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2.17—1962.2.24），徽州績溪縣上莊村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8年3月，上海吳淞海邊的中國公學發生風潮，至4月底尚未解決，校長何魯辭職。校董會推胡適繼任，希望他能出面維持，平息風潮。胡適因母校的關係，慨然允諾，於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長，並很快平息了學生風潮。
在任大學校長期間，胡適非常重視學生智能的培養。他在中公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學生讀書；並積極提倡寫作及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會等活動。胡適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幫助他們形成自己的思想，並有益於日後從事的學問。他曾說：“我們相信，文字的記錄可以幫助思想學問，可以使思想漸漸成條理，可以使知識循序漸進……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著'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
在胡適的提倡與鼓勵之下，學校創辦了《吳淞月刊》，學生中也辦起了《野馬》等許多刊物，出現了一種自由、主動、活潑的讀書風氣。
胡適也相當重視體育，曾親自為全校運動會寫了一首短歌：
健兒們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
他不僅看重學生體格的鍛煉，而且重視運動場上對學生品格的培養，希望青年們養成一種堂堂正正的運動員風度。
對於校中成績突出的青年學生，胡適非常熱心培養扶持，甚至有些偏愛，卻也相當嚴格。在他看來，後進之輩皆可提攜。當時文理學院的學生羅爾綱，平時一點也不活躍，在校中無聲無息。但他成績優秀，得過學校首屆獎學金，文化史的論文也作得不錯，很得胡校長的賞識。 1930年夏，羅爾綱要畢業了。畢業前夕，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請求他介紹工作。胡適便約請羅爾綱做家庭教師，並收他做“徒弟”。羅氏在胡家先後五年，除指導祖望、思杜兄弟倆讀書外，又幫助抄錄整理胡鐵花先生的遺集，並在胡適的指導下研究史學。後來，羅爾綱寫了一本《師門辱教記》的自傳，記述這五年跟胡適做“徒弟”的生活，頗為親切生動。其中寫道：“我一入師門，適之師就將'不苟且'三字教訓我，我以前謹遵師教。到了妻兒來北平後，為了要賣稿補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製濫作了……至今想起來還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慚愧，又十分感激，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胡適對羅爾綱的幾次批評的確是很嚴厲的，但嚴厲之中卻也能給人以啟迪；而對羅氏的成績，胡適也多有稱許和鼓勵。羅爾綱後來研究史學頗有成就，成為太平天國史的著名學者。他自己認為，跟胡適的指導與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吳晗，當年名春晗，也在中國公學唸書，也是胡適的一個得意門生。在胡適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時，吳晗得到胡適的指導和幫助，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也得到胡校長的賞識。後來，胡適被迫離開中公，吳晗也離校北上，考入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胡適又介紹他在學校謀得當“工讀生”的機會，解決了經濟困難，又親書一副對聯送給他：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
胡適還寫信勉勵吳晗，要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並在《大公報》上撰文，希望大學生們以吳晗為榜樣，“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吳晗那時確實深受胡適的影響，不僅把胡適送的對聯掛在自己的房間裡，也給胡適辦的《獨立評論》寫文章，並且按照胡適的指導和要求，成了專治明史的著名學者。但是，作為熱血青年的吳晗，看到黑暗腐敗的現實，他又怎麼坐得下圖書館而無動於衷呢？他給胡適寫信說：“處在現今的時局中，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
他這些痛苦，不敢“向有黨籍的人吐露”，因此只能向胡適傾訴，說自己“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也希望這時能給他“指示一條應走的路”。而此時的胡適卻難以為力。後來吳晗思想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民主鬥士。
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中，還有一位吳健雄女士。後來她留學美國，胡適對她仍經常關心指導。她終於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胡適常常以有這樣的學生而自豪。吳健雄呢，對胡適的教導也終生不忘。 1985年，她應邀回祖國參加母校南京大學校慶紀念，對青年後生談治學經驗時，還說到胡適先生對她的教導和關心，是她後來積極進取的動力。
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聘請好的教授。胡適接掌中公以後，雖受各方麵條件的限制，還是努力延聘，羅致了一批英美留學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較為齊整。他聘請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風，不限資格，不分派系。如中國文學系，有王運闓的弟子馬宗霍教先秦文學與《說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戲劇，有陸侃如、馮沅君教古典詩詞考釋，有鄭振鐸、梁實秋教西洋文學等等。胡適又聘請高一涵先生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適自兼文理學院院長，還兼授“文化史”一門課程。他每週除了來校上課、洽商校務及主持各種會議和活動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住在滬西極司斐爾路寓所，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在任中公校長的兩年間，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編校了《神會和尚遺集》，還寫了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裡的許多文章。這樣一位飽學而勤奮的校長，在研究和寫作方面有這許多成果，對教員、對學生、對學校的學風，影響深遠，不言而喻。
