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文壇交往錄（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一九四三年春天，張愛玲透過母親黃逸梵娘家的親戚，也是園藝家黃岳淵的介紹，帶著兩篇小說——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去拜訪雜誌的主編周瘦鵑。周瘦鵑讀後“深喜之”，決定馬上在剛複刊一個月的第二期（五月號）刊出，然因篇幅所限，“兩爐香”分五期，到同年九月刊完。雖然在這之前張愛玲已開始賣文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紀》英文月刊，賣的是洋文。因此在順利邁出第一步，對張愛玲而言，不啻是極大的鼓舞。從此張愛玲的作品像開了閘的水，源源不斷地發表在上海的主要雜誌上。在兩年的時間內，她發表短、中篇小說共十七篇，約二十六萬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約十五萬字。分別刊登於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新中國報》（社長袁殊）系統的《雜誌》月刊、女作家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週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張愛玲快速地“佔領”了上海灘幾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她成為名噪一時的女作家。而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張愛玲以“梁京”的筆名在《亦報》連載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邊寫邊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八個月後，張愛玲的另一中篇小說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亦報》連載，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完。不同於的邊寫邊登，這次則是她全部寫好，再逐日刊登。同年七月，張愛玲持香港大學批准的申請複學證明，從廣州坐車經深圳赴香港，她離開上海，離開通俗刊物，離開小報，也離開她的“傳奇”故事。
張愛玲在“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的時光裡，其實她和其他作家的交往，並不活絡，這跟她的孤僻個性有關。她和這些作家的關係，大都由於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說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雖然後來和柯靈、蘇青等人，有進一步的交往，但較之有些作家的人際網絡，張愛玲顯得十分單薄。因之在這時期張愛玲的文章中，除了《我與蘇青》一文外，還找不出其他懷友的篇章。惟在最近出版的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陳跡殘影，雖然不是自傳，而是小說，但其中真實的成分還是很大。加上與她有過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陳述，筆者試圖梳理張愛玲在這段期間與其他作家間的互動，甚至想進一步了解她和一些作家後來兇終隙末的原因。但由於資料的蒐集，無法完整；觸及的層面，無法全面。至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交往關係，談論者已經很多，故不在此論文之列。
張愛玲的初識周瘦鵑，由於周瘦鵑的識珠，造就了現代文學的一顆巨星的冉冉升起。這會面的過程，周瘦鵑寫了《寫在〈紫羅蘭〉前頭》所謂“編者的話”，連同張愛玲的一同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複刊第二期上，其中寫的當為實情。張愛玲的中，有寫到“湯孤鶩”這個人，明眼人會猜得到他是周瘦鵑。是在兩人會面的三四十年後寫的，並非實錄，而有著張愛玲的愛憎成分在裡面。
藏書家謝其章在文章中說：“真實的成分遠遠多於虛構，某些細節對不上，想來也是張愛玲的誤記（或存心誤記），畢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國一個人寫回憶，誰也幫不上她。”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灣秀威出版。謝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鵑這些事是既對得上人也對得上事還對得上細節的。他說：“張愛玲但凡對某人沒好感，這個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鵑前輩亦未能倖免。寫到周瘦鵑不足五百字，其中還夾有這樣的話：'湯孤鶩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著個薄黑殼子假髮。'當著禿子不說光，這起碼的人情，張愛玲亦不領，還不必說周瘦鵑是最早稱讚她的編輯。……'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這也許就是張只給了雜誌一部稿子的緣故，張愛玲是敏感的。”
張愛玲是敏感的，沒錯。但她後來在中說周瘦鵑“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則有失公道的。這其中是另有隱情的，據王羽在她的《張愛玲傳》中認為，周瘦鵑在續登《沉香屑：第二爐香》時，初登文壇又才情噴湧的張愛玲，曾要求周瘦鵑在一期把該小說刊完，而周瘦鵑卻捨不得一次刊畢，以致雙方產生芥蒂，年輕氣盛的張愛玲從此不再為撰稿了，而找到了柯靈接編的《萬象》雜誌了。周瘦鵑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五期《寫在〈紫羅蘭〉前頭》中說：“張愛玲女士的第一爐香已燒完了，得到了讀者很多的好評。本期又燒上了第二爐香，寫香港一位英國籍的大學教授，因娶了一個不解性教育的年青妻子而演出的一段悲哀故事，敘述與描寫的技巧，仍保持她的獨特的風格。張女士因為要出單行本，本來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實在太長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但這第二爐香燒完之後，可沒有第三爐香了；我真有些捨不得一次燒完它，何妨留一半兒下來，讓那沉香屑慢慢的化為灰燼，讓大家慢慢的多領略些幽香呢。”是可得到證明的。周瘦鵑是太喜歡張愛玲的文字的，兩爐香共分五期刊登，作為主編的他是有些商業考量的，但與當時“成名要早”的張愛玲想每篇一次刊完，是立場不一的。或許因為這緣故，張愛玲對最早提攜他的文壇前輩周瘦鵑是不領情，而有些揶揄的。
