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張廢除漢字。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前驅者中，錢玄同可說是一員驍將，一位急先鋒。他雖然並不是發難者，但卻最早給發難者以強有力的支持。 1917年初，當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錢玄同立即在該刊2卷6號發表《通信》作為聲援，內云：“頃見5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闢……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此後，錢玄同又發表了《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應加標點符號，數目字可改用阿拉伯號碼，凡紀年盡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紀年，書寫方式“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移”等主張。錢玄同的助陣，使陳獨秀、胡適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陳獨秀對錢玄同的“崇論宏議”表示“欽佩莫名”。他在復錢玄同信中說：“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胡適說，錢玄同對他的賞識使他“受寵若驚”，“自信心更強了”；又說，“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錢玄同將“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確定為文學革命的對象，擊中了當時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選》所選駢體文的舊派文人的要害。錢玄同認為：“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實事，刪割他人名號，去遷就他的文章對偶，打開《文選》看，這種拙劣惡濫的文章，觸目皆是。直至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為千古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的文妖。”可見，錢玄同是從更新文學觀念和促使文章發展與時代發展步調一致的角度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
在文學革命的大旗樹立之初，舊文人們採取了漠視不屑的態度，一時間沒人出來叫陣論戰。因此，新文化人必須採取對策，引蛇出洞。正如魯迅所言：“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沒人來贊同，而且也還沒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於是乎，經過商議，由錢玄同演“黃蓋”，劉半農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舊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計”。在《新青年》第4卷3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站在舊文人立場上，如同作策論一般，羅織了許多有關新文學的罪狀，以尖刻叫囂的筆調，大放厥詞地把新文人教訓了一通。而劉半農立即回長信一封，借清新簡練的筆鋒，將王文中的觀點駁得體無完膚，並且稱舊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漢，又要請聖旨，豎牌坊的爛污寡婦”，既無氣魄，也無意境，卻處處掩飾，不許新文人露鋒芒。他們的眼光又好似“鄉下老媽子，死抱了一件紅大布的嫁時棉襖，說它是世界間最美的衣服，卻沒有見過綾羅錦繡的面”，將舊文人之醜態刻畫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真可謂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等文章，措辭激越，議論精警，可以說是招招戳到舊文人痛處，讓他們看了，不把他們鼻子氣歪才怪呢！
果然，沒過多久，舊文人陣中大將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報》上寫了一篇文言小說《荊生》，咬牙切齒地影射攻擊了《新青年》的幾位主要人物。其中當然便少不了“形友實敵”的錢玄同。在小說裡，林琴南塑造了一個浙江文人金心異，金對錢，心對玄，而異對同，實際上就是暗指錢玄同。在林的筆下，金心異嗜財如命，常常“為傷天害理之言”，並且目光短淺，畏首畏尾，被所謂的“偉丈夫”荊生將軍所鎮壓。可以說，小說裡充斥著人身攻擊與衛道謬論，透露出林仇視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這也恰好說明封建頑固勢力在理論和道義上已是無力還手，只能求助於謾罵和影射攻擊，做最後的絕望掙扎，不過是困獸般的哀鳴罷了。
也就是自此之後，新文化派人士無論在氣勢上，還是在學理上，都已經明顯處於壓倒性優勢，錢玄同和劉半農於此間的努力功不可沒。
