。例如《聽雨》和《瓶花》前半部分的旋律，都是按照常州人吟誦七絕的音調進行藝術加工的。 《聽雨》採用仄聲韻七絕的吟詩調，而《瓶花》則採用平聲韻七絕的吟詩調。趙先生說他所聽到的這種吟詩調差不多處處都是一樣的。的確，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的七言絕句，不管是“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劉禹錫《烏衣巷》），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賀知章《回鄉偶書》），都可以用《瓶花》第一部分的旋律來唱。
趙元任的早期愛國歌曲《盡力中華》，是利用傳統音調推陳出新很有創造性的一例。這首歌曲唱的是“焰口調”。童年時代的趙元任住在無錫鄉下，經常有喪事人家請和尚到家裡去“拜懺”三天，“追薦”死者；其中有一天做的法事，白天是“齋王”，晚上是“施食”。施食時搭起高台，老法師和眾和尚坐在台上，念念有詞，唱著一個小孩子們很喜歡聽的曲調，呼喚四方餓鬼“來受甘露味”。這個很好聽的曲調就叫“焰口調”——“焰口”是佛經中餓鬼的名稱。後來他進了小學，老師教他們唱《盡力中華》，唱到“啊中華，啊中華”時，小趙元任覺得這個曲調似曾相識，感到十分親切，所以特別愛唱這首歌。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帶有神秘氣息的曲調，竟能和“聽我們同唱中華”的愛國歌詞配合得天衣無縫，絲絲入扣。
在音樂上有絕好聽力的說法，趙元任大概就是有絕好聽力的人。有一次他到西湖遊玩，忽然看見湖上有個木魚店。這個店開設在湖上，趙元任忽發雅興，棹了一葉輕舟，到店裡去選購。他左敲敲，右敲敲，不一時選了十來個。只見他一手持一根木魚槌，竟敲出宮、商、角、徽、羽諸般聲調。他兩手互擊，揮灑如意。一曲奏終，竟是當時很流行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趙元任在音樂領域的主要成就表現在音樂作品及音樂理論方面。在大學期間，他就開始創作曲子。 “五四”時期，趙元任創作了大量的新音樂作品，他和陳田鶴等人給當時的新詩歌配以新音樂，使音樂作品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把中國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趙元任音樂作品中音樂界評價最高的是他在“五四”時期創作的《新詩歌集》，《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趙元任試圖把民族風格與西洋音樂技巧結合起來，他大膽的探索，為現代音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的音樂創作，得到音樂界的高度評價，蕭友梅在介紹趙元任《新詩歌集》時稱其是10多年來最有價值的作品，趙元任是中國的舒伯特，說這種舒伯特派的藝術歌曲“替我音樂界開了—個新紀元”。
趙元任提出的建設中國現代音樂的理論，事實已經證明是正確的：簡譜、五線譜早已代替了工尺譜；ABCDEFG也早已代替了五音的說法；和聲以及許多西洋音樂的作曲技巧已經在中國民族音樂中廣泛運用。西洋音樂與中國音樂的結合，給中國民族音樂走向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
趙元任在音樂方面的活動大部分是業餘的，但是由於他的音樂創作緊隨時代前進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來一代要科學、要民主、要改革的社會進步人士的思想感情，因此很有影響。趙元任極富創新的性格，在音樂的理論和作品方面也打下了他創新的深刻烙印。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出自於趙元任門下。當時趙元任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並列為清華四大導師。王力1926年夏考入國學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學只有他跟趙元任學習語言學。他對趙元任的音韻學課十分感興趣。受趙元任影響，後來他去法國學習語言學。王力的論文《中國古文法》，梁啟超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寫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的評語。趙元任卻專找王力論文中的毛病。王力的論文中在談到“反照句”和“綱目句”時，加上了“反照句、綱目句，在西文中罕見”的附言。趙元任看到這個附言後給瞭如下批語：“刪附言！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在趙元任看來，絕對不可以根據看過的部分材料就輕易地下結論。
王力當時雖然採納了導師的意見，但是對“言有易，言無難”的深刻含義並沒有深刻領悟。不久，他又寫了一篇題目為《兩粵音說》的論文，趙元任把這篇論文推薦發表在《清華學報》上。文中說廣州話沒有撮口呼。當時趙元任還沒調查過廣州話，沒有把握斷定有無，但他仍然記著這件事。 1928年趙先生到廣州進行了方言調查，發現廣州話沒有撮口呼的結論是錯誤的，立刻給在法國學語言學的王力寫了一封信，信中以“雪”字為例，證明《兩粵音說》的錯誤。王力至此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個字的含義，並從此將趙元任的六字批語作為座右銘。