張愛玲發表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古今》半月刊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一文極稱讚秦瘦鷗的《秋海棠》，她說：“《秋海棠》一劇風靡了全上海，不能不歸功於故事裡京戲氣氛的濃。……《秋海棠》裡最動人的一句話是京戲的唱詞，而京戲又是引用的鼓兒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爛熟的口頭禪，可是經落魄的秋海棠這麼一回味，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精闢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裡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組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面上。”其實在更早的《二十世紀》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六月）張愛玲就以英文寫了Still Alive，談到《秋海棠》話劇的演出，張愛玲說：“還從來沒有一齣戲像《秋海棠》那樣激動了死水一潭的上海灘，這是一出帶有感傷情調的情節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來一直在卡爾登大戲院上演。大多數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觀看這齣劇，以致能背誦台詞，知道演員要說些什麼。一個藝名為秋海棠的京劇旦角明星的悲慘隕滅，使那些意志堅強的人也為之一掬同情之淚。這個劇的演出成功招來了一大批模仿者。一時上海同時上演描寫京劇明星私生活和幕後風流艷事的戲劇不下六個之多……”
秦瘦鷗的《秋海棠》小說，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周瘦鵑主編的《申報·春秋》上連載，引起相當轟動。一九四二年七月，金城圖書公司馬上發行單行本。同年十二月，由秦瘦鷗與顧仲彝改編為話劇劇本，由費穆、黃佐臨等導演，石揮、喬奇、沈敏、英子、張伐、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話劇，在上海連演四個半月一百五十餘場，竟打破話劇界從來未有的賣座紀錄。石揮就是因演《秋海棠》成功而紅出來的，並在一九四三年奪得“話劇皇帝”的桂冠。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張善琨的華影公司出品，由馬徐維邦編導，李麗華、呂玉堃合演的電影《秋海棠》，也相繼推出，賣座又打破了紀錄。
雖然秦瘦鷗也在《風雨談》、《天地》等雜誌寫文章，與柳雨生、蘇青等人也很熟稔，但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他和張愛玲有實際的交往。但是張愛玲蠻喜歡《秋海棠》，確是事實。據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大上海報》柳浪的《張愛玲與潘柳黛》文中說：“《古今》、《天地》等七家雜誌編輯，將與名演員在元宵節義演《秋海棠》於'蘭心'。女作家張愛玲、潘柳黛亦參加演出，張飾羅湘綺，未知能否勝任；潘飾一老娼子，則頗為適當。”除此而外，學者水晶更指出張愛玲的小說（後改名為），相當程度受到《秋海棠》的影響。 （《秋海棠》中父女相依為命的艱苦生活，為時十八載，與的數字更是巧合。）
張愛玲與柯靈及平襟亞的交往，起源於張愛玲投稿於《萬象》雜誌。 《萬象》創刊於一九四一年七月，由陳蝶衣擔任主編。當時主編與發行人（中央書店的老闆平襟亞）合作之初，曾有過君子協定，主編得分享經濟利益。當雜誌的銷售越佳，雙方的矛盾也就尖銳起來。最後，陳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亞到處託人推薦編輯高手，唐大郎說：“何不請柯靈出山，準行！”於是平襟亞就找到了柯靈。柯靈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開始接編《萬象》的。據柯靈說同年七月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給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遙寄張愛玲》）但據平襟亞的回憶：“記得一年前吧，那時我還不認識這位柯靈老年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獨自捧了一束原稿到'萬象書屋'來看我，意思間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薦給編者柯靈先生，當然我沒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在我們《萬象》上登了出來。往後又好像登過她幾篇。”學者蕭進認為張愛玲是先認識平襟亞，平襟亞對張愛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負責張愛玲的稿約和稿費事件，兩人接觸頻繁，這也是後來兩人因稿費問題而鬧翻，但沒有影響到她與柯靈之間的友誼的原因。柯靈在一九八四年寫的《遙寄張愛玲》也肯定地說：“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從《遙寄張愛玲》觀之，後來張愛玲和柯靈還多所交往。一九四四年六月，柯靈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張愛玲與胡蘭成去柯靈家存問並留言，張愛玲並請胡蘭成找日軍要求釋放柯靈。同年秋，張愛玲將改編為舞台劇本，柯靈提供了不少意見，又為之居間奔走，將她引薦給大中劇團的主持人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之一）。在新光大戲院公演後，大獲成功，張愛玲為了答謝柯靈，送了他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柯靈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導演桑弧看見了，用上海話取笑說：“赤刮剌新的末。”但在經過數十年後的中，柯靈以“荀樺”的面目出現，不只讓讀者“震了一震”，簡直不敢相信。謝其章說：“柯靈略去不談罷，雖然他的名篇《遙寄張愛玲》情辭並茂，感動了萬千張愛玲迷，可是裡這七個字'漢奸妻，人人可戲'，一下子使得這位文壇長者的仁厚面罩戴不住了，此處真該以'小說家言'視之，不然，本來悲觀的世界就更加悲觀了。張愛玲說'荀樺有點山羊臉'，我正好看到一張柯晚年的照片，覺得張愛玲看人準，落筆就準。”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灣秀威出版。而學者高全之也說：“柯靈是否曾在電車上非禮張愛玲，難予求證，也沒有必要考察，重點在作者藉此說明'漢奸妻，人人可戲'的蠻橫惡劣，並且提出'忘恩負義'的批斷。除非有人能夠提供柯靈曾經激怒張愛玲的其他事證，我們目前只能猜測祖師奶奶曾經過目柯靈那篇強不知以為知的《遙寄張愛玲》。”
