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一寸河山一寸血4·萬里烽煙

第21章 第二十一章哪一站(一)

1938年年底,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宴請陳嘉庚。 當著這位海外華人財神的面,他直截了當:由於失去平津和上海,沒有了關稅,國民黨財政實際已經破產,現在物價漲得連一個中校都養不起家人,得靠偷菜葉過活。 陳嘉庚不由得動容。 蔣介石又說,您捐的錢很多,我很感謝您,但還遠遠不夠,以後你們能不能按時給我們捐款? 陳老聽到這裡,連眼淚都掉了下來。 堂堂元首說這樣的話,那處境簡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過眼淚還沒乾透,陳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蔣介石在宴請他的時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經這麼窮了,為什麼還如此浪費? 蔣介石當場給他認錯,賠不是。 所謂“中校偷菜葉”確有其事,以至於發展到後來,還有偷剩飯的。

軍政部辦有專門食堂,當然是免費用餐,可是門衛發現一個軍官吃完飯下班後,總會偷偷地把食堂裡的剩飯收集起來帶走,而按規定這是不允許的。 此人見門衛要沒收他的剩飯,忽然痛哭流涕。他說他老婆孩子都餓著肚子在等這些剩飯,如果不讓帶,妻兒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討了。 偷剩飯的,竟然是掛著少將軍銜的軍政部高參! “九一八”之後,軍隊發的是國難薪,即使是少將工資也得打六折。原先這六折養活一家人還綽綽有餘,可是在退守重慶後,物價翻著跟頭往上漲,法幣貶值得厲害,有的人家裡小孩多,又無積蓄,也因此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那個時候,別說中下級軍官了,就連蔣公子緯國都困頓得過不下去,為了照顧養母姚治誠,他還得向陳立果借錢才能度日。

當然,在這樣的日子裡,也還有利好。 重要的是先撐著 1939年2月,中美終於達成抗戰期間的第一筆貸款協議,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國人賣桐油給美國,美國則向中國貸款兩千五百萬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購買汽車和改善滇緬公路運輸。 毫無疑問,依靠著這幾千萬美元,重慶政府是可以暫時打發上一段日子了,同時它的意義還不止於此。 在此之前,美國的援助方式是買你的白銀,以錢換錢。這次是直接借錢給你,開了貸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堅,此舉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美國援華的大門自此打開,雖然尚不是敞開。 除了借錢,還有聲援。 近衛在對華聲明中,大言不慚地提出要建立“東亞新秩序”——以後東亞這一塊,就要由我們日本來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個兒來修理你。 經過駐美大使胡適等人的穿梭運動,美國外交部坐不住了,當即向日本發出了措辭強硬的照會:本世紀初確定的華盛頓體系必須維護,“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如今的東亞,還由不得你們日本人來做老大。 一個貸款,一個照會,使國人精神為之一振,被汪精衛叛逃弄得灰濛蒙的臉也有了點喜色。 這些變化,看似意外,其實並不意外,都是在一點點推動的結果。 就在“桐油借款”簽訂之前,日本又佔領了海南島,這本來應該對英國觸動最大,但蔣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國人身上。 當初大家都以為廣州被日軍攻占,英國會發發威,沒想到這位昔日的“日不落”窩囊得要命,根本就沒怎麼敢吱聲,反而是美國老大站出來喊了幾嗓子。

英國人現在完全成了銀樣鑞槍頭。半年之後,它跟日本簽訂了“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日本在佔領區的“特殊要求”,對其百般服軟,被稱為“東方慕尼黑協定”。 天下之大,數猛男者,也只有美國佬了。 蔣介石對海南島的被佔進行了重新包裝,強調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後一個勁兒對美國吹風,希望其挾上英法等小弟(當然也包括中國),在遠東採取抵禦日本的統一行動。 美國是純正的民主國家,什麼東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馬上出來揮刀弄槍還為時尚早,在此之前,還是先得自己撐著。 1938年11月25日,蔣介石在湖南衡陽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史稱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 會議把抗戰分為兩期,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失守,為第一期。在這一期裡,蔣介石帶頭認錯,承認自己在南京保衛戰中所使用的戰術有失誤,“實在對不起國家”。

南京完了,檢討武漢。 軍法執行總監陳調元提出彈劾案,江北“彈”的是王纘緒集團軍(實際指揮者為許紹宗),江南“彈”的是王陵基集團軍,彈來彈去,都是彈的川軍,而且還給坐在台下的王陵基來了個直接點名。 許紹宗和王陵基一時極為驚惶,如坐針氈,會場也因此變得氣氛肅殺。 當天會議結束,大家就發現廁所和過道裡貼滿標語,上曰:川軍回川保衛大四川。 蔣介石和陳誠馬上發現,自己做得過頭了點。 川軍在武漢會戰中誠然表現不佳,可人家已經把包括保安團在內的最後一點力量都拿了出來,穿草鞋提破槍,出川“保衛大武漢”,還要怎的? 既然你們不好伺候,那我們就只好回川“保衛大四川”了。 第二天,會議基調突變,陳誠上去作了檢討,把武漢失守的責任攬了大半。蔣介石不僅沒處分王陵基,還口頭對其進行了表揚。