胡適不拘資歷，破格延聘沈從文來校任教，在中國公學曾傳為美談。
沈從文是湖南鳳凰人，只念過小學，大兵出身。後來刻苦自修，創作小說，多發表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成了《現代評論》的台柱子，頗得讀者的喜愛。 1928年春天，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合辦《紅黑》雜誌和紅黑出版社。他們三人有很深的友誼。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沈從文曾多方奔走，協助丁玲設法營救。
那時候，教授的社會地位遠比作家高，因為自學可以當作家，搞創作；卻很難成學問家，當教授。沈從文也想當教授，但他沒有學歷，小說雖然寫得好，卻不能算學問，因此難進大學的門檻。
胡適原來就很器重沈從文，出任中公校長後，便聘請他來校教“小說習作”，破格提拔他當了教授。沈從文訥於言辭，小時候讀書也很不認真，但教書卻很認真。
為了給學生作習題舉例，他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了表現不同生活題材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雜誌和《小說月報》上，是他在中公教書的一項相當大的收穫。
沈從文在中公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夫人張兆和女士。據說這事也與胡適校長有些關係，得到過胡適的幫助。當時中公已實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學為數不多。張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純樸、沉靜，又擅長球類體育，富於健康美，被公認為中公的“校花”。許多男同學爭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絕，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難而退了。惟有教師沈從文鍥而不捨，寫了許多情書給張。她起初也不理睬，後來被纏不過，便去極司斐爾路找胡校長。進門時，張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包裹。胡適見了，笑著說：“你何必送東西呢？”她打開包裹送到校長面前，說：“不是禮物，是沈先生寄來的一大堆信。請校長你看看。”顯然，張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長干預，回絕沈先生，並且說：“他是老師，不能對學生這樣！”胡適知道了張女士的來意，便笑著說：“師生戀愛並不犯法，在外國亦是常事，校長是不能干涉的。”談了半晌，張兆和起身告辭，胡適送她到門口，將那包信退還給她，並勸說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後仔細觀察，如認為他並無惡意，做個朋友也好。否則，婚姻是不能勉強的。”胡校長侃侃一席話，無意中做了冰人，後來沈張戀愛居然修成正果，於1933年9月9日結婚了。
胡適赴歐洲遊說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連續致電胡適，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頗有些躊躇。他曾經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總是勸他不要走到政治的路上去。這一年（1938年）恰恰是他們結婚20年。這20年中，胡適早談政治了；政界雖然也沾些邊，卻始終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現在出山，覺得對不住妻子；但是國難當頭，眼見民族危亡，炎黃子孫能不勉力奔走嗎？經過反复考慮之後，胡適還是複電政府，答應出任。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發表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10月5日，胡適赴華盛頓就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當官，是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期，當最困難的官。他曾作白話小詩一首，其詞云：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 10月23日，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絕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霉，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胡適作為學者任駐美大使，全無政客的深沉和韜略，而是以“誠實和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讚譽他為“學者大使”。對於胡適使美的業績，時人就有不同評價。王世傑認為胡適的“人格與信望”使他在駐美任上“較任何人為有效”；胡適的學生吳健雄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讚語。日本政界聽到胡適任駐美大使的消息後也給予了異常的關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曾發表評論說，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石，分別是文學的、經濟的和雄辯的專家。而與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適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則斥胡適之講演為“空文宣傳”，且隱喻其非“外交長才”。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頗有幾分無奈。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他才臨危受命。由於外交是講究利害關係的，沒有純粹的道義，它是一種務實的藝術，不是宣播道義的表演。而胡適畢竟只是個書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帶有幾分書生氣。