平襟亞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文中回憶說：“她寫信給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冊單行本短篇小說集。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她。”一九四三年八月《雜誌》的“文化報導”欄，有這樣的預告：“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也回憶說：“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徵詢意見。”柯靈給張愛玲寄了一份中央書店的書目，中央書店當時是靠“一折八扣”起家的，言下之意，是要她婉謝垂青。而平襟亞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海報》上，以“秋翁”之名，發表《張愛玲之創作》談到：“……繼以一稿投《萬象》，同時投函及予，曾數次約談，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說七篇，要求予代出單行本，復以紙貴如金箔，未成議。予將及另一篇長稿，退還愛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備《萬象》登載。”《萬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刊出（一）、（二），十一月刊出《琉璃瓦》；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則刊登連載小說，至六月連載六期就“腰斬”了。同年八月十五日張愛玲的小說集改由《雜誌》月刊社出版，大受歡迎，出版四天就再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八月十八、十九日平襟亞在《海報》上發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認為張愛玲寫時，多拿《萬象》一千元而不予供稿。學者蕭進認為稿費事件發生在五月份，而平襟亞直到八月份才提出，顯係因見到張愛玲的小說集大賣，一筆到手的生意泡了湯，因此遷怒於張愛玲，於是只有借助一千元灰鈿事件來做文章，不僅在小報上大罵張愛玲“生意眼”、“市儈”，還把張愛玲給他的私人信件公之於眾，譏諷張愛玲所謂的“貴族身份”，實在有失風範！
張愛玲的高中國文老師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為我們留下了張愛玲求學的重要史料。但有關汪宏聲的生平資料，卻都無人言及。張愛玲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
據史料家秦賢次的資料說，汪宏聲是浙江吳興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於上海光華大學第五屆教育系畢業。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聖瑪麗亞女校國文部主任，成為張愛玲高三畢業班的國文老師。汪宏聲也是翻譯家，曾譯有美國小說家奧爾珂德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好妻子》（一九三六年五月）、《小婦人》（同上）、《小男兒》（一九三七年一月），收入錢公俠主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另以沈佩秋筆名譯有王爾德的（一九三七年一月）、易卜生的《娜拉》（一九三七年四月）、果戈里的《巡按》（一九三七年五月），收入錢公俠、謝炳文（後改名謝然之，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後，浸至成為台灣新聞界大老）主編的世界戲劇名著叢書中。
錢公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興人。一九二八年十月，當錢公俠還在上海光華大學二年級時，已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悵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說七篇。錢公俠系當時光華大學風頭最健的學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與沈祖牟以“光華文學會”名義拜訪魯迅，邀請魯迅及鬱達夫來光華演講。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與儲安平等組織“光華劇團”，顯示出他在文藝上的多方面興趣。抗戰時期，錢公俠在上海淪陷區亦是一活躍的作家、編輯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與周越然、柳雨生（光華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華附中教師）、馮和儀（蘇青）、楊光政（原名晉豪）、楊樺（之華）等人發起籌建“中國文化人協會”。其後任《語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編，《中華日報》主筆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錢公俠創辦《語林》月刊時，他希望藉張愛玲的名聲為自己的雜誌大壯聲威，於是他找到他光華的學長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張愛玲說：“沒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錢公俠先生，知道汪先生為《語林》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錢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樣。”錢公俠與張愛玲應是熟識的，在這之前他們同在《雜誌》寫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雜誌》社在康樂酒家舉行“集評茶會”，出席的人員中就有錢公俠。
