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許地山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飾、宗教上，許地山的某些見解，曾引起張愛玲的共鳴。
但因太平洋戰爭，迫使可能成為學者的張愛玲從此消失，類似許地山式的服裝史、宗教史的論著也無從產生。
她選擇了賣文為生，作家的張愛玲於焉產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張愛玲離開上海來到香港求學，母親和姑姑托工程師李開弟做監護人，那是她們在英國認識的老朋友後來他成了張愛玲的姑丈，不過那已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因為七十八歲的兩位老人結婚了，李開弟後來離開香港去重慶，於是改託一位在港大教書的朋友做監護人。
我們從《對照記》看到張愛玲當時的一張照片，她戴著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消瘦，一望便知是個勤奮用功的好學生。她說：“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憤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是的，在二年級時她以全年級第一的分數獲得了何福（Ho Fook Scholarship）和尼瑪齊（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兩項獎學金，學費和膳宿費得以全免。
學者邵迎建指出，張愛玲在香港大學遇到兩位恩師，分別是中文教授許地山與歷史副教授佛朗士（NH France）。其中有關佛朗士，張愛玲在《燼餘錄》中，直抒了對他的感情，讚揚他“豁達”，“徹底中國化”，“對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他“不贊成物質文明”，家裡不裝電燈自來水，在野外養豬；“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非常滑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那是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佛朗士被徵召入伍，在黃昏回軍營時，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被自己的人打死了。
至於許地山並未在張愛玲的文章中談及過，但據學者黃康顯在《靈感泉源？情感冰原？ ——張愛玲的香港大學因緣》一文中指出：“《第二爐香》與提及的華南大學，根本就是香港大學的影子，特別是後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許地山教授的化身。”
我們知道是張愛玲以弟弟張子靜及她所憎恨的家庭為背景而寫的，其主題是“尋找父親”，因此她將留過學，年過四十五歲，有著瘦削身材，身著中國長袍，熱愛中國文學，熱愛中國，對不爭氣的學生恨鐵不成鋼（這些特徵都正與許地山吻合）的言子夜，描寫為主角暗暗傾慕的理想父親，可推測出他在張愛玲心中所佔的位置。邵迎建認為“從不言及這位恩師或許也正如她一貫所為，對於自己生命中銘心刻骨的人和事（如母親、與胡蘭成的戀愛），始終不發一言，只在'虛構'的小說中，透出些許蛛絲馬跡”。邵說無疑是可信的。
許地山是一九三五年因受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的排擠，而被燕大解聘，而旋由胡適推薦後，應香港大學之邀，任港大中文學院即今日的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港大聘中國人為教授者，除以前醫學院王憲益教授外，許地山是第二人。許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學者，從文學、哲學、宗教學，乃至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幾乎無所不通。他知音律，善琵琶，能譜曲編詞，精於插花，還研究服裝、古錢幣。
後來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說：“港大中文學院於一九二七年創設以來，因為時代的關係，還是偏於記誦之學，許先生來了之後，把課程分為文、史、哲三組。前人研習文學，只重視詩文，許先生則加上詞、曲、小說、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興革，許先生則不但要講政治史，還要講文化史、宗教史等。經學一門，往時研習頗有囫圇吞棗之弊，現今則剔除非哲學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統的研究，並旁及印度哲學，以資參考。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屢經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譯粲然可觀的規模，而許先生三十年代高瞻遠矚的擴充，可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許地山的同事兼好友，他經常出入許家。據許地山夫人周俟松晚年的回憶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地山基於舊恨新仇，奮身走出書齋，奔向街頭，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孫夫人。在香港擔任'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人，'保盟'一方面在國際上向華僑宣傳抗日，一方面向全世界各地募集醫療藥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資輾轉運到前線，支援抗日戰爭。地山雖不是'保盟'成員，但由於志同道合，與孫夫人過往甚密。特別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庫、英國人法朗斯即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學教授，與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經常來我家聯繫，商討募集物資和運輸線路等問題。”由此可看出張愛玲與佛朗士及許地山的關係。
