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1886.4.3—1935.10.8），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初名喬鼐，後更名喬馨，最後改為侃，字季剛，又字季子，晚年自號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人。曾任教於國內多所名牌大學的黃侃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國學大師，其在文字學、音韻學等方面的造詣令人嘆為觀止。但他同時又隨意罵人、反對白話文、脾氣古怪、貪嗜美食、放浪形骸，令人瞠目結舌……
黃侃最講究吃喝，喜好美酒佳餚。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嚐，必千方百計得到，以飽口福，並且為了吃上這些美味佳餚不惜出盡洋相，並自詡為美食“專業戶”。
黃侃是同盟會會員，有一天聽說一些相識的會員在某處聚會，席間有不少好吃的，但並沒有請他。他知道是因為自己過去曾罵過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饞虫作怪，他便不請自來。剛一進門，那些人見來的是他，嚇了一跳，隨後又裝得很熱情，邀他入座。黃心知肚明，二話不說，脫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飯之後，他一邊提鞋，一邊回頭沖他們說：“好你們一群王八蛋！”說完，便趕緊跑了。
還有一次，某人請客，席間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黃侃得知後，極想食之而後快。但是，他曾經罵過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餚的誘惑力實在太大。兩難之下，他請好友劉成禺想辦法，並保證從入席到終席都一言不發。劉成禺就去與主人商量，主人當即下請帖請黃侃赴宴。席間，黃侃果然光吃不說話，全然沒有往日眉飛色舞、高談闊論的樣子。眾人都覺得奇怪，說黃侃善變，其實是不知他另有打算，那就是——不動嘴皮子，裝滿空肚子。
1913年，黃侃的恩師章太炎觸怒袁世凱，被軟禁在北京錢糧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黃侃前往陪住，順便將中國文學史中的若干問題向恩師請教。章氏向來不重口腹之欲，飯菜很不講究，廚子手藝差，菜式單調，黃侃舉箸難下，根本吃不消，於是他慫恿章太炎換了個四川廚子。哪知這樣一來，他無意間得罪了那位假扮廚子的警察（此公貪冒伙食費，恨黃侃斷其財路），沒多久就被掃地出門。
即使後來身為人師，黃侃也沒能改掉這個“饞嘴”的毛病，並且毫不理會學校的規定。經常變換藉口要學生替自己“買單”。學生們慢慢摸透了黃的脾氣，知道在黃侃老師這裡，“有菜一切好說，無酒寸步難行。”黃侃講課時，有一個習慣，每每講到緊要之處就戛然而止，對學生說：“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大洋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
有一天，有個學生在同和居請客，碰巧看見黃侃也在隔壁房間請客，他趕緊過去向老師問好。不料，黃侃對他批評起來，直到這個學生請的客人都到齊了，還不讓他走。情急之下，這個學生靈機一動，就把伙計叫來交代說：“今天黃先生在這裡請客，無論花多少錢都算在我的賬上。”黃侃一聽，正中下懷，就對學生說：“好了，你走吧。”學生這才得以脫身。
黃侃講授《說文解字》，學生都覺得晦澀難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試時，都有學生不及格。後來，有學生上他的課時，就投其所好，湊錢辦了一桌酒席，請他赴宴，黃侃欣然前往。這一招果然立竿見影，期末考試時，學生全部及格。校長蔡元培知道這件事後，責問他為何違反校規，吃學生的請。黃理直氣壯地說：“他們這些學生還知道尊師重道，所以我不想為難他們。”
就是憑著這股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和“好酒好菜，放馬過來”的精神，黃侃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也是一個出色的美食“專業戶”——川菜、魯菜、粵菜、閩菜、蘇菜、蘇州船菜、湘菜、東洋菜、法國菜、俄國菜、德國菜，他皆要一飽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瀘州老窖、五糧液、女兒紅、白蘭地等各式陳年佳釀，他統統豪飲一番；北京、上海、瀋陽、南京、太原、蘇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樓，他都曾到此一吃。無論是刮風下雨，頭疼腦熱，只要是有酒有菜，黃侃立馬就精神百倍，左右開弓地大嚼起來，推杯換盞，來者不拒，頗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勢。難怪有人戲稱他為“老饕餮”。然而，食多傷胃，酒醉傷肝，黃侃飲食從不節制，貪戀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導致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他僅得中壽，與此不無關係。
黃侃自視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方法，對於新派的主張很是反感，時常為此破口大罵，其好罵人的名聲多半是由此而來。在他的人生字典裡，無不可譏罵之人，無不可詛咒之事。