珍珠港事變前，北平圖書館將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委託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後者認為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卿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查看。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胡適一看就看了個把鐘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館長冷落在幽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裡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這件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裡都被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我行我素而不自覺。當然也有人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真所謂“真名士而自風流”！
事實上，胡適在美引人矚目且發生較大影響的並非其外交活動，而是作為文化使節和一位傑出的演說家所從事的活動，即所謂的“行萬里路，講百次演”。 1942年上半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載：“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遍遊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里，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記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胡適做大使時也每向好友傾吐他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餘次，頗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過一個週末，不曾有一個暑假。”據他自己回憶：“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全美各地演講四百次之多。”胡適把講演看成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從事外交的最佳手段。應該說，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能被美國所了解並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適的演講是功不可沒的，但一位處於關鍵職位的駐美大使卻僅僅將演講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這裡多少也體現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胡適熱衷於演講也被時人所詬病，宋子文就曾在公開場合對胡適的演講表示不滿，他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多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而更顯胡適書生氣的是，當他作行程三萬五千里的旅行，到處發表演說並傳播中國的良好願望和理想時，國民政府給了他三萬美元作宣傳費用，他將此款全部奉還並解釋說，我的演說就是足夠的宣傳，不需要任何宣傳費用。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另一為時人所詬病的話柄是“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這也不無根由。胡適任大使以後，美國的一些大學慕名而來，紛紛贈以榮譽博士學位。據統計，胡適四年大使期間竟領得二十七個榮譽博士學位。當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時期，或者胡適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者，各大學贈以榮譽博士之學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無可厚非，或許也是一段佳話。但作為戰時的駐美大使，公務纏身，卻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接受學位，怎麼說也有不務正業之嫌。正如他的學生傅斯年婉言批評的那樣：“此自非壞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對於榮譽博士學位，胡適自己也知道並無多大實際價值，“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不過好玩罷了。”但胡適博士對此卻依然樂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適如此行事，卻也不脫書生本色，單純得可愛。又據時人傳言，胡適主持大使館館務，用的是無為而治的辦法，讓各部門的人各司其職，自己向來不親細事。傅斯年曾寫信提醒胡適注意此事：“當時熟人中之傳說，有可注意的幾點：館中staff（職員班子）始終未曾組織好，凡事自辦，故efficiency（效率）難說……又言館中紀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慮也。”此事也顯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