《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說：“她一貫地懶惰，還是什麼都'我忘啦！'我記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說'我——'我不等她說下去，便接著說'——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來一篇。我一看，卻就是的上半篇，原來她要把這一篇充兩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報上看到了平襟亞先生與張愛玲的一番'灰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充兩期作文的一樁公案，'夫子'不禁'莞爾'了。”汪宏聲萬萬沒有想到，他這種玩笑似的聯想，正好進一步坐實了張愛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負面形象。對“一千元錢灰鈿”這件事，張愛玲本不願多言，為不使自己尊重的國文老師汪宏聲甚至大眾誤解，她寫了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語林》月刊加以申辯：“我替《萬象》寫。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著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帳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編者錢公俠為公平起見特別在這一期有一說明：“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面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於是平襟亞又寫了《“一千元”的經過》同時登載這期雜誌，平襟亞並把的稿費清單附於文後，詳註張愛玲收取稿費的日期、數額和取款方式，總之，他堅持認為張愛玲欠款一事確鑿無誤。而汪宏聲有《“灰鈿”之聲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云云有何因果關係也。”
錢公俠對張愛玲是相當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報》《談女作家》一文中，錢公俠說：“她（張愛玲）至今是一個像牙塔里的閨秀。她對於社會曾採取一種孤立主義，遠遠的站開著，絕不與人纏夾，因為她沒有蘇青女士那種潑辣大膽，也沒有王淵女士那種渾然無我的感覺。人家看她，彷彿又遠又高，而她就在那遠處高處奏出人間天上的音樂。”
張愛玲與《雜誌》的結緣早於《萬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張愛玲便有小說在《雜誌》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數量最多的刊物。據沈鵬年先生說：“……袁殊看到發表張愛玲，頓覺眼睛一亮，像在群馬中發現了驊騮。他便驅車靜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樓上，向這個可以做他女兒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張愛玲當然不會知道，此人竟是共產黨員。張愛玲本來都是自己投稿的，這一次，《雜誌》創辦人卻來上門約稿了。是張愛玲在《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從此以後直至刊物停辦，《雜誌》上幾乎期期有她的文章。脫稿，袁殊他們連聲叫好。吳誠之與魯風決定把篇名套紅印上封面，以示醒目。惲逸群主張和另一篇同樣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論》（案：作者署名劉洪，實際是惲逸群）並列刊出。……刊物還沒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國報》、《晚報》和電台上大做廣告，使張愛玲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於是這期《雜誌》竟萬人爭閱，立刻搶購一空。張愛玲一成名，《雜誌》社立刻為她出版單行本。由於宣傳及時，初版四天售罄。在吳誠之與魯風同志主持下，《雜誌》社特地舉行了'集評茶會'。魯風原名劉祖澄，滬江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在新光通訊社當記者，與袁殊相識後一直充當他的助手。由袁殊發展入黨。因此說，張愛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苦心扶持所致。”
袁殊原名袁學易，湖北蘄春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黨員。四十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隸屬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面間諜”，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機關都有過密切關係。上海淪陷時期，一躍而成為江蘇省教育廳長，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誌》。一九四四年三月，袁殊曾請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蘇州去玩，他在江蘇教育廳官邸拙政園盡了一份地主之誼。那次蘇州之遊，《雜誌》還特別做了“春遊蘇州”的專輯（第十二卷第六期），蘇青還寫了散文《蘇遊日記》，同遊的還有文載道（撰有《蘇台散策記》）、譚惟翰、予且、實齋、譚正璧、班公、錢公俠、吳嬰之、關露等多人，張愛玲藉口感冒，婉拒了春遊蘇州的邀約。
《雜誌》當時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許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恥於與其來往的，為此編輯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後回憶說：“抗日戰爭時期，吳江楓為《雜誌》來向我徵稿，一再聲明，這是共產黨內地下工作者奉命辦的，表面是漢奸刊物，其實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蘇青後來在《續結婚十年》中說袁殊這人身邊美女不斷，每天要換上一個。不過蘇青出這書的時候，袁殊已經在上海失踪了，變成了新四軍中的曾達齋，與關露在一起。這是蘇青不知道的，所以她會大膽地說這樣的真相。張愛玲在裡並沒有寫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給好友宋淇的信中這麼說：“袁殊自命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戰後大搖大擺帶著廚子等一行十餘人入共區，立即被拘留。”則顯係她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