但就在張愛玲大學畢業的前半年，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軍佔領了香港，由於戰火，正如張愛玲所說的：“學校的文件紀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罷？……我應當有數。”參張愛玲：《我看蘇青》。也因此我們無法從文獻上獲得進一步的資料。
我們知道張愛玲對“服裝”有著偏好，除了從小熟讀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於她母親：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除此之外還有女性愛美的天性，張愛玲從小就以她母親為榜樣，“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親的離異使她的夢想破滅，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對自己服飾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撿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晚年她在《對照記》中說：“不過那都是因為後母贈衣造成一種特殊的心理，以致於後來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張愛玲在《童言無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而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文中說：“張愛玲很喜歡特別，比如穿衣服，總要穿得和別人不一樣。四二年，她剛從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藍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兩邊都沒有鈕扣，穿的時候要像穿汗衫一樣鑽進去。領子矮得幾乎沒有，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樣齊，長度只到膝蓋。”
由於對服裝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發表在《二十世紀》英文刊物長達八頁的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談的就是時裝。 《二十世紀》是德國人克勞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創辦的刊物。而據張愛玲自己說，她在港大的三年裡，幾乎沒有用中文寫過東西，為了練習英文，她連信也用英文寫。再加上英文雜誌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雜誌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雜誌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主編梅涅特對張愛玲的文章讚譽有加，他稱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還在文章前面加了兩段按語，大意是“此文對於我們讀者中的女士無需推薦；對她們來說：'時裝'這個詞的意義不言可喻。但為我們男性讀者們著想，或許應該說明以下幾頁絕非僅是刊登一篇談時裝的散文。實際上，此文提供了有關現代中國的一種有趣的精神分析”。後面他讚揚張愛玲的文筆，“不僅寫出了這篇充滿魅力的文章，還畫出了富有表現力的插圖。”
張愛玲擅長繪畫，在這之前就曾在聖瑪麗亞女校《國光》第四期刊登過漫畫“某同學之甜夢”；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親筆繪製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髮型和服裝插圖，生動而靈感十足。而這篇英文散文後來經過張愛玲自己的改譯，便是發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記》。
在《更衣記》中，張愛玲說：“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於是在動蕩的時代，人們的衣服總是為了能輕便地移動而顯得緊匝在身上，所以“中國衣服在革命醞釀期間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而“元寶領”的產生，是因為中國有了第一次巨大的變動，“這嚇人的衣領與下面的衣捻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像徵了那個時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飄飄欲仙，是因著民國新創立的清明氣象，理想的人權主義、投票制度、自由戀愛，使得服裝“也顯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採用，更是由於西化中男女平權的影響，因為“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樣，女性同胞們由服裝上開始自力救濟。
這篇文章雖然寫的是時裝的變遷，但處處落筆在中國人的心理上，從清初到民國歷史的每一次社會變動，在女人的穿著打扮上全有體現。很顯然地，這樣的文章給人感覺既有女性在形象觀察上的細膩入微，又有一種十分難得的機智見識，甚至說必須要對晚近的服裝史有深刻的體認，而論者認為它正得之於許地山的啟發。早在少年的時候，許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藝。在燕京大學求學時，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設計服裝。他穿著自己設計的“長僅及膝，對襟不翻領的棉布大衫”，被視為怪人。後來為了編寫一部從未有過的《中國服裝史》，年輕的許地山在從事教學和寫作的同時，著手蒐集大量有關服飾的古畫影印本、人物木刻畫像和各種照片，還對此翔實地做了校勘和考證。而就在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輟。