晚上,提出彈劾案的那位陳調元更是大宴賓客,給各位壓驚,一場風波由此結束。 檢討虎頭蛇尾,草草過去,重要的是以後怎麼辦。 蔣介石告訴大家,今後算是抗戰第二期,該輪到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了。 從現在開始,重整軍隊,著手徵調一百萬新兵,並對新舊軍隊進行整訓,預定每四個月為一個訓練週期,以便能夠投入新的大戰。 南嶽會議是一個宣示,證明中國統帥部在繼續抗戰這條路上,不僅不會回頭,還將更趨強硬。 這個時候,你要說完全靠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夠對日本戰而勝之,恐怕蔣介石私底下都沒這麼足的信心,他再三強調的,也不過是“我打不過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觀點。 這東西,只有中國人或者說東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沒法理解的,當時在中國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覺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過就是輸了,還咬對方一口,很爽嗎? 對。 因為目的,已不是將對手徹底打敗,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對中國本土軍隊的戰鬥力最為不屑,但隨著戰事的發展,他對中國人的勇敢堅韌精神也有了越來越深刻的認識。 在江西時,史迪威曾親眼看到一個步兵團,只有四挺輕機槍。這在他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老美認定一個團少說也應該有一百挺機槍。 正在進行軍事訓練的中國士兵 就這麼點武器,這麼點子彈,幾分鐘就打光了,打光了怎麼辦? 史迪威到這個步兵團考察的時候,團裡的人已經被打掉了一半,子彈也所剩無幾,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還在向日軍發起夜襲——用刺刀,而沖在最前面的就是該團團長。 後下手遭殃 就在中國統帥部謀劃“轉守為攻”的時候,“華中派遣軍”也向第十一軍下達了指令:來年陽春之際,攻占南昌。

早在武漢會戰時,中蘇空軍就以南昌機場為基地,頻頻對長江江面上的日本海軍軍艦發動突襲,從那時候起,“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給岡村的作戰任務上,開始也有“攻占南昌”這一條。 可是由於第十一軍的兩個新編師團不爭氣,當時為了不耽誤進軍武漢的時間,無論畑俊六還是岡村都只能先把原計劃擱置一旁。 現在好了,趕快進行作戰準備吧。 “七七事變”之後,中日雙方除真槍實彈的軍事戰外,你來我往的情報戰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日軍攻占南昌的企圖,很快就被中國統帥部偵知。 1939年3月8日,蔣介石致電薛岳:為確保南昌,需先發製人,現在命令你於3月10日前完成攻擊準備,從3月15日對日軍發起進攻。