黃侃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同時也在金陵大學兼課。每週六小時。金大農學院院長某君，剛從美國獲農學博士頭銜歸來，炫耀不可一世。有一天，他忽來雅興，宣佈在大禮堂公開表演“新法閹豬”。海報張貼出來，大肆宣揚，轟動全校。
到那天，前去圍觀的學生特別多。黃侃碰巧那天也有課，他走進教室，發現只剩下稀稀拉拉幾個人，知道學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說：“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湊一下熱鬧？”剩下的同學欣喜萬分，都高興得要往外走。黃侃平生對“假洋鬼子”教授素來瞧不起，這回“新法閹豬”的宣傳，使他也起了懷疑，便道：“好！咱們也一起瞧去！”
誰知道進大禮堂一看，一隻活生生的豬，被緊縛在手術架上，肚破膛開。這位院長因所學的洋玩意兒不到家，手忙腳亂，卻始終找不到豬卵巢的部位。閹豬變成了宰豬，旁觀者笑成一片。黃侃看在眼裡，笑在心上。回到課堂上，他即興填了一首詞：
大好時光，莘莘學子，結伴來都。佳迅竟傳，海報貼出；明朝院長表現閹豬。農家二彘牽其一，捆縛按倒階除。
瞧院長，捲袖操刀，試試功夫。渺渺卵巢知何處？望左邊不見，在右邊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嗚呼？看起來，這博士，不如生屠。
這闋詞嬉笑怒罵，滑稽至極。全校爭相傳誦，讀者無不捧腹。這位當眾出醜的院長，自然耳聞，羞愧難當，只好悄悄辭職而去。
有一天，黃侃不巧碰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戴問他：“近來有什麼著作？”
黃回答：“我正在編《漆黑文選》，你那篇大作已被編進去了。”黃侃最擅長教《昭明文選》，這裡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來，意指戴平日為人做事不夠光明磊落，諷刺意味十分明顯。
戴季陶當場被奚落，很是尷尬，但又無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陳獨秀來到東京民報社，拜見章太炎。這時，正值章的弟子黃侃、錢玄同在座，聽到有客人來，他們就到隔壁的房間去。可是隔著兩扇紙拉門，主客的談話還是可以聽得一清二楚。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段玉裁，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於安徽、江蘇兩省。後來，話題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然提到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沒有什麼人。”這時，隔壁的黃侃忍不住了，大聲喊道：“是誰在那胡說呢，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聽，都非常掃興。不久，陳獨秀就告辭了。無巧不成書的是，黃侃回國之後，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系）當教授。 1917年，陳獨秀受校長蔡元培之邀，也來北大當文科學長。兩人因而成為同事。陳獨秀以北大為陣地，主辦《新青年》，宣揚白話文和新文學，倡導新文化運動。黃侃也不甘示弱，主辦《國故》月刊，倡導國故，企圖與《新青年》相抗衡。陳、黃二人各自成為新舊兩派的首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論爭。
其實黃侃同陳獨秀的恩怨還不算什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黃侃罵得最慘、取笑最多的當屬年紀輕輕便“暴得大名”的胡適大博士。胡適和黃侃同在北大任教，但兩人分屬新舊陣營，素不相識。黃侃每次見到胡適，總要嘲諷、奚落一番，胡適知道他平日好發“瘋”，且比自己年長，於是每每謙讓。
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說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不解甚意，問何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不應叫胡適，應稱'往哪裡去'才對。”胡適聽了，啼笑皆非。還有一次，他上課時談到文言文的簡明，就說：“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優劣和價值，假如不以字多為優，不以花錢多為貴，請看下面的例證：某留學生在美，其母死在家鄉，電催奔喪。如用文言文發電報，有'母死速歸'四字足夠了。無論識字與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釋。如用白話文，則必雲：'你的媽媽死了呀！趕快回來吧！'四字變成了十一字，再加上兩個嘆號，電報費幾乎增加了兩倍，孰優孰劣，不辨自明。”很明顯，他將矛頭對準了大力提倡白話文的胡適。這簡直比罵人還令他難受。