作為文學革命的聲援者和吶喊者，錢玄同並不兼事創作，一生未做過一首新體詩。但是，錢玄同卻有很深的文學造詣。早在清末留學時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辦《教育今語雜誌》，用白話文撰寫論文。坊間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一書，文章多出自錢玄同手筆。歸國後他又在浙江辦過《通俗白話報》。第一篇近於白話的論學書，就是錢玄同與陳獨秀在《新青年》3卷6號發表的通信。 《新青年》雜誌從4卷1號起刊登白話文章，使用標點符號，也是錢玄同宣傳、鼓動、爭取的結果。此後，錢玄同用白話撰寫了大批雜文，對守舊文人和封建遺老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他的文風慷慨豪放，有如長風穿谷、奔流擊石，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有較高建樹。
在廢棄文言文、採用白話文的運動中，錢玄同則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動者。作為海內知名的文字學家，錢玄同在改革漢字方面居功甚偉。 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對文學芻議的反應》，激烈反對作文“用典”，倡導不用典的胡適主張“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但錢玄同走得更遠，他說：“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他還主張改革書寫格式，提倡用標點符號，還採用和西方書寫方式相同的左起橫寫的書寫習慣，這一主張率先在《新青年》雜誌得到應用。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在《錢玄同先生傳》一文中說：“《新青年》用新式標點符號，是從民國七年（1918年）4卷1號起的，這是中國直行漢字而用標點符號排印的第一本書，出版時，許多人一見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對這一成就，曾公允地評價說，這結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當時不少學者都激烈偏執，但像錢玄同這麼極端，還真不多見。他自號“疑古玄同”，對過去的大師，常持堅決否定態度。作為古文派大師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錢玄同受老師影響，有非常高的古文經學造詣，然而他後來也拜今文經學大師崔適為師，並自稱“乃始專宗今文”。實事求是地說，對於古文和今文，錢玄同都是背離師門的逆徒。 20世紀20年代初，錢玄同和大學剛畢業的顧頡剛討論今古文，以上的故事舉例，說明他們這一代學人治學應該有的態度。書生桑生先後接納了兩名女子，這兩個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擊，一個說對方是鬼，一個說對方是狐，桑生起初以為她們只是妒忌，說著玩玩，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發現她們果然是鬼是狐，事實證明兩個女人說得都對。這個故事正好可以用來面對今古文之爭，今文學家說古文經過劉歆偽造，說得是對的；古文學家說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對的。因此，現代學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學家的觀點來批評今文學家，用今文學家的觀點批評古文學家，從相互指責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錢玄同的舊學十分了得，像他這樣的弟子，做老師的想恨都恨不起來。他提倡廢除古文，甚至要廢除漢字，不是因為自己不行，而是為了要讓後人學起來方便，是純粹為後人著想。錢玄同能寫一手漂亮的隸書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寫章太炎的《小學問答》刻印出版，這事遭到了魯迅的指責，認為像他這樣激烈的人，不該這樣復古。
錢玄同不僅呼籲提倡白話文，簡化漢字，他還提倡世界語，因他的提議，北京大學一度還真的設立了研究世界語的研究機構。世界語的未來雖然至今還不好說，但世界越來越呈現出需要通用語言的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錢玄同絕對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學者。
錢玄同曾說：“我所愛的中國是歐化的中國！”這很容易使錢玄同被誤認為是一個崇洋媚外的傢伙，但這顯然不是事實，否則就不能理解錢玄同晚年的抗日行為。實際上，錢玄同不是當時普通的“全盤西化”論者，他對“歐化”有自己獨特的解釋：“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化，非歐洲人所私有，不過歐洲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之內趕上。”他認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顧右盼，就一定能趕上這位大哥，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和他們並轡前驅，笑語徐行”了。從這我們可以看出，錢玄同激烈的反傳統行為，其實是對當時祖國的落後和混亂怒其不爭，因愛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應。
催生始末