但他還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的“藝術周刊”第三十二期連載他的長篇論文《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陸續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續完。但因該文後來並沒有收入許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只聞其篇名，而不見其文。許地山文中所附之圖片，見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該文洋洋灑灑數万言，並附有圖像百餘幅，可說是圖文並茂、有條不紊地敘述了從清兵入關以來，中國婦女的服飾和變化，特別是就大動蕩的近代中國，同時並存各種各樣的女裝進行排列和解析，這在當時可是一項創舉。許地山在文章開頭說：“本文只就個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寫出來，日後有本錢，當把它擴成一本小圖冊。”可見他是有計劃要寫服裝史的。
傳奇未完：張愛玲第五幕在香江與許地山的相遇他談到：“近三百年來底服裝，因為滿族底統治與外國底交通，而大變動。最初變更底當然是公服，以後漸次推及常服。但強制的變更只限於男子，女子服裝底改變卻是因於時髦。”“衣服可以分為公服、禮服、常服三種。公服是命婦底服裝，自皇后以至七品命婦都有規定，禮服可以分為吉服與喪服兩種。平常的服裝底形式最多，變遷也比前兩種自由。”
又說：“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豐間，樣式可以謂沒有多大的改變。近三百年來底中國衣服與古時不同，最明顯的地方是由結帶變為用鈕扣。……從束帶一變而成扣鈕子，在衣服底形式上，最受影響底是領子和衿頭。不用鈕扣底時代是圓領或斜領，一用鈕扣，便可以改成高領了。”
“寬衣大袖已漸改成纖小，這原因可以說有三個：第一是外國材料底多量輸入，是窮一點底人們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們再沒有'做一件，傳三代'底觀念，衣服稱身底覺悟也就開始了。……第二是女人職業底開展。前五十年，女人底生活只如孔雀，在網屋裡開開屏，但自通商口岸底工廠一開，在工廠女工們底生活有點像鴕鳥，所以也用不著過於美麗的衣裙。縫紉底方法日趨簡單，闊鑲密滾便跟著衰滅。第三是外國裝飾底輸入，這是使女子服裝改變的更快底一大原因。……婦女們底服裝歐化，同時，成為外國貨底消費者。”
許地山認為“社會生活與經濟政治都與衣服的改變有密切的關係”。又說：“近五十年來，上海實是操縱中國婦女裝飾的大本營。”
是的，在上海的十里洋場中，從滿州貴族的旗裝到民初流行的短襖長裙，以及最為時髦的西洋女裝同時並列，可以說，近三百年來中國婦女的服裝，同時登上了這個冒險家的樂園。據在一九六一年畢業於港大中文系，又於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趙令揚先生說：“在學術方面，許地山教授為一梵文專家，所以在中文學院期間，曾開過有關梵文的課程，也曾以英語講授'中國服飾史'，至於其他文、史、哲之課程，許教授因人手關係，自己也負起了大部分的教學工作。”
而香港學者兼文學史家盧瑋鑾（小思）在《許地山在香港的活動紀程》中記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許地山為“中英文化協會”會員演講，講題為《三百年來的中國婦女服裝》，該報導見於次日的香港《星島日報》。因此許地山以英語講“服飾史”是信而有徵的，他不但在課堂講授，在其他場合也以專題演講過。而當時就讀港大英文系的張愛玲很可能旁聽過課或聽過演講，許地山對服裝的沿革及服裝受社會生活與經濟政治影響的看法，甚至引起張愛玲相當程度的共鳴。因此當她因太平洋戰爭而於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後，也就是由校門剛踏入社會，執筆賣“洋”文時，她選擇了記憶深刻的“中國服飾史”為她文章的題材。當然張愛玲絕不是原文照搬，這其中有她獨特的觀察與機智的見解，因此她的《更衣記》絕不是“服飾史”一類的論文，她更著力的是從“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轉變及浮世間的變遷。如果說現代作家中對服飾最感興趣而展開研究的，第一位是許地山，之後還有沈從文；但對服飾最有感覺而使它成為小說人物獨特話語的，當推張愛玲。服飾對張愛玲個人而言，是她炫燿、自慰和補償心理的顯現；而到她筆下時，除對舊生活的依戀懷念外，更多地是藉服飾的變化和陳述句的形式，來暴露隱藏在華美衣服下人性的陰暗面，它成為捕捉人物靈魂的獨特話語。
我們看女主角曹七巧出場時：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隻手撐著門，一隻手撐住腰，窄窄的袖口裡垂下一條雪青洋縐手帕，身上穿著銀紅衫子，蔥白線香滾，雪青閃藍如意的小腳褲子，瘦骨臉，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寥寥數筆，讓人從她穿著的款式、色彩和行為舉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氣與霸氣。而當曹七巧失去姜季澤、失去了青春，又被黃金枷鎖牢牢套住後，這時：只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邊夾持著兩個高大的女僕。門外日色黃昏，樓梯上鋪著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級一級地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服飾色彩在此時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滅絕，渾身充滿著鬼氣與報復。
同樣地在中，我們看到吳翠遠“穿著一件白洋紗旗袍，滾一道窄窄的藍邊——深藍與白，很有點訃聞的風味”。服裝與色彩顯現出吳翠遠平凡呆板的生活，也因此她期待浪漫激情的生活，才會在封鎖時的電車上“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
另外在中，代表著放蕩的紅玫瑰王嬌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紋布浴衣，不曾繫帶，鬆鬆合在身上，從那淡墨條子上可以約略猜出身體的輪廓，一條一條，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對佟振保而言，可說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處她企圖挑逗佟振保的場合中，張愛玲讓她身著“一件曳地的長袍，是最鮮辣的潮濕的綠色，沾著什麼就染綠了”。就在佟振保眼睛為之一亮時，誘惑的是“用綠緞帶十字交叉一路絡了起來，露出裡面深粉紅的襯裙”。