還有一回，胡適去赴宴，剛好黃侃也在場。宴席中間，胡適偶爾和人談起墨學，滔滔不絕。黃侃聽得不耐煩了，突然在一旁罵道：“現在講墨子的，都是些混賬王八蛋！”胡適知道黃侃“瘋子”脾氣又發作了，假裝沒有聽見。黃佩見胡適不加理會，於是心生一計，又接著罵道：“便是胡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蛋。”胡適聽後，忍無可忍，指責黃侃不該罵他的父親。黃侃卻微笑著說：“你不必生氣，我是在試試你。墨子是講兼愛的，所以墨子說他是無父的。你心中還有你父親，那你就不配談論墨子。”結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適十分尷尬。
胡適一生著述頗豐，洋洋數千萬言，學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許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沒有寫完。 《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沒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興趣太多太雜。黃侃等舊派中人常以此詬病笑他，有人還呼他為“上卷博士”。
對於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黃侃更是不遺餘力地加以反對，一有機會便提出來大罵。據曾在北大讀書的羅家倫回憶，黃侃有一次在課堂上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裡有痛快的事，金聖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
平心而論，黃侃站在舊派立場上反對胡適等人的新文化主張，實在是逆潮流而動，不太光彩。加之黃出言不可謂不惡毒，著實有損其國學大師的形象。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黃的這般舉動倒也頗能體現他真性情、無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類君子”吧。 20多年後，1946年清華大學校慶時，校方特邀胡適講話。談到他與清華大學的關係，有一年，清華請他當校長，他回了個電報，說：“幹不了，謝謝！”他解釋說：“我提倡白話文，有人反對，理由之一是打電報費錢。諸位看，用白話，五個字不也成了嗎？”在場的同學們都笑了。可是此時，黃侃已經死去11年了，再也不會出來和胡適唱對台戲了。
黃侃脾氣古怪，行事怪異，經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讓旁人感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黃侃同居正是湖北老鄉，且曾在辛亥革命時期並肩戰鬥，關係極“鐵”，堪稱至交。有一天，黃侃偶爾去拜訪已經高升為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後，總是避不見客，由門房擋駕，在家中剪樹蒔花，自得其樂。
門房見黃侃的外表和衣著有點兒土頭土腦，不太像有身份的貴客，照例回以“院長不在家”。可黃侃卻是旁若無人，長驅直入。門房慌了，趕緊跑上去緊拉黃的衣袖，一邊吆喝道：“你是什麼人？出去！”
黃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點兒委屈，當下大怒，一邊罵“你是什麼東西，你管不著！”一邊掙脫繼續往裡走，不料用力過猛，衣袖拉破了個大口子。這下驚動了裡面的居正。
他三腳兩步跑了出來，一看是黃侃，自知不好收場，連聲叫道：“季剛！不要理他！”又回過頭來斥責門房說：“我早就關照過你，這位黃先生來的時候，立即通報，你怎麼忘了！”
門房也還機靈，趕忙回道：“怪我多吃了兩杯酒，糊里糊塗的。”
居正大笑，牽著黃侃的手說：“快進去坐，有兩瓶茅台，請你嚐嚐。”黃侃嗜酒如命，這一來怒氣全消。
黃侃的這種怪脾氣在其晚年執教南京中央大學時更是顯現得淋漓盡致。黃侃剛受聘於中央大學時，與校方有“三不來”之約，即“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不來”。人稱“三不來教授”。因此，學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氣就以今日天氣不好，不知黃侃到不到校上課作為談笑之資。有學生還戲言：“今天天氣黃不到。”
有一次，上課鈴響了，學生坐滿了教室，等待老師上課。但黃侃卻安坐在教員休息室，沒有絲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學生等了一會兒，見老師未到，趕緊報告了教務處。教務處職員知道黃侃名士脾氣發作了，馬上跑去請他上課，說：“上課時間到了，該上課了。”
誰知黃侃兩眼望天，冷冷地說：“時間到了哦，錢還沒有到呢。”
原來，學校沒有及時發放薪水，黃侃表示不滿。教務處趕快代他領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課。看來，身為民國文人的黃侃，還真有些如今大力宣傳的“維權意識”呢！
黃侃曾在中央大學開設“文學研究法”課程，用作課本。他平時只管講課，一向不給學生佈置作業。臨到期末考試，他又不肯看考試卷子，也不打分數。此做法在教務處那兒可過不了關，於是教務處一再催促。最後，黃侃被逼急了，就給教務處寫了一張紙條，上書“每人八十分”五個大字。他的意思是學生總想得甲等，給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適。教務處也無可奈何，就不再提起這事了。
還有一則趣聞頗能體現黃侃不拘小節的秉性。中央大學為嚴肅校紀，規定師生進出校門一律要佩戴校徽。黃侃忙於自己的學問和教學，對這些細枝末節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課，新來的門衛不認識他，見他沒有佩戴校徽，就拒絕讓他進校門。