錢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時，也在為該雜誌尋求合適、優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會忘記在東京的同窗好友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兩兄弟，認為他們是國內少有的文學人才。錢玄同經常到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勸說周氏兄弟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來，而其兄魯迅卻遲遲沒有動手。錢玄同做事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為能約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厭其煩經常拜訪他們。他與魯迅又都十分健談，常常是下午四五點鐘開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點方散，中間的晚飯也從未使他們的談話中斷。
一天，錢玄同穿著長衫拎著一隻黑色皮包來到紹興會館，看到魯迅正在屋裡埋頭抄錄古碑，便不解地問：
“你抄這些碑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它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在錢玄同一再催促下，魯迅終於鬆口了。 “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從此以後，一發而不可收……”（《吶喊·自序》）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也作了證實：“……魯迅個人，從前那麼隱默，現在卻動手寫起小說來，他明說是由於金心異的勸駕，這也是複闢以後的事情。”“這篇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於文學革命了。”
“五四”時期，魯迅與錢玄同過從甚密，不僅常常一起吃飯喝酒聊天，還經常書信往返。據沈尹默回憶，當年魯、錢二人在一起高談闊論，常常佔據了說話的中心，別人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沒有插嘴的餘地。魯迅在日本時曾給錢玄同起了個“爬來爬去”的綽號，簡稱“爬翁”，錢玄同也給魯迅起了個“貓頭鷹”的綽號，可見兩人關係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這樣一對朋友，後來卻因種種原因逐漸疏遠了。
思想上的分野是他們彼此疏遠的主要原因。 “五四”以後，錢玄同鑽入了當年自己所反對的故紙堆中，滿足於當文字學家和音韻學家，潛心做學問，當年的戰鬥激情漸漸消失了。 1924年《語絲》創刊，雖然錢玄同、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都是創辦人，但同人聚會時魯迅卻很少參加。魯迅對錢玄同的不滿主要是因為“他們已忘記了《新青年》時代的精神而成了學者了”。等到1926年魯迅南下廈門時，二人關係已經十分疏遠。
1927年9月12日，錢玄同40歲生日，他的幾個朋友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人準備在《語絲》上為他編一本“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以文人獨特的方式為他祝壽，此事幾乎弄假成真。這顯然屬於文人的雅玩。魯迅認為這種名士作派十分無聊，非常反感，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很不合時宜，便寫了一首《教授雜詠》加以諷刺：“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因為錢玄同身體肥胖，又曾發過“人過四十，便該槍斃”的怪論。魯迅對錢玄同的不滿已經躍然紙上。
錢玄同的老友黎錦熙說錢玄同確實署過“疑古玄同”，也印過這樣的名片，但錢玄同後來沒有承認。關於錢、魯在孔德學校的偶遇，黎錦熙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錢先生不悅，適有一客來，是錢先生最要好的而魯迅先生最不喜歡的，因此兩人更愣住了。不久魯迅匆匆離平，以後兩人就更無說話的機會了。”（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這多少透露了二人疏遠的某些信息。
錢玄同出身於清末一個舊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禮教頗多頗嚴。所以，他對三綱五常等舊禮教最痛恨，反對也最堅決，激烈的言論很多，是一個敢於向舊禮教宣戰的先鋒大將。但是，他自己卻是一個極守禮法的人。
錢玄同出生時，父親已62歲，哥哥已34歲，父兄對他管教甚嚴。他少年時父母雙亡，一直跟隨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於兄長。他對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陰曆年必攜妻、兒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錢玄同到晚年，已80高齡的嫂子編著關於清代閨媛詩文，他親自去複印、校對，並為此書編了一個依“廣韻”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對與自己年齡相差無幾的侄子們也十分友愛。
錢玄同反對包辦婚姻，主張自由戀愛。但他與由哥哥包辦的妻子徐琯貞關係非常和諧。妻子身體不好，他關心體貼，照顧周到。舊社會文人嫖娼、納妾都是平常事，錢玄同從不嫖娼，說“如此便對學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體不好為由勸他納妾，他嚴詞拒絕，說：“《新青年》主張一夫一妻，豈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還說：“三綱像三條麻繩，纏在我們的頭上，祖纏父，父纏子，子纏孫，一代代纏下去，纏了兩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纏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許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