由於在武漢會戰,特別是萬家嶺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聲名鵲起,榮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名義上雖仍是陳誠,但實際上已由他全權負責。 薛岳當時人不在南昌,而在長沙,被他派駐南昌的是前敵總司令羅卓英,後者認為來不及準備。 按照南嶽軍事會議的部署,第一期整訓從1938年11月底開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結束,此時南昌前線的部隊都還在處於整訓當中,只給兩天時間,確實過於倉促。 薛岳打仗素來極有主見,很少能聽得進別人的話,但對羅卓英不一樣。 羅卓英是陳誠的手下,而薛岳又係陳誠一手推薦和提拔,因此薛岳愛屋及烏,羅卓英說什麼,他幾乎是言聽計從。 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薛岳是極少敢對蔣介石說“不”的人。有蔣介石署名的電報或電文,別人都誠惶誠恐,奉若神明,他則不管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見不合的,一律要進行爭論,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爭,那還算態度好的,有時老虎仔索性採取了更省力,當然也可以說更“無禮”的辦法,他在電令上直接寫上“存”“待辦”——所謂“存”,就是存在抽屜裡,束之高閣;所謂“待辦”,實際上就是永遠不辦。 3月9日,薛岳致電蔣介石:部隊尚在整訓,補給困難,準備不及,必須延至3月24日才能實施主動進攻。 見蔣介石那邊沒理睬,薛岳第二天又發來一封電報,還是一樣的內容。 見此情景,蔣介石也沒辦法,只好復電:延遲就延遲吧,可是無論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後了。 薛岳和羅卓英都沒料到,就相差那麼九天時間,主動馬上變成了被動,對方反而先發製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軍強渡修水河,南昌會戰由此開始。 讓人深感意外的是,岡村此次遣出的進攻主力,並非熊本、金澤這樣的老牌師團,而是兩個“弱弱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師團。 岡村如此將將,並不是出於什麼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掙面子。 佔領武漢,雖然收穫了一大把鮮花和讚譽,但岡村其實並不是很爽。尤其萬家嶺大捷,本來想出奇制勝的,沒想到會栽在薛岳手上,一個師團幾乎全都送進了對方嘴裡。 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不是岡村做第十一軍司令官,你換一個,武漢也未必就拿不下來,何況那幾乎也是人家主動讓出來的。 作為“日本第一名將”,就這點料水,豈不惹人笑話。 兩個“弱弱”沒準都抵不上一個“強”,這道理岡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澤這樣的“強強組合”去進攻南昌,即使贏了,又能怎樣,別人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岡村要出彩,就必須用“弱弱”。 在備戰期內,聽說將要派這兩個活寶去攻南昌,大家都震驚了。 經過岡村此前的使勁兒埋汰,第一〇六師團在日本已變得臭不可聞。許多補充兵聽說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師團”,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隻腳提前踏進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師團好點,但也好不到哪兒去,“商販師團”與“最弱師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離。 岡村的作戰計劃傳到日本國內後,連參謀總長載仁親王都吃驚不小。 打仗非同兒戲,岡村這小子別是被我一通胡吹給吹暈乎了吧,靠兩個墊底的就能成事,以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軍做副參謀長,用意就是勸阻岡村,找機會把那兩個衰貨調到後面去擔任警備。 可是這名大佐到任後,兩個師團已在進行渡河訓練,他連嘴都插不進去。 羅卓英對古詩情有獨鍾 岡村派的是“弱弱”,羅卓英在修水防線組合出來的卻至少是“強弱”。 羅卓英,廣東大埔人,畢業於保定軍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僅次於陳誠。 民國由於去清末不遠,所以古風猶存,很多人的國學功底很深,軍隊中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儒將不在少數。比如黃紹竑就善於寫詞,而且據內行評判,已具有相當水準。老記者曹聚仁在採訪淞滬戰役時,曾碰到過一位參謀長,後者侃起宋明理學來竟然也頭頭是道,連一般讀書人都知之不詳的“鵝湖之會”也能講出個子丑寅卯來。 羅卓英從小喜讀古文,並專攻古詩。即使在征戰沙場,炮火連天的日子裡,他都手不釋卷,一邊聽著砲彈落地的聲音,一邊就能吟出“戰塵揚處馬蹄輕”之類的絕句。 羅卓英與陳誠既是保定同期同學,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兩人性格還能形成互補。陳誠為人嚴厲,主觀性強,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別人無從置喙,屬於善“斷”之人。羅卓英卻寬厚儒雅,最喜歡和部下攀談交心,同時也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屬於善“謀”之人,因此他常能幫助陳誠起到一個上下溝通的橋樑作用,在“土木系”裡面,陳、羅二人的關係,幾乎就是“公不離婆、秤不離砣”。 然而有時候,人的優點也往往就是他的缺點。羅卓英多謀,卻有些偏於寡斷,聽聽這個意見對,聽聽那個建議亦有道理,往往就會動搖決心。他對薛岳說準備不足,無法立即投入進攻,實際上也是聽取了下面各部隊的意見。 作為基層部隊來講,你說準備兩天,他可能會認為起碼需要兩週,你說準備兩週,他也許會要求兩個月,因為責任不同,和決策層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戰場形勢又是瞬息萬變的,某種程度上,抓住戰機就等於抓住了勝利,這也是為什麼有的將領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羅卓英吃虧就吃虧在他太民主上,這個結論也許會令他自己都感到吃驚,卻又是個事實。 來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岡村以弱兵師團為主力,但熊本第六師團、第一一六師團等部隊也不是坐著不動,它們同樣從兩側不斷進行策應和佯攻,所以羅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匯集於修水南岸正面。 所謂強弱組合,是一左一右,左為李覺第七十軍,右為劉多荃第四十九軍。 但在安排好這一組合後,羅卓英又猶豫起來。 李覺的湘軍在金官橋經受過考驗,屬於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劉多荃的東北軍,後者武器還行,但戰鬥意志一向薄弱,跟湘軍相比,恰恰是一個相反面,要是垮下來怎麼辦? 思前想後,羅卓英決定再把作為後續機動兵團的夏楚中第七十九軍調上去。第七十九軍是一支參加過淞滬會戰的“土木系”勁旅,死守寶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後,被置於劉多荃右側,這樣“兩強”夾一“弱”,組成了一個防守三角,從而加固了修水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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