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他本來無心做官，是因為國家民族的危難才勉力出來任事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便想尋一個機會，決心求去。收到免職電報的當天晚上，即復電國民政府，表示感謝。 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 18日便離開雙橡園使館，告別華盛頓，移居紐約，重新開始他的學術生涯。
1947年12月中旬，蔣介石為了搞好同美國的關係，力勸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再次出任駐美大使。美國則基於對蔣介石的不滿，便想在華扶植“第三勢力”，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夠容納“自由主義分子”。為此，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便藉國民黨“行憲”之機，極力慫恿胡適出來競選總統。 1948年1月中旬，同樣得到美國支持並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的李宗仁也致信胡適，勸其“參加大總統的競選”。但胡適卻表示：“我從沒有作競選總統的打算和考慮”，並主張“總統應由政黨的代表產生出來”。
3月29日，“行憲”國大開幕後，蔣介石為應付來自美國的壓力，將計就計，表示準備請胡適出任總統，自己出任行政院長。為此，3月30日下午，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受命向胡適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但胡適一直搖擺不定。
蔣介石見胡適猶豫不決，決定於4月3日夜親自找胡適談話。這使胡適受寵若驚，終於上了圈套，答應了蔣的請求。
4月4日，國民黨舉行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總統提名人選問題。會議一致推舉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但蔣介石卻拒不接受，並明確表示，第一任總統應具有下述之條件：①了解憲法，認識憲政，確保憲政制度；②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為一愛國之民族主義者，根據憲法，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國；③忠於戡亂建國之基本政策；④深熟我國歷史、文化及民族傳統；⑤對當前之國際情勢與當代文化有深切之認識，借而促進天下一家理想之實現，並使中國成為獨立自尊的國家，處於國際大家庭中之適當地位。為此，蔣介石建議：“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種條件之黨外人士出任總統候選人，並支持其當選。我願擔任政府中除正副總統外之任何職責，協助總統以實現憲法中之民主原則。為國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應競選總統。此不僅為謙讓之故，而是誠懇之信心。總而言之，我建議我黨提出一卓越之黨外人士為總統候選人。”
蔣介石之所以“謙讓”，並非真的要讓胡適當總統，而是其慣用的以退為進的一種手段。他在推舉胡適的同時，就曾明確表示：“中正身為本黨領袖，為本黨當然之總統候選人。”但按照1946年底“制憲”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權力要受到諸多限制，這是一直習慣於大權獨攬的蔣介石所不滿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寧願屈就有“實權”的行政院長，也不願當“有職無權”的總統。但是國民黨的大多數黨員已長期習慣於以黨的領袖與總統置於同等地位，把總統與控制政府置於同等地位了。因此，蔣委員長的提議極遭反對，理由是國民黨對政府的控制將因此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機是要使國家有一個有力的舵手。
既然國民黨人認為總統非蔣莫屬，而蔣介石又不願當“有職無權”的總統，這就需要找出一個解決辦法。當然，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修憲，擴大總統職權。但“憲法甫見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處”，而且“尤為少數黨所不願”，怎麼辦？程思遠回憶，在4月5日上午的國民黨中常會上，張群表示：“總裁併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並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只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他自然不願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如果常會能想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願意當總統候選人的。”於是，中常會隨即推舉張群、陳布雷、陳立夫三人去見蔣介石，當面徵詢意見，得到首肯。下午，王寵惠據此在中常會上提出：“我們可以避開憲法條文的規定，在國民大會中通過一項臨時條款，賦予總統在特定時期得為緊急處分的權力。”隨後，國民黨中常會做出決議：“總裁力辭出任總統候選人，但經常會研究結果，認為國家當前的局勢，正迫切需要總裁的繼續領導，所以仍請總裁出任總統，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會並建議在本屆國民大會中，通過憲法增加'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這樣，蔣介石在經過一番“謙讓”，得到“緊急處分”之權的保證後，終於答應出任總統候選人，而胡適的總統夢則由此迅速破滅。
蔣介石的目的達到以後，隨即讓王世傑轉告胡適，說自己的計劃因國民黨中委們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從而安撫空歡喜一場的胡適，盡快了結這一騙局。於是，王世傑再次奉命來看胡適，“代蔣公說明他的歉意”。
4月8日晚，蔣介石約胡適到官邸吃飯，當面向胡適表示歉意。
4月18日，國民大會正式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予蔣介石超越憲法之外的“緊急處分”之權。 19日，國民大會又以2430票的絕對多數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這樣，蔣介石終於如願以償地通過“民主”方式當上了“合法”的實權總統。 5月20日，蔣介石宣誓就職後，隨即開始行使總統職權，提名行政院長組織政府。當時，國民黨中常委黃宇人曾就此發言道：“何以不提胡適之？”蔣介石聽後面色一沉說：“書生不能辦事。”此言可謂一語中的，真正表露了蔣介石的真實想法。由此可見，胡適在蔣介石眼中不過一介書生，根本“不能辦事”，哪能做什麼總統呢！