一天晚上，陳寅恪、吳宓與趙元任夫婦閒談，趙元任忽然問吳宓：“雨僧，你怎麼老是叫陳寅ke是陳寅que？”吳宓非常詫異，反問道：“大家都叫他寅que，難道不對嗎？”陳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麼念，我也沒辦法。”趙元任嚴肅地說；“總要有個標準。這個字就是該念ke，我是在民國十三年才發現寅恪自己拼寫德文，寫作YinkoTshen的。寅恪是謙謙君子，不好意思糾正別人。但是我是喜歡咬文嚼字的。這個字念錯了，以訛傳訛，可不得了。”
陳寅恪的“恪”字，的確應該念ke而不是que，只是因為陳寅恪的江西口音比較重，所以不少人都跟著他錯了。王國維和趙元任都喜歡音韻學，兩人早年都曾熟讀《說文解字》。王國維曾說，識字自《說文》始。要成為大學者，沒有哪個不用心鑽研的，這正是他們能做大學問的基礎。
在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畢業前夕，趙元任與同校的中國留學生胡適、胡明復等人籌劃成立中國科學社，並創辦了《科學》月刊。月刊於1915年1月正式出版，這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技學術刊物。趙元任在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和音樂作品《和平進行曲》。 1915年10月，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任鴻雋任會長，趙元任擔任書記。這個社團後來發展成為組織完善的科學社，當大多數活躍分子畢業歸國之後，科學社遷到上海，一直辦到1950年。為了出版《科學》會刊，會員們要用從獎學金中節省錢，來支持這個刊物。有一段時間，趙元任只能以湯和蘋果餅作午餐以節省更多的錢，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症。
1915年趙元任獲得了哈佛大學喬治與馬莎·德貝哲學獎學金，到哈佛大學開始了為期3年的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緊張學習生活。在哈佛研究院的日子裡，趙元任繼續研究語言學，他選修了《言語學入門》，還選修了梵語。這時他養成了一種漫步思考問題的習慣，經常邊走路邊思考問題，甚至路遇熟人也看不見，看起來像個心不在焉的教授，因此獲得了“Prof.”的外號。此外，他還經常到麻省理工學院聽中國朋友講方言，並向他們學習。
1918年5月份，趙元任獲得了哈佛謝爾登博士後旅行研究獎學金，到芝加哥和加州的柏克萊繼續深造和研究。後來轉移到加州，健康狀況開始好轉，但是診斷證明他患了胃下垂。這一時期，趙元任在病理、心理和生理方面時常出現不安與波動。經過反复思考，他決定回母校——清華教物理。
趙元任在大學讀書時選修的課程很廣泛，並且他學一門，鑽一門，精一門，並不因為是選修課就馬虎敷衍。他選修德語課，課外他還通過函授學習語法。法語函授採用“聽——說”的教學方法，作業通過錄音寄給老師聽並由老師糾正。他非常欣賞這種教學方法。於是他採用自己跟讀私塾時的方法，大聲朗誦和背課文，最後他的考試成績獲得“優”。
1920年下半年，羅素來華講學，由於羅素講學涉及到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等多門知識，一般人很難勝任翻譯工作，所以學術界名流蔡元培、丁文江等人都出面與清華學校當時的負責人金邦正交涉要“借”趙元任擔任羅素的翻譯。校長同意讓王賡代課，趙元任得以陪同羅素到各地去講學。一路上他又學會了幾種方言。每到一個地方，他就用當地方言把羅素的話翻譯出來，羅素非常滿意。趙元任與羅素因此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1922年春季開學後，趙元任在哈佛大學開設了中國語言課。他以前曾經開過數學、物理、哲學、心理學等課程，在國外開設中國語言課還是第一次。考慮到通過認識方塊漢字來學習中文及語言，自然是一種正規經典式辦法，但是需要的時間很長，對於外國人尤其困難。他將自己學習語言時“目見不如耳聞，耳聞不如口讀”的方法，貫徹於他教授外國學生學習中國語言的過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4歲那年，趙元任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在日記上記載說：“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後來這個婚約終於解除，“我和這個女孩訂婚10多年，最後我終於得到自由。”