黃侃說：“我是教授黃季剛，來校上課的。”
門衛說：“你又沒戴校徽，我怎麼知道你是教授。”
黃一聽，氣得把裝有講義的皮包往門衛面前一推，說：“你有校徽我沒有，那你就去上課吧！”
門衛一聽，感覺此人來頭很大，口氣有所緩和。說沒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黃侃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爭執中，校長碰巧路過，趕緊過來調解，才算了事。
著名辭章家吳梅是黃侃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同事，兩人關係不錯。有一天，黃侃請吳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黃侃本是善罵之人，酒酣耳熱之際，一肚子牢騷更是傾瀉而出。罵著罵著，言語牽涉到了吳梅身上。吳梅酒也喝多了點兒，與黃侃辯了幾句，並說：“你黃侃不要太不講理！”黃侃此時已醉，聞言大怒，一個巴掌打了過去。吳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時衝動，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擋住。於是兩人離席而起，準備大打一番。同事們好說歹說，最後把他們拉開了。
第二天酒醒之後，兩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計較前一日的不愉快。
除去黃侃那些令人瞠目結舌、哭笑不得的逸聞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學問似乎更值得我們後人銘記，實際上，狂徒怪人的表像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學大師、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師出高徒。”黃侃師從清末民初學問獨步一時的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可謂是師出名門，二人的學問之大，創獲之深，被後人合稱為“章黃學派”。而關於章、黃二人如何結識的經歷，許多著作中都採用了這種說法：
1906年，黃侃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就讀時，和國學大師章太炎恰好同寓，黃住樓上，章住樓下。一天晚上，黃侃內急，來不及去樓下廁所，就從樓上窗口往外洋洋直瀉。此時，樓下的章太炎夜讀正酣，突然發覺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怒罵起來。樓上黃侃毫不示弱，也報之以罵。黃本貴公子出身，年輕性躁，盛氣凌人；章太炎性好罵人，兩人都有“瘋子”之外號。章瘋子遇到黃瘋子，越罵越起勁，不罵不相識。
雙方通名報姓之後，都久仰對方的大名，頓時惺惺相惜。後來，兩人的話題轉到學問方面，章太炎是學識淵博的樸學大師，人稱清學殿軍。黃侃被他的學問深深折服，趕緊自稱弟子，拜章為師。
此種說法看似頗合章、黃二人個性，很有些機緣巧合的意味。但仔細推想一下，其情節過於偶然和戲劇性，而且存在一個明顯的破綻，即當時黃侃僅是一名年紀輕輕、默默無聞的留學生而已，在國內無甚名氣，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對其有所耳聞，也就更談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寫成猶如潑婦罵街般的瘋子，實在有牽強附會之嫌，想必是後人據章、黃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實根據章、黃二人遺世文字及師友雜憶，不難查找到當時二人相識的真實情形。
1906年，黃侃得到晚清大吏張之洞的資助，東渡扶桑求學。適值章太炎剛剛擺脫牢獄之災（1903年蘇報案爆發，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關押三年），亦來到日本避難。當時留日學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學拜訪。黃侃當然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一睹這位經學大師和革命英豪的尊容。於是，黃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謁見章太炎。走到章宅門口，看見牆壁上寫有一段話：“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長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此句出自東漢戴良）
看罷此句，生性孤傲的黃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視一切，不易接近，於是馬上打消了求見之意，掉頭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間，由章太炎主編的第17期《民報》出版了。由於經費困難，章太炎只能買兩個燒餅坐在椅子上邊啃燒餅邊看報紙。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國家論》、《祭徐錫麟、陳平伯、馬宗漢、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時評，還刊有筆名“運甓”（黃侃的筆名）的《專一之驅滿主義》、《哀貧民》。章太炎看完後兩篇，他“啊”了一聲，自言自語，說：“險些忘記了。”他要找“運甓”來談談。當即修書一封，遣人送給黃侃。