1917年7月，26歲的胡適完成七年的留美學業，於9月10日就任北京大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授。
胡適就任教授後，把自己苦學奮進得來的深厚的英文和中國古代哲學之基礎，運用於教學實踐，特別是以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為主線，充實提高，自編講義，打破了大學教壇的習慣教法，並在1919年2月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名聞全國，大受稱讚。
胡適一完成留美學業，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學院長陳獨秀和校長蔡元培鼎力提攜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陳獨秀兩人同歲，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國生肖屬相為屬兔。而後生胡適，是生於1891年12月，剛好少於他倆12歲，也屬兔。當時有人戲稱：“北大添個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國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學，年輕胡適初露頭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適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書匠”著稱，但他更能“快友”交談，加上個能說會道的嘴巴，講得比寫得更好。胡適當年在北京大學紅樓內外，聚天下英才而講之。講台之下，笑聲四起，掌聲如雷。有時“說癮”大發，對學生講起課來，與朋友吹起牛來，天花亂墜，南腔北調，天空海闊，文白齊鳴，白話口語，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顧了。有一次，胡適應邀到某大學講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越說越來癮，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在黑板上寫了“胡說”，引起一場“哄堂聽胡說”的大笑話來。
胡適曾有“酒醉上海灘”的歷史。 1910年3月22日夜，在上海一家堂子裡喝醉了酒，回家途中與巡捕廝打，被帶進捕房，關了一夜，罰款五元，心裡百分懊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發誓從此改過。此後閉門讀書，7月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費生。但他的嗜酒習慣仍時有發作，胡適有一句口頭禪：“寧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因為古老徽州，他家鄉績溪好客禮貌，喜迎貴賓，先要泡上一碗“碗頭茶”，是用一種高級的景德鎮瓷碗配有瓷蓋、瓷託或金黃銅托，小巧玲瓏，一派古雅。胡適在北大任教之餘，曾作“舊瓶新酒”一詞的考據，他說“舊瓶新酒”是西洋古諺，其出處在《馬可福音》第二章。據此可見胡適之喜酒了。 1930年12月，胡適40歲生日，又恰逢北大建校32週年，舉行了慶祝。據當時報載，在胡適的寓所宴會上，其妻江冬秀贈夫“止酒”戒指一枚，力勸戒酒。被稱為“兩代學人，一對摯友”的張元濟先生，大了胡適24歲，張在上海讀到報紙後，特製聯語一副補贈胡適之先生四十大慶。其聯語云：
我勸先生長看蓄賢間戒指從今少喝些老酒，
你做阿哥好帶了小弟北大享個無限的遐齡。
胡適一生獲得多少博士及榮譽博士學位，大陸與台灣學者說法不一。見於報章雜誌的文字也不一致。據說台灣學者認為胡適有39個博士學位，大陸也有36個博士學位的異言。多數學者認為是35個博士學位，有待進一步考證。
胡適的別號、筆號、綽號有多少個，少見於報端。已知有40餘個，多於他的博士學位。以下幾個則鮮為人知。
一為“子供”。 1906年夏，胡適考入中國公學，時年只14歲，而中國公學第一期中，他的年紀最小，個子矮，多數同學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個日本人的綽號“子供”，即小孩的意思。
二為“大書箱”。胡適5歲時開始念“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和、《千字文》。 8歲就能懂。在二三十年代裡，海內外學者和留學生，都認為書讀得最多的，在一班讀書人中，數不出幾個，如果嚴格地講，恐怕要數胡適首屈一指了，所以當時胡適得了一個“大書箱”的綽號。
三為“黃蝴蝶”。 1916年8月，胡適寫了一首“窗上有所見口占”的“嘗試”白話詩。開頭兩句是“兩隻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當時寫白話詩，有大逆不道之嫌，常為人攻擊與譏諷。國學大師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大罵白話詩為“驢鳴狗吠”，直呼胡適為“黃蝴蝶”。
四為“著作監”。 1917年胡適留美回國，即受聘北京大學任教，時年26歲，是最年輕的教授，頗有點名氣，又因他積極提倡白話文，曾經與舊派文人黃侃有過交鋒。黃侃時為赫赫有名的國學大師，一生重視國學，最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他認為白話文雖然淺顯易懂，但如大力提倡白話文，將來就沒有“文人”了。黃、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輕”之意。黃侃不但在教師、文人圈內外，一有機會就要貶胡適，且語言尖酸刻薄。有時在學生中，也戲稱胡適是“著作監”。學生不懂什麼意思，就請教老師。黃侃即說：“著作者，寫書著書也；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也！胡適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而下冊沒有也，故曰著作監也！”一時在北大校園內外“著作監”的綽號也不脛而走。