在同時代的女作家中，蘇青是唯一和張愛玲關係密切的。張愛玲在蘇青的《天地》發表的篇數在眾多雜誌中，僅次於《雜誌》，位居第二。除了寫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張愛玲還幫蘇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畫插圖。而從第十一期開始張愛玲還幫《天地》設計封面。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天地》創刊，張愛玲看在“叨在同性”的份上，第二期就有登場，成就了後來的胡張之戀，蘇青無意間扮演了紅娘的角色。但胡蘭成認識蘇青在先，而且跟蘇青的交往很不一般，裡就講過“當初有一晚上，我去蘇青家裡，恰值愛玲也來到。她喜歡也在眾人面前看著我，但是她又妒忌，會覺得她自己很委屈。”張愛玲為什麼會覺得“妒忌”和“委屈”呢？其中實在大可玩味。尤其是胡蘭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刊出的《談談蘇青》一文，對蘇青的人與文的深刻了解，實遠較張愛玲在這之後（一九四五年四月）發表在《天地》的《我看蘇青》來得透徹。張愛玲的文章有許多地方太過客套了，有些故意討好蘇青，例如“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就顯得有些言不由衷。
黃惲在考察蘇青的自傳體小說《續結婚十年》（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書，其中第十一章《黃昏的來客》寫了原型是胡蘭成的“談維明”，以各種精彩的話語折服了獨居的蘇青，於是兩人竟上了床，一陣激情之後：“談維明抱歉地對我說：'你滿意嗎？'我默默無語。半晌，他又訕訕的說：'你沒有生過什麼病吧？'”黃惲《兇終隙末的蘇青與張愛玲》，《萬象》第十卷第十二期，二八年十二月。而中說：“文姬大概像有些歐美日本女作家，不修邊幅，石像一樣清俊的長長的臉，身材趨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腫的咖啡色絨線衫，織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樣，她那麼浪漫，那次當然不能當回樁事。'你有性病沒有？'文姬忽然問。他笑了。'你呢？你有沒有？'”似乎亦坐實了胡蘇兩人的情事。黃惲指出“當蘇青了解到張、胡的戀情之後，蘇青心裡必定會有我不如張之感，那麼最好的報復就是：我用過了，很無能，不屑再顧，由你拿去的不過是我的唾餘而已。這樣才能從心底里吐出一口惡氣，正可謂兇終隙末。而在寫這段文章時，也就是蘇青與張愛玲永遠絕交的時候了。”而張愛玲也以來報復三十年前的舊恨，只是當書出版時，蘇青早已墓木已拱了（蘇青於一九八二年去世）。
柳雨生（柳存仁）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上海創刊《風雨談》，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財力，《風雨談》一出版便是一百五十六頁的三十二開本，更集結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啟無、周越然、紀果庵、譚正璧、譚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蘇青等人。蘇青的成名作《結婚十年》，便是在《風雨談》連載的。柳雨生與蘇青交往甚多。蘇青的《續結婚十年》中那個與女主人公親密無間的“秀美書生”潘子美的原型，據黃惲的考證，就是柳雨生黃惲《蘇青〈續結婚十年〉與人物原型對照表》，《萬象》第十一卷第六期，二九年六月。柳雨生也在《天地》寫過稿，《天地》第四期扉頁背面就登過五個作家的照片，五顆星式的佈局，張愛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紀果庵，左下週班公，右下譚惟翰。張愛玲並沒有為《風雨談》寫過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風雨談》第十五期寫了《說張愛玲》一文，其中云：“尋思我國有過什麼時代出產過這樣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沒有看到的麼？其作品所描寫的人們之生活，如以香港的華洋雜處的婦女們之私生活為背景的，其錦繡古玩，服裝華飾，一隻玉鐲，一瓶鼻煙，何一非承繼盛伯熙或潘伯瀛們的時代之所謂盛世的氛圍而來的呢？其言語、舉止、笑貌、嗚咽，以及其淒麗的沒落的環境，有什麼不可以為我們興悲或哀鬱的對象的呢？”而在《傾城之戀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寫了《如果〈傾城之戀〉排了戲》評介道：“在此動蕩的時代環境里而猶能見到如此精練圓熟的文字，未嘗不可說是一種非偶然的奇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在新光大戲院公演，柳雨生說：“她（案：張愛玲）送了我十七夜場的戲票。可是，我因為急於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觀。”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華日報·中華副刊》，柳雨生髮表了《觀〈傾城之戀〉》，他說：“這戲無疑地仍舊不失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的一出好戲——重頭的、生動的、有血肉的哀艷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樸在上海創辦了《古今》雜誌，《古今》從第三期開始由曾經編輯過《宇宙風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風乙刊》開始由陶亢德編，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編。張愛玲有兩篇文章，發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記》。周黎庵在《魂兮歸來，張愛玲》一文中說：“我那時正在編輯一本專談掌故書畫的刊物，她經柳存仁的介紹來看我，並以文稿一篇為贄。她生得併不算美，但風度甚佳，衣著卻很奇異，後來才知道她的第二個愛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說：“張愛玲給我的文稿記得是談服裝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戲的。