黃侃得到報館通知，來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黃侃談話時，對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特別讚賞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那時黃侃年僅21歲，文筆犀利，熱情奔放，表現出一個青年革命者反對封建壓迫無所畏懼的革命氣概。章太炎嘉許黃侃為天下奇才，這給黃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後，二人時相過從。
不久，章太炎聞黃侃將歸國省親，便對他說：“務學莫如務求師。回顧國內，能為君師者少，君鄉人楊守敬治輿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務此。瑞安孫詒讓先生尚在，君歸可往見之。”黃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著說：“君如不即歸，必欲得師，如僕亦可。”黃侃驚起，當即準備拜師禮品，往章太炎處，叩頭稱弟子。自此和章師日日相隨，虛心求教。由於黃侃天資穎異，經過章太炎的授業解惑，進步很大。太炎不禁贊曰：“恆言學問進益之速，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萬里也。”
辛亥革命成功後，黃侃離開恩師，回到國內，開始教書授徒，自立門戶。 1914年秋，黃侃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系）任教，主講辭章學和中國文學史等課。他學問很好，上課時有許多同學都來聽，甚至連在哲學門就讀的馮友蘭也來旁聽。黃侃善於念詩、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篇，抑揚頓挫，很是好聽。以致後來他在上面念的時候，下面聽講的學生也高聲附和。同學中間戲稱為“黃調”。
學生都稱黃侃是一個“特別教授”，在堂上對《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一不帶原書，二不帶講稿，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口若懸河，頭頭是道。學生對引用的經典論據，下課以後去查書，一字不漏，一字不錯，引得全班同學嘖嘖稱羨。有一天，黃的學生為他拿皮包時發現內有許慎的《說文解字》，打開一看，那書上畫得太特別了：書頭蠅頭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筆寫的，有朱筆寫的，還有各種各樣的符號，全書9353字，每個字都有自己的講法、別人的講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記在了上面。據說，他對《說文解字》讀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穫、新的體會。他去講授的時候，每一次都有新的內容，同學們說：聽黃先生的課，百聽不厭，常聽常新。
一個學生看了黃侃所讀的那本《說文解字》後，對他說：“黃先生，你這批在書頭上、書邊上的東西，顏色各異，字又那麼小，誰還認得呢？”
黃侃半開玩笑說：“我要人認得乾什麼呢？別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內容，我就不是第一了。”
大家都哄地笑了。
據他的學生回憶，黃先生教學還有更特別的，他不是光用語言教書，而是帶著感情教這個書。 《說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書，要是一般地講授知識，誰也難久坐下去、久聽下去，可黃先生在講每個字時，是帶著愛憎的感情來講的，他把自己變成書中的人。書中的人笑了，他笑了，書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講起每個字來，同學們都和老師同呼吸，和書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講課，聽課的人非常多，不僅是本班的，還有外班的，不僅是讀文科的，還有讀其他科的。
不過，黃侃同這般學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們也僅得到黃學問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學到黃的真本事，必須天賦極佳，同時要進行正式的拜師儀式。如果不拜師，即使你資質再好，黃侃也絕不理會。 1932年春天，黃侃來到北京，學者楊樹達與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楊伯峻去拜師。禮節是：奉上紅紙封套裝十塊大洋，還得向他磕個頭。楊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願磕頭，但是楊樹達說：“季剛學問好得很，不磕頭，得不了真本領。你非磕頭不行。”出於無奈，楊伯峻只好去了黃侃家。他到上房之後，將紅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個頭，表明拜師的誠心。黃侃便說：“從這時起，你是我的門生了。”他又說：“我和劉申叔，本在師友之間，若和太炎師在一起，三人無所不談。但一談到經學，有我在，申叔便不開口。他和太炎師能談經學，為什麼不願和我談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為師，才肯傳授經學給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師和我的時候，我便拿了拜師贄敬，向他磕頭拜師。這樣一來，他便把他的經學一一傳授給我。太炎師的小學勝過我，至於經學，我未必不如太炎師，或者還青出於藍。我的學問是磕頭得來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們一一行拜師禮節。”