五為“候博士”。胡適於1917年4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的博士論文。 5月22日，進行了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口試，其實未得正式的博士證書。回國後胡適博士的名聲在外，就這樣胡適博士的榮名提前用了十年。哥大於1927年才正式補發博士學位證書。在1939—1941年胡適任美國大使期間，穿梭如織地來往於外交禮節和公共場所。據說外國人對胡適的名字發音難於確切，就被喊作“候博士”、“候大使”了。胡適自己也大大方方地默認和答應，於是又有一個“候博士”的綽號。
胡適13歲時，由母親做主與大他一歲的鄉下姑娘江冬秀訂婚。之後，胡適赴美學習，前後14年不曾見面，直到1917年，學成歸國方才回家鄉完婚。婚後，胡適回到北京大學教書，江冬秀在家照顧母親，直到隔年夫妻才團圓。自此以後，江冬秀總是伴隨著胡適，胡適亦對她不離不棄，以致友人曾戲言：“胡適大名垂宇宙，小腳夫人亦隨之。”這對學識和個性天差地別的夫妻，從吵吵鬧鬧到認命廝守，有趣的故事實在不少。
江冬秀出身於安徽績溪鄰縣旌德江村書香世家。她的父親和哥哥江澤生都是“癮君子”。她的母親呂賢音出身（旌德）廟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呂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江冬秀的外公）呂佩芬，進士出身，任翰林院編修，光緒末年，曾籌劃安徽鐵路有限公司。江冬秀的外公本家呂鳳岐、呂碧城父女文才名傳一時，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幗，是秋瑾好友、女權運動先驅、慈善家……傳統的世家名門、傑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纏了小腳的江冬秀在待人處世作風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風範。
胡適與江冬秀聯姻，純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辦婚姻。在胡適13歲那年，胡母馮順弟與江母呂賢音一次鄉間廟會上認識了，各自說起了自己即將成年的孩子，然後由塾師說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後到灶神爺前求籤，一樁舊式婚姻就這麼給定了下來。
胡適聰明活潑，相貌端正。江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腳，眼有翳子。但江家經濟上比胡家優越。
訂婚後的一個月，胡適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學，繼而留學美國，一直到14年後，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結婚的時候，才與未婚妻第一次謀面。
14個春花秋月輪迴，是何等漫長！在胡適去美國讀書期間，江冬秀每年不定時到上莊村去伴婆婆，像童養媳似的，早上起得很早，在天井裡掃地。一位親戚覺得很奇怪，問她為什麼要自己掃地。她眼淚掉下來了，說：“這裡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麼好意思不做事？”後來江家知道了，買了個丫頭送來，但馮氏仍要她做事。 1911年5月21日，胡適留美的第二年，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給江冬秀寫了第一封信。
冬秀賢姊如見：
此吾第一次寄姊書也。屢得吾母書，俱言姊時來吾家，為吾母分任家事。聞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門遊子可以無內顧之憂矣……前曾於吾母處得見姊所作字，字跡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達意，想是不多讀書之過。姊現尚有工夫讀書否？甚願有工夫時能溫習舊日所讀之書。如來吾家時，可取聰侄所讀之書溫習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處，即令侄輩為一講解。雖不能有大益，然終勝於不讀書，令荒疏也……
之後，胡適還好幾次給他的未婚妻寫信，寫得文質彬彬，溫存體貼，並且循循善誘地要求她“讀書”與“放足”。
遠在美國的胡適一度墜入與韋蓮司的精神之戀網。消息離奇地傳到深山小村上莊，說什麼胡適與洋女子結婚，生了小孩……馮氏趕緊去信詢問。胡適十分認真地給母親寫了封長信表明：“兒久已認江氏之婚約為不可毀，為不必毀，為不當毀……”他在美國畢業前夕，將畢業照直接寄給了江冬秀，以表心跡。
梁實秋曾說：“'五四'以來，社會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視糟糠如敝屣，而胡適先生沒有走上這條路。”
45年夫妻生活在動蕩的歲月裡，是一個漫長但也是一個有趣的、耐人尋味的人性磨合過程。江冬秀給胡適的“見面禮”便是對“西湖煙霞洞事件”的反擊。結婚泯滅不了胡適的本性。胡適年方而立，風度翩翩，是一顆多情的種子。 1923年，胡適與在杭州師範讀書的同鄉、當年婚禮上的伴娘曹誠英，在西湖煙霞洞演了一出蕩氣迴腸的戀情話劇，隨著時光的流逝，此事被新月詩人徐志摩（在北大講學，住在胡適家）講出去了。當年跟在胡適身邊養病的侄兒思聰也一不小心露了口。
這時的主婦江冬秀已經老練了，得知這個“飛來橫禍”，她不號啕大哭，也不作河東獅吼，只見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摟住只有2歲的小兒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兒子祖望，頃間將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對胡適聲淚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個狐狸精，要和我離婚！好！好！我先殺掉你兩個兒子！再殺我自己！我們娘兒仨都死在你面前……”
這恐怖凌厲的場面把胡適鎮住了，他既不敢開口提半個“離”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開來往，安心與江冬秀琴瑟相調過日子。
有時江冬秀發脾氣，嗓門高了，要面子的胡適就躲進衛生間，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擱進口杯裡，將聲音弄得很響，以作“掩耳”。
其實胡適的脾氣是最好不過的，除了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忍耐”之外，還大肚量地為他人著想，何況是自己的太太，“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衍生他的家庭哲學“三從四德（得）”。