要是像沈從文那種談古代服飾的倒很適於接受，可惜她談的是她本人設計的現代服裝，殊不合我編輯雜誌的格調；但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紹，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發表。她對此大概很為不滿，以後便不再來稿而轉向柯靈和周瘦鵑編輯的刊物投稿，便如魚得水，頓時轟動上海；不過她在上海發表的處女作，則確是那篇談服裝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僅此一面，以後雖同在上海，卻未再有晤面的機會，算來已是五十多年前的舊事了。”由於周黎庵在寫此文時年事已高，記憶難免有誤。張愛玲早在周瘦鵑及柯靈主編的刊物發表文章了，遠在《古今》之前，非在這之後；至於張愛玲上海發表的處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記》。再者周黎庵又記錯一事，實際上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發表在前，《更衣記》發表在後。 《更衣記》不是用小字發表的，用小字發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至於這是否因此引發張愛玲的不滿，我們不得而知。但確實是張愛玲擲下二文後，從此沒有在《古今》發表文章了。
說：“他從華北找了虞克潛來，到報社幫忙。虞克潛是當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帶他來看九莉。虞克潛學者風度，但是她看見他眼睛在眼鏡框邊緣下斜溜著她，不禁想到'這人心術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潛則指沈啟無，沈啟無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後來週沈交惡，周作人公開發表破門聲明，從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到十月，沈啟無靠變賣書物維持生活。之後，胡蘭成約他去南京編《苦竹》雜誌。說胡蘭成：“他也的確是忙累，辦報外又創辦一個文藝月刊，除了少數轉載，一個雜誌全是他一個人化名寫的”。張愛玲有一段時間也在南京幫胡蘭成辦《苦竹》雜誌（《對照記》有云：“炎櫻的大姨媽住在南京，我到他們家去過。”），張愛玲在《苦竹》雜誌上發表過《談音樂》（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啟無在《苦竹》雜誌上發表過散文《南來隨筆》和新詩《十月》（第二期）。其中《南來隨筆》中有段評論張愛玲的文章，沈啟無說：“彷彿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洗煉出來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氣，卻有六朝人的華瞻。”又說：“張愛玲，蘭成說她的文章背景闊大，才華深厚，要佔有一個時代的，也將在一切時代裡存在。這話我並不以為是過譽，看她文章的發展，是有著多方面的，正如蘭成說的，'青春能長在，自由能長在，才華能長在'。生活對於她，不是一個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沒有故事，文章也寫得很美。因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虛的浮華。她不像西洋厭世派，只寫了感覺，在他們的手下，詞藻只做成'感覺的盛宴'。而她，把感覺寫繪成感情，幾乎沒有一樣感覺不可以寫出來的，沒有一樣感覺不是感情的。她走進一切的生命裡去，一切有情無情在她的作品裡也'各正性命'，得到一個完全的安靜。所以，她的文章是溫暖的，有莊嚴的華麗，也有悲哀，但不是慘傷的淒厲，所謂'眾生有情'，對人間世有著廣大的愛悅的。”沈啟無說他是針對張愛玲談音樂、談畫的諸多文章而寫的感想，至於張愛玲的小說他還未即細讀，總體而言沈啟無的批評是有其見地的。
一九四五年初，沈啟無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胡蘭成任社長，他任副社長，後又找關永吉任編輯部長。關永吉在《大楚報》上恢復了《文筆》副刊（雙周刊），名義上由沈啟無主編，實際上還是關永吉在負責，沈啟無只是在每期上發表一些詩歌。他在《文筆》上寫的新詩，連同以前的舊作，包括他針對周作人寫的《你也須要安靜》，共二十七首，由《大楚報》社印成一冊《思念集》。亂世中兩個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以看出彼此為人處事中遠距離難以觀察到的層面。胡蘭成在回憶錄“漢皋解佩”一章中，有對沈啟無側面的記述：“沈啟無風度凝莊，可是眼睛常從眼鏡邊框外瞟人。他會作詩，原與廢名、俞平伯及還有一個誰，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北京的學術空氣及住家的舒服溫暖，在他都成了一種沉湎的嗜好。他的人是個既成藝術品，可以擺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軀在藝術邊外的就是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從來亦不顧別人。”胡蘭成的文字簡約，然而嫌惡之情，溢於言表。不過，他們之間有經濟上的糾葛，胡蘭成又對沈啟無在他的情人小護士周訓德面前說他的壞話一事，耿耿於懷，他說：“第二天我與啟無從報館回來，在漢陽路上走時，我責問他：'你對小周怎麼說話這樣齷齪！'啟無道，'小周都告訴你了麼？'我叱道，'卑鄙！'他見我盛怒，不敢作聲，只挾著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種風度凝莊，我連不忍看他的臉。兩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醫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後頭，像拖了一隻在沉沒的船。啟無從此懼怕我，出入只與永吉同行，有幾次我在漢水渡船上望見他們兩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紅樓夢裡的一僧一道，飄然而去。”胡蘭成的記述是難以全拿來當信史看的，況且他本身就是一個無行的文人。中“她看見他眼睛在眼鏡框邊緣下斜溜著她，不禁想到'這人心術不正'”，顯然地張愛玲受到胡蘭成極大的影響。
關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張守謙，筆名張島。為華北淪陷區有影響的小說家、鄉土文學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覓職未果，十一月初赴漢口任《大楚報》編輯部長。當時《大楚報》社，是武漢地區淪陷時期文藝書籍的重要出版單位，從一則“大楚報社新書”的預告，我們看到有“新評論叢刊”：《中日問題與日本問題》（胡蘭成著）、《文明的傳統》（胡蘭成著）、《我所見到的中國》（傅天行著）。 “快讀文庫”：《苗是怎樣長成的》（關永吉著）、（張愛玲著）、《怒吼吧！中國》（王陵改編，俄國同名劇本）、《組織就是力量》（大楚報社論集）、《與武漢市民同在》（大楚報社論集）。 “南北叢書”：《思念集》（開元著）、《懷狐集》（吳公汗著）、《鎮長及其他》（關永吉著）、（關永吉著）、《奴隸之愛》（袁犀著）、《某小說家手記》（高深著）等書的預告。張愛玲的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漢口大楚報社以“大楚報快讀文庫”之一出版。