說完這番話後，他就要楊伯峻回去預習功課，準備明日開講。楊伯峻這才明白叔叔和黃侃要他磕頭拜師的用意，以後更是用功努力，後來成為我國現代著名的語言學家。
別瞧黃侃招收徒弟的儀式古里古怪，老套守舊，但他培養學生時卻是一絲不苟，嚴格苛刻，其教學方法很值得我們後人借鑒。
成名之後，黃侃也並未故步自封，而是時時向同仁學友虛心求教，甚至不惜執弟子之禮。袁世凱復辟稱帝陰謀破產之後，依附於袁的劉師培也成了眾目睽睽的罪人，許多朋友都不願與他來往。他身體並不很好，老生病，長期沒有工作，生活極為窘迫。黃侃不念舊惡，為其言於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學授課。
1919年，劉師培患肺結核已到晚期。黃侃去劉家看望，見劉正與一位學生談話。面對學生的提問，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學生走後，黃侃問劉為什麼對學生敷衍了事。劉說：“他不是可教的學生。”黃問：“你想收什麼樣的學生呢？”劉拍拍黃的肩膀說：“像你這樣的足矣！”黃並不以此為戲言。
第二天，黃侃果然預訂好上好的酒席一桌，點香燃燭，將劉師培延之上席，叩頭如儀行拜師大禮，從此對劉稱老師。當時許多人很奇怪，因為黃比劉隻小一年零三個月，兩人在學界齊名，有人還認為在學問上黃勝於劉。黃侃對此解釋說：“《三禮》為劉氏家學，今劉肺病將死，不這樣做不能繼承絕學。”一時間，黃侃“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之舉傳為美談。
黃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獨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課之前，他總是先命學生圈點十三經，專力章句之學，每天直到深夜方命歸寢。如此日積月累，經時一年有餘，才把十三經圈點完。黃侃於是告訴學生，繼此之後，可以把必讀之書增廣至24種。後黃侃又要求學生在30歲之前一定要讀完唐以前的典籍，因為唐以前留傳下來的典籍為數不多，容易讀完，又是非讀不可的書。有了這樣的功夫，往後研究任何門類的中國學，就都好辦多了。並且他告誡學生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字，一則學力不充分，一則意見不成熟，徒然災梨禍棗，遺人笑柄，於己無益，於世有損。
黃侃更是以身作則，50歲前不著書，自認從知天命之年開始，方是學術研究的收穫季節，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觀今人，大都抱著“出名要趁早”之觀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於發表，以博取功名金錢。長此以往，他們常常將一孔之見放大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來西方的理論框架加以套用，忽視其所需的必要語境和適用範圍，其學說看似天馬行空，熱鬧非凡，實則原地踏步，無甚創獲，並未走出前人設下的“五指山”，學術竟成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
其實，黃侃所言30歲前不發文，50歲前不著書，除去忠告學人要潛心讀書，做大學問、真學問外，另有一層深意隱含其間。這便是關涉學者如何做學問層面的問題。在黃看來，學人寫文章，一方面要立說，另一方面，或許同樣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善於藏拙。畢竟任何知識體係都不會盡善盡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長時間的潛心磨煉，方有可能得出些許真知灼見，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誰坐得下，耐住寂寞，誰才有可能攀上學術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若是輕下結論，暴露自己學問不紮實之事小，而誤導後輩學子盲從之事大。所以學者好似闖蕩江湖的劍客，再精妙的劍術也必須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歷經百戰而不致方寸大亂。因此，學人們如果功利心過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寫文章著作裡完全體現，甚至奢望超水平發揮，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應。在如此心理驅動下，學人們往往淪為“快手”、“高產學者”，一年論文一二十篇，不論質量如何，先以數量勝人。但不容忽視的是，鋒芒畢露的同時也時常意味著破綻百出。將文章一併公佈於世，其水平高下自然盡收於同行眼底，優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敗筆、硬傷更會讓他人記於心間。 “欲速則不達”，這往往是此類快手、高產學者們最應牢記卻最易忽視的金玉良言。 “慢工出細活”，或許做學問的真諦不過如此，又唯有如此。