“三從”者，一謂“太太出門要跟從”；二謂“太太命令要服從”；三謂“太太說錯了要盲從”。 “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妝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記得”；三曰“太太打罵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錢要捨得”。
胡適的怕老婆並非猥瑣、可憐，而是富有情味、頗有樂趣的。不僅如此，他還積極付諸行動——在世界範圍內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適自己說過，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記者來採訪他，說他是個“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榮譽學位（名譽博士），云云。其實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國怕老婆的故事。這個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很有用，的確可以說是他極豐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適還悟出了一點兒道理——“在這個（怕老婆的故事）收集中，我有一個發現，在全世界國家裡……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反之，凡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者極權的國家。”
胡適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時，還收藏“PTT”（“怕太太”）銅幣。此舉緣起一位朋友從巴黎寄給他十幾枚法國錢幣，幣面銘有“PTT”字樣，胡適一下聯想起“怕太太”三個字的拼音首字母，於是就發起成立“PTT”協會，會員證章就是這枚“PTT”錢幣。胡適晚年還在熱衷此事。 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幾枚“PTT”幣，托葉先生帶給在台北的胡適。胡適同時買了六七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書，連同“PTT”幣交董顯光轉給華盛頓“PTT”俱樂部會長。他給他的秘書胡頌平還講了抗倭名將戚繼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麼個“悍婦”嗎？非也。抗戰之初江冬秀還不到50歲，五短身材，體形發福，講話一口京腔，穿著樸素，看上去總是很整潔，臉上常常帶著慈祥的笑容，又很講禮貌，雍容大方，有點貴婦人的氣派。
旁人都愛議論的，是江冬秀那雙小腳。她的小腳只是肥了一點，小腳上總是穿一雙有後跟底的很小號的皮鞋——穿那種皮鞋，鞋頭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腳。在20世紀30年代，纏小腳的老太太還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繡花鞋。大概穿皮鞋她才覺得有點時髦。
胡適手指上有枚“止酒”戒，那是在他40歲生日時，他太太專門定制，給他戴上去的。因為胡適患有心髒病，江冬秀苦心孤詣想出了這一招。
江冬秀文化不高，老寫白（別）字。不寫白字，不是滿口熟練的京片兒，那就不是江冬秀了。這裡有一封這位“大名垂宇宙”的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從上海寫給在美國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書（白字或病句括號內做了更正）：
xing（騂）：
今早報上說你因身體不適，進某醫院療養，我看（了後）嚇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沒有幾分病，不會住醫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爺開眼，就（讓）病好了罷。是不是牙痛病見（現）痛兇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實在不能回想（憶）了。你（以前生）一兩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邊多（“多”字應刪去）。回（否）則在國內，信電都方便，現在心想打（發）個電報都不敢（能）。可憐到我們這個地步，做人太難過了。
開門見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愛怨五味俱下，比起那個時代套用典故，文縐縐的尺牘，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適曾說：“病中得她書，不滿八行紙。全無緊要話，頗使我歡喜。”就在這封慰問信中，江冬秀還老實不客氣地直奔另一個主題：“你的脾氣好勝，我一晚不睡覺，望你平身（心）氣和，修養修養罷。你的師姐師妹要把我們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擊（造孽），現世出這一班寶貝。想開點罷！幹（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絲毫沒有忘記當年胡適康奈爾大學時期的“師姐”韋蓮司、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師妹”莎菲以及曹誠英“這一班寶貝”。接著筆調又一轉，回歸正題，江冬秀始終主張胡適教書做學問，反對胡適出去做官，她直白道：“你現在好比他們叫你進虎口，就要說假話，他們就愛這一套。你在大會上說老實話，你就是壞人了。我勸你早日下台罷，免受他們這一班沒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你看了我這封信，又要怪我瞎聽來的，望你不要見怪我吧。我對與（於）你，至少沒有騙過你呀。”
江冬秀有個異於胡適的特殊愛好，就是搓麻將。江冬秀的搓麻將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適太太后，除露一手燒徽州菜、指揮保姆幹活外，就無限制地戰“圍城”，從北京搓到戰時上海，戰後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紐約，戰線綿延她的大半生。戰績嘛，她可以說戰無不勝。
如果說胡適和江冬秀的婚姻有秘訣，那就是一個“怕”字。對於胡適來講，有時怕，有時不怕，有所怕，有所不怕，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這其中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