張愛玲與路易士的關係，也是因胡蘭成而起的。胡蘭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華日報社初版的《文壇史料》）文中說：“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據王宇平的考證，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來，在香港學士台下面的一層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號，後來搬到二號。同年冬天，胡蘭成也搬到了學士台，他在上海淪陷後被調到香港的《南華日報》擔任主筆，同時在蔚藍書店兼職。路易士經杜衡介紹結識胡蘭成。王宇平《學士颱風雲——抗戰初中期內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與分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七年第二期。
中提到邵之雍資助一個畫家和一位詩人，詩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紀弦回憶錄》中也說過胡蘭成對他的幫助：“他知道我很窮，家累又重，離港返滬，已身無分文了，於是使用適當方法，給我以經濟上的支援，而且，盡可能地不使我丟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報刊給我以特高的稿費；逢年過節，和我夫婦的生日，他都會派人送來一份厚禮，除了蛋糕，還有個紅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蘭成，希望能給他解決生活問題，胡蘭成便安排他任偽“法制局”秘書一職，但為時不久。路易士曾組織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詩人成立“詩領土社”，出版《詩領土》雜誌。我們看後來胡蘭成辦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蘭成和他用化名寫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張愛玲的《談音樂》和炎櫻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詩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雲篇》。在《苦竹》這可說是胡蘭成個人的雜誌中，路易士還是被看重的。
張愛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發表在《雜誌》的《詩與胡說》中說：“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見他的詩，是在雜誌的'每月文摘'裡的《散步的魚》，那倒不是胡話，不過太做作了一點。小報上逐日笑他的時候，我也跟著笑，笑了許多天，在這些事上，我比小報還要全無心肝……”張愛玲又說後來讀到了路易士的好詩，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她認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淒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東方日報》有一則小方塊，標題是《張愛玲讚美路易士》，雲路易士的詩既蒙當紅女作家讚美，必定是好的，可惜自己看不懂：“近代新詩的進步，大概就是在令人難懂上面出顏色，張女士能懂得而加以讚美，此所以能成就女作家也夫？”
小報界的“江南第一枝筆”唐大郎與實業家文化名人胡梯維及電影導演桑弧三人親密無間，人稱“三劍客”。唐大郎是唐云旌（一九八～一九八）的筆名，他還用過高唐、劉郎等筆名。唐大郎原在中國銀行工作，一九三二年因雅愛寫作，遂脫離銀行，任小型報《東方日報》編輯，也因此認識了也在該報編電影版的龔之方。後來他倆一直合作，形影不離，成為老搭檔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龔之方和唐大郎創辦《光化日報》，雖沿襲小報的一向傳統，偏重趣味和娛樂，但品格、情調不失正派，故在污濁的淪陷上海報壇，不失為一枝玉立青蓮。前不久發現的張愛玲佚文《天地人》，便是發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的《光化日報》第二號上，全文由六則互不相干的雜感組成，共六百餘字。學者陳子善認為此文的亮相，只是張愛玲與龔、唐兩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後來張愛玲在《大家》發表《多少恨》和《華麗緣》，在《亦報》發表和等，也都是龔、唐兩人慧眼識寶，一手促成的。陳子善《張愛玲與小報——從〈天地人〉“出土”說起》，《書城》第十六期，二七年九月號。在張愛玲的文學生涯中，龔、唐兩人所扮演的角色實在是太重要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張愛玲的出了增訂本，是由龔之方與唐大郎虛設的山河圖書公司出版的，據龔之方說，當時出書必須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總經銷，山河圖書公司實際上是一塊空招牌而已，所刊出的地址、電話是他和唐大郎寫稿的地方。據沈鵬年《行雲流水記往》書中說，唐大郎不但請上海著名的書法家鄧散木為此書題寫封面；還慫恿張愛玲寫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刊於卷首，公開闢謠。唐大郎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間，曾為上海小報《鐵報》寫專欄《高唐散記》，在《序與跋》文中：“去年，增訂本出版，張愛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來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頁，給我寫上了下面這幾行字……我忽然想著，張小姐這幾句話可以用作《唐詩三百首》（案：唐詩，唐大郎之詩）的短跋，同時請桑弧寫一篇序文。他們在電影上，一個是編劇，一個是導演，在這本詩冊上，再讓他們做一次搭檔。”張愛玲給唐大郎的題字是——“讀到的唐先生的詩文，如同元宵節，將花燈影裡一瞥即逝的許多亂世人評頭論足。