章太炎是“五四”時期公認的國學大師，影響廣遠，桃李天下。其間分為門人、弟子和學生三種。據周作人稱，1932年章太炎北遊時，章門弟子印《章氏叢書續編》，共有14人參加，大約算是章太炎認可的弟子，其中最受章太炎器重的一個是黃侃，另一個便是錢玄同。 “弟子中自然當以黃季剛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說到真是敬愛老師的還須以錢玄同為最，雖然太炎曾經戲封他為翼王，因為他'造過反'，即是反對古文與漢字。”（周作人《瑣憶錢玄同》）
錢玄同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章太炎的。錢玄同1906年赴日留學，當時章太炎流亡日本，在東京創辦同盟會機關報，錢玄同在《民報》社結識章太炎，因為此前就讀過章太炎的文章，對章太炎極為佩服，遂對章執弟子禮。據周作人回憶：“錢玄同從太炎先生聽講，最初是在東京大成中學的國學講習所，後來在《民報》社特別聽講《說文》，有時便留下不走，與太炎'抵足而眠'，徹夜談論文字問題，結果逼得先生承認寫字非用篆字不可。”可見章、錢師生關係十分親密，第二年在章太炎介紹下錢玄同加入同盟會，不久為反清，給自己取名夏，意“中匡之人也”。
人本事大了，難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幾位弟子，老實說脾氣都不小，擱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黃侃和幾位鬧文學革命的師弟鬥氣。 20世紀30年代初，章太炎帶著黃侃到北京講學，錢玄同對老師畢恭畢敬、小心翼翼，對師兄卻根本不買賬。有一天，在章太炎住處，黃侃開玩笑地對錢玄同說：“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啊！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麼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地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錢玄同頓時翻臉，拍著桌子厲聲說：“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賬！”章太炎聞聲趕來，哈哈大笑，排解說不許再爭什麼注音白話文，都給我念日語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顯，想想當年在日本一起學習的同門之誼，有什麼好吵的。
錢玄同與黃侃雖同出章門，但志趣並不一致。回國後，錢玄同參加了新文化運動，主張白話文，與黃侃分道揚鑣。一次，黃侃在一本雜誌上填了一首詞《北海懷古》，其中有：“故國頹陽，壞宮芳草，秋燕似客誰依？笳咽嚴城，漏停高閣，何年翠輦重歸？”同人認為這首詞有點“遺老”“遺少”的味道，流露出複闢的意思。錢玄同對此有不同看法，為此寫了一篇隨感錄：“我知道這位某先生當初做革命黨，的確是真心的；但是現在也的確沒有變節。不過他的眼界很高，對於一般創造民國的人，總不能滿意，常常要譏刺他們。”文章並未點黃侃名，還有替黃侃辨析的意思，黃侃看到後仍大怒不已，罵他們連詞都看不通。錢、黃早年關係很好，也互相尊重，在音韻學方面合作也很成功，但“黃侃的脾氣比較乖僻，有時說話隨便，甚至在課堂上罵街。錢玄同雖然個性也很強，但和黃的性情、思想很不一樣，兩人'時有違言'（錢玄同語）”。
1926年，錢玄同因妻子患重病，請假半年，請黃侃來師大國文系任教授。當時系主任是吳承仕先生，吳承仕也是章門弟子。吳、黃二人相處並不融洽，一次黃侃在課堂亂說話，女學生很有意見，吳承仕向他委婉指出了，黃侃與吳承仕遂生衝突，黃侃憤而寫了一首詩諷刺，其中二句是“芳湖聯蜀黨，浙派起錢瘋”，錢瘋即指錢玄同。當初在日本留學時，黃侃曾戲稱錢玄同為“錢二瘋子”。黃、吳吵架，居然捎上了錢玄同，這正是黃侃性格乖僻的地方。
據說黃侃去世後，《立報》曾刊登了一篇《黃侃遺事》，上面一則《錢玄同講義是他一泡尿》，中間有一段文字：“黃以國學名海內，亦以罵人名海內，舉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錢玄同先生與黃同師章氏，同在北大國文系教書，而黃亦最瞧錢不起，嘗於課堂上對學生曰，汝等知錢某一冊文字學講義從何而來？蓋由余溲一泡尿得來也。當日錢與餘居東京時，時相過從。一日彼至餘處，餘因小便離室，回則一冊筆記不見。餘料必錢攜去。詢之錢不認可。今其講義，則完全系餘筆記中文字，尚能賴乎？是餘一尿，大有造於錢某也。”此語北大國文系多知之，可謂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這篇文章寄給錢玄同，錢玄同复信說：“披翁（按：黃侃在舊同門中，別號為披肩公）軼事頗有趣，我也覺得這不是偽造的，雖然有些不甚符合，總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說拙著是撒尿時偷他的筆記所成的，我知道他說過，是我拜了他的門而得到的。夫拜門之與撒尿，蓋亦差不多的說法也。”（周作人《錢玄同的複古與反古》）黃侃恃才傲物，性格乖張，他有一句名言“八部書外皆狗屁”，經常“潑婦式罵街，特別是在講堂上尤其大放厥詞”，他“不但是章太炎門下的大弟子，乃是我們的大師兄，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比例，說起有些事來，著實令人不能恭維”。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