黃侃讀書，喜歡隨手圈點。他圈點時非常認真，許多書都不止圈點了一遍。如《文選》圈點數十遍，《漢書》、《新唐書》等書三遍。 《清史稿》全書100冊、700卷，他從頭到尾，一卷一卷地詳加圈點，絕不跳脫。因此，他把讀書時只隨便翻翻、點讀數篇輒止者稱作“殺書頭”，很不以為然。關於黃侃讀書之苦，許多學者津津樂道，但他並不以為苦差事。
有一次，黃侃與學生陸宗達閒聊，黃問陸：“一個人甚麼時候最高興？”陸不知道老師此問何意，就亂猜一通，說這個最高興，又說那個最高興。黃侃聽後，都只是搖搖頭。最後，陸問老師答案是什麼，黃侃笑著說：“是一本書圈點到最後一卷還剩末一篇兒的時候最高興。”這次談話讓陸宗達終生銘記在心。
而且黃侃視書如命，每次都是因為買書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澀。他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書籍。章太炎為他作的墓誌銘說：“有餘財，必以購書。”但凡好學之人，大都有這種癖好。當然，世上的書，實在讀不盡，也買不完，而文人的錢財，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錢財，去購買無盡的書籍，自然是天天要鬧窮了。一次，黃侃跟他學生聊關於買書的趣事。說他的太太，常常責備他拼命去買書，有時把錢匯到外埠去買，錢寄出後，天天盼望包裹，等書真的寄來了，打開包裹，匆匆看過一遍後，便把書往書架上一放，甚至從此便不再翻閱，這實在是太浪費了。黃侃卻回答道：“要知我買書的快樂，便在打開包一閱之時，比方我倆結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爾之時最樂嗎？”由於藏書甚多，如何放置這些“珍寶”及搬家時怎樣裝書便時常困擾著他。黃侃的書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放著。有一次，廣州中山大學請他去教書，無論校方怎樣苦勸，開出的待遇多麼優厚，黃侃都不答應。別人問他為何不去中大教書，黃侃淡淡地答道：“我的書太多，不好搬運，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黃侃辛辛苦苦收藏的書籍最終卻橫遭他人糟蹋。 “一·二八”事變的時候，黃侃舉家搬遷，倉促中裝了八卡車書，運到採石磯暫存，不料被當地居民盜出，成筐論斤地當作廢紙賣了。實在是暴殄天物！
別看黃侃脾氣古里古怪，長相其貌不揚，但卻也是一位風流好色的“多情種子”。他的韻事秘聞數不勝數，足足可以裝上一籮筐，實在讓人拍手稱奇。
據時人不完全統計，他一生結婚竟多達九次。黃侃的髮妻是王氏，兩人聚少離多，有名無實。他曾擔任同族女子黃紹蘭的塾師。後來，黃紹蘭從北京女師肄業，去上海開辦博文女校，黃侃便到上海追求她。當時髮妻尚未下堂，黃侃於是心生一計，哄騙黃紹蘭與自己辦理結婚證書，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黃侃的解釋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髮妻。如用我真名，則我犯重婚罪。同時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負責任。”誰知好景不長，黃侃回北京女師大教書，與一蘇州籍的彭姓女學生秘密結合，此事被黃紹蘭的好友偵知。黃紹蘭聞訊，欲哭無淚，因為婚書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對簿公堂，討一公道？更可悲的是，她與黃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沒家風，一怒之下，與她斷絕父女關係。後黃紹蘭投在章太炎門下，深得章夫人湯國梨的同情，但她仍然擺脫不了黃侃給她心靈投下的巨大陰影，變得瘋瘋癲癲，最終懸樑自盡，藉以解脫。湯國梨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一文中公開表明她看不慣黃侃極不檢點的私生活，罵他“有文無行，為人所不齒”，實乃“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
然而，雖說製造孽債不少，黃侃卻並未有收手之意，繼續追求“窈窕淑女”。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黃侃恢復了自由身。當時有個大三女生黃菊英，與黃侃的大女兒同級，假日常到他家裡來玩，以父師之禮事黃侃，黃侃對她也很好。兩人日久生情，終於傳出“二黃師生戀”的艷話。但是，黃菊英的家庭比較守舊，根據“同姓不婚”的習俗，他們難能成為連理。黃侃為表示對黃菊英的情意，就填了一詞，雲：
今生未必重相見，遙計他生，誰信他生？縹緲纏綿一種情。
當時留戀成何濟？知有飄零，畢竟飄零，便是飄零也感卿。
手捧這麼煽情纏綿的佳句，試問天下有幾個女子會不動心呢？黃菊英看後，大為感動，毅然決定脫離家庭和他成婚。此事很快傳遍武漢學界，頓時成為醜聞。依照黃侃我行我素的個性，怎會害怕別人罵他傷風敗俗？他居然要學生收集罵他的小報，以供蜜月消遣，真是匪夷所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