1921年，32歲的醫學博士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二人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格言亭——當年定情的地方照張相，再向有關親友發了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徵請到家中，然後楊步偉親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他們倆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然後，趙元任和楊步偉將格言亭的照片和結婚通知書一起寄給親友，一共寄了400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他們說：“趙元任博士和楊步偉女醫士十分恭敬地對朋友們和親戚們送呈這份臨時的通知書，告訴諸位，他們兩人在這信未到之先，已經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點鐘，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在北京自主結婚。”並且聲明：“除了兩個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給中國科學社。”在結婚書上定的結婚時間，他們其實是正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胡適回憶那晚寫的話：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言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討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湘姊朱徵的號）小姐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和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註釋的，像禮物一樣，精緻地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那晚，我們在精緻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飯後，元任取出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意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後來趙元任問羅素先生，我們的結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威斯康星州威廉斯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接到了趙元任的英文通知書，就貼在天文台的佈告牌上，讓他的同事們看1921年6月1日下午3點鐘東經120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何種天文現象。於是趙元任楊步偉的結婚成了一種“天文現象”。
趙元任是一個地道的文人。 “天性純厚，道德風采，有修養，對人和藹可親，從不與人爭長短，語言風趣”，是謙謙君子。楊步偉言行卻具男性的雄風，“天性豪爽而果斷，思想靈敏，心直口快，無話不說”。其慷慨正直、熱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趙元任夫婦銀婚紀念日（25週年），胡適是趙元任夫婦的證婚人，這天卻因故沒能親臨祝賀，寄來賀詩一首（《賀銀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新娘欠我香香禮，記得還時要利錢。”
1961年，在他倆結婚40週年紀念會上，有人將趙元任做學問的求實精神比之的唐僧玄奘，說玄奘之所以能成功，應歸功於觀世音菩薩的保護，楊步偉就是趙元任的觀世音菩薩。趙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貢獻，的確也是與楊步偉的幫助和鼓勵分不開的。 1973年6月，他們伉儷作了一次闊別故土後的首次大陸游。週總理、郭沫若、竺可楨等接見了他們。在受到周恩來長達3小時的親切接見時，楊步偉竟充當了主要角色。趙元任對周總理詼諧地說：“她既是我的內務部長，又是我的外交部長。”
1971年6月1日是趙元任夫婦的金婚紀念日（50週年），二人又各寫《金婚詩》一首，押胡適《賀銀婚》原來的韻。楊步偉女士寫：“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因緣。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意思說：為了老公，我今生沒有完成醫師的行業；到下一輩子投胎的時候，該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團圓還我的事業！）趙元任的答詞是：“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趙元任號稱怕老婆，楊步偉說：“夫婦倆爭辯起來，要是兩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時候，那總是我贏！”趙元任有自知之明：從來不跟老婆爭高低。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