1935年10月8日，黃侃因縱酒過度死於南京量守廬，時年50歲，被認為是國學一大損失，章太炎更是慨嘆“天喪我也”！黃侃去世後，錢玄同並未因為二人之間過節而意氣用事，仍滿懷深情寫下一首輓聯：“小學本師傳，更細繹韻紐源流，黽勉求之，於古音獨明其真諦。文章宗六代，專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門遽喪此雋才。”可謂情真意切，也顯示了錢玄同寬以待人的胸襟。
錢玄同不僅在經學研究和新文化運動中敢於引領風氣，他在歷史研究和教書育人方面的標新立異也毫不遜色。
眾所周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史學領域崛起過一個新派別：古史辨派。該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顧頡剛和胡適，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就是錢玄同。該學派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假說，推翻了舊有的由“盤古開天”、“三皇五帝”往下說的舊曆史學說體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績。錢玄同毫無疑問是這一學派的肇端者，而這發源於他對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派的超越性思考。顧頡剛明確提及正是錢玄同的啟發，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學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部的辨偽。我和他已經一年多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使我精神上得著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復書……”這封复信，正是顧氏多年來蘊積於心中的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系統看法。後來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於胡適主持的《讀書雜誌》，正式向學術界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學說。可見，這一學說之所以能出現，錢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當顧文發表後，錢玄同還給予了大力支持，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態，稱該學說“精當絕倫”，由此激發了當時的史學大論戰。這一論戰的後果是很明顯的，至少，它瓦解了舊的史學系統，使中國的經、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見為準傳統，而只把經學和史學當成單純的學術來研究。
錢玄同在教學上極為重視引發學生的思考，而不重視學生的考試等技術問題。錢玄同曾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處任教，各校對這位大學者的這一“陋習”雖說無可奈何，但也各有對策。北京大學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質圖章，上書“及格”二字。錢玄同收到考卷後，即直接送到教務室，由教務室統一蓋上及格的圖章，而後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別記入學分檔案。
北大的寬容態度，使錢先生對自己的做法愈發地得意，竟向外四處推廣，及至他到燕京大學兼課時，仍舊照此辦理。不料此番他碰了個釘子：學校方面竟將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樣退回。錢先生登時也來了脾氣，毫不退讓，又將考卷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氣，警告錢先生，如再次拒絕判卷，將按照校紀對他進行懲罰，扣發相當數額的薪金。錢先生對此立即作書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從命，現將薪金全數奉還。”信內附鈔票若干。
這場官司的結局究竟如何，我們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錢玄同從不判卷的大名，卻從此在北京城內四處傳開。
錢玄同雖說在判卷方面架子極大，但說到治學求知，錢先生則是虛懷若谷，常常不恥下問，充分體現了一位著名學者嚴謹的治學風範。
錢玄同在北大講授的是音韻學。他口才流利，思維敏捷，講課時滔滔不絕，風趣詼諧，深受學生們的歡迎。但是，在一堂講授廣東音韻的課後，他竟收到了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的信，對他的講授提出了不同意見。
錢玄同認真地閱讀了李錫予的來信，認為李講得有道理。下次上課時，錢先生當眾宣讀了李的來信，他不僅表揚了李錫予，還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確實是不甚了解。同時，他還希望同學們都能獨立思考，對他講課中的不當之處，多多提出批評與糾正。錢玄同作為聞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恥下問，虛心向學生求教。他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深深地贏得了廣大師生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