於世故中能夠有那樣的天真；過眼繁華，卻有那樣深厚的意境……我雖然懂得很少，看見了也知道尊敬與珍貴。您自己也許倒不呢！——有些稿子沒留下真可惜，因為在我看來已經是傳統的一部分。”這段文字倒是張愛玲的佚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唐大郎以“唐人”筆名在《文匯報》發表《浮世新詠·讀張愛玲著〈傳奇增訂本〉後》雲：“傳奇本是重增訂，金鳳君當著意描。”注曰：“張有《描金鳳》小說，至今尚未殺青。”其實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雜誌》的“文化報導”，就說：“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描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但據方型周刊《海風》說：“據與她相熟的人說起，這部書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殺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脫稿以後，忽然嫌她起頭的一部分，並不滿意，所以截下來焚毀了，而現在只剩了下半部。”
胡梯維原名治藩（一九二～一九六六），是中國第一家民營銀行浙江實業銀行的掌權者，業餘卻辦《司的克報》小報，以“梯公”、“鵜鶘”、“不飲冰生”、“拂雲生”之名在《金鋼鑽報》、《社會日報》等小報上寫短文，混跡於中下市民的文化圈子，是劇評家、京劇名票。抗戰勝利後，胡梯維以浙江實業家身分接手並執掌了由大光明、國泰、美琪等影戲院組成的上海國光影院公司。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在胡梯維任大光明電影院總經理期間，做過胡的機要秘書達十年之久。據張茂淵的同事朱曼華說：“張愛玲有時隨她姑姑一道看試片，和在座的人見面，也只微笑點頭而已。”朱曼華《張愛玲和她的姑姑》，載《張愛玲研究資料》，於青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海峽文藝出版。胡梯維的夫人金素雯是“江南四大坤旦”之一，長期與周信芳（麒麟童）同台搭檔，也能演話劇。一九四年在卡爾登演出《雷雨》，周信芳飾周朴園，金素雯飾繁漪，胡梯維飾周萍。後來和桑弧一道，乾脆成立了業餘話劇團“孤鷹”，該劇團排演過洪深的《寄生草》等。
桑弧原名李培林（一九一六～二四），一九三三年肄業於滬江大學新聞系，曾任中國實業銀行職員。後來因得識著名導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勵下從事劇本寫作。他起初寫的三個劇本、《洞房花燭夜》、《人約黃昏後》，均由朱石麟先後搬上銀幕。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初，在朱石麟及陸潔的支持下，桑弧自編自導了《教師萬歲》與《人海雙姝》。文華影片公司成立後，桑弧成為該公司第一位基本導演。桑弧是經柯靈介紹認識張愛玲的。 《不了情》、《太太萬歲》，四十年代兩人合作的影片曾在上海灘名噪一時。一編一導珠聯璧合的搭配，轟動一時。桑弧與張愛玲之間的情事，一度充斥上海各大小報。緋聞並非空穴來風，最後一個出場的重要人物叫燕山，明眼人一看即知，此人乃桑弧無疑。細寫兩人的情事，更坐實了傳說。曾是上海電影製片廠離休老幹部的沈鵬年也說“龔之方曾主動想使桑弧與張愛玲締結秦晉之好。解放後，前輩夏衍同志是上海市的文化主管，把桑弧吸收入上海電影製片廠任導演；把張愛玲吸收入劇本創作所任編劇，我親眼看到'桑弧與張愛玲合影'的彩色照片——這在當時，市場上沒有彩色照片，只有電影厂有此條件。”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們在拍張愛玲的紀錄片時曾訪問過桑弧，他看著我們遞給他的張愛玲的照片時，他說“因為幾十年沒通音信了，我很難發表意見，我不准備談”，幾句話輕輕帶過，個中消息，令人難以索解。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亦報》連載的前一天，桑弧就以“叔紅”的筆名發表《推薦梁京的小說》，他傾情禮讚：“我讀梁京新近所寫的，彷彿覺得他是在變了。我覺得他的文章比從前來得疏朗，也來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豔的色調。同時，在思想感情上，他也顯出比從前沉著而安穩，這是他的可喜的進步。”十天之後，有筆名“傳奇”的發表《梁京何人？ 》。此人故做神秘地猜測“梁京”是何人，要引起讀者的好奇，是深知宣傳的高手，從文中提到他夫人亦是藝文圈內人，娘家在杭州來判斷這對夫妻就是胡梯維、金素雯夫婦了。據魏紹昌文章說：“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約我去石門一路旭東里他的家裡宴會，同座的有柯靈、張愛玲、炎櫻、胡梯維、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龔之方等。”可見他們彼此早就熟識了。在連載期間，曾有“鬧了歸齊”一句，編者不懂去問唐大郎，唐大郎平常自詡多能聽得懂北方土話，卻也弄不清楚“歸齊”兩個字，只得把小樣送去給張愛玲，問她看有沒有錯，張愛玲在小樣上批道：“歸齊”是北方話，沒有錯。 （案：是“終了”的意思）為此學者陳子善說：“殊不知張愛玲雖然生在上海，長在香港，其祖籍乃河北豐潤，祖父張佩綸是滿清大臣，祖母是李鴻章之女，因此她對北方話也很熟悉，寫作時能夠信手拈來，恰到好處，難怪自詡懂得北方土語的唐大郎先生要自愧弗如。”連載完後的第二天，唐大郎就去看張愛玲，之後馬上登出《訪梁京》一文，告知讀者俟修訂好後，《亦報》馬上出單行本，而梁京也將再有新作刊登《亦報》。這“三劍客”一路護駕著“祖師奶奶”，可謂“有情有義”了。
李君維（筆名東方蝃），上世紀四十年代就有“男張愛玲”的稱號，一直被認為是張派傳人，其實他只比張愛玲小兩歲。李君維和炎櫻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李君維說：“一時心血來潮，就請炎櫻作介前往訪張。某日我與現在的翻譯家董樂山一起如約登上這座公寓六樓，在她家的小客廳作客。這也是一間雅緻脫俗的小客廳。張愛玲設茶招待，虧得炎櫻出口風趣，沖淡了初次見面的陌生、窘迫感。張愛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時行的大圓角緞襖，就像《秋海棠》劇中羅湘綺所穿的，就是下面沒有系百褶裙。”儘管後來李君維想辦一刊物，擬請張愛玲寫稿，張愛玲當時正忙於寫《多少恨》，是否應允寫稿，未置可否。數日後，張愛玲請炎櫻轉交給他一便條，婉言相拒了。但他對張愛玲還是傾佩的，在同年十二月電影《太太萬歲》上演特刊上，李君維寫了《張愛玲的風氣》說：“她的風氣是一股潛流，在你生活裡澌澌地流著，流著，流過了手掌心成了一酌溫暖的泉水，而你手掌裡一直感到它的暖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