在張愛玲的服飾中，色彩常被用來表現人物個性的載體，對王嬌蕊的“潮綠加深粉紅”，張愛玲說：“那刺眼的色調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夠若無其事地穿著這樣的衣服。”色彩顯示了王嬌蕊有著“自我”意識極強的性格，一如張愛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煙鸝的“白”：“給人的第一印像是籠統的白……單只覺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圍的惡劣的東西隔開來，像病院裡的白屏風，可同時，書本上的東西也給隔開了。煙鸝進學校十年來……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間總像是隔了一層白膜。”她同時賦與了孟煙鸝“貞潔”的個性，但這“白”對佟振保而言卻是“一個很乏味的女人”，他說：“結了婚八年，還是像什麼事都沒經過似的，空洞白淨，永遠如此。”相對於《更衣記》脫胎於《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張愛玲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發表於《二十世紀》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許地山的研究論著有關。 Demons and Fairies後來經張愛玲自己改譯後，即是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國人的宗教》一文。該文除了談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國外，幾乎十之八九都在談佛教及道教。
許地山正是佛教與道教的研究專家，已故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許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說：“寅恪昔年略治佛道兩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只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許地山先生所著佛道兩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具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以陳寅恪在學術界之聲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見許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赴佛教國家緬甸仰光僑校任教期間，許地山就開始研究佛教了。一九二年他從燕京大學文學院畢業後，即入該校神學院研讀宗教，主攻基督教理。一九二三年他出國留學，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研讀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專業。一九二六年學成歸國途中，許地山曾特意在印度做短暫停留，就地考察與研究梵文和佛學。二十年代末與三十年代初期，許地山又曾兩度赴印度研究梵文，並實地考察了不少佛教聖地與古蹟。
學者譚桂林指出，許地山對於佛學研究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編寫《佛藏子目引得》一書，它填補了國內佛學界的一項空白，為後來研究佛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二是撰寫了《大乘佛教之發展》、《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學論著。
而許地山對道教之研究，據其弟子李鏡池言，是從大學唸書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積二十五年之學歷，想要寫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另外還有遺稿七章，為前史之續。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論著《扶箕迷信底研究》。
許地山為了寫《道教史》，曾要李鏡池幫他做《道藏子目通檢》，李鏡池說：“做了一年多，才把這一千一兩百本底道藏及輯要底詳細子目，寫成兩三萬張卡片。交商務印書館排號碼次序而抄錄冊，預備把這稿本再修改，然後拿一冊交商務排印，做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叢書之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許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病逝，而幾個月後日軍佔領香港，原先存入商務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檢》終究無法成書。雖是如此，許地山對道教肯下決心用苦功去研究，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可說是絕無僅有。
張愛玲在港大，據黃康顯的文章說，張愛玲當時選修的組別是Group Cl，頭兩年須修讀英文、中國語文及文學、翻譯與比較、歷史或邏輯，而張愛玲只提及歷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棄邏輯而選歷史。而博學通才身兼新文學作家與學者的許地山，他的服飾史、宗教史的課程，肯定為張愛玲所樂聽的。他們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飾、宗教上，許地山的某些見解，曾引起張愛玲的共鳴。但因太平洋戰爭，迫使張愛玲“因獲得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的夢想破碎，因此可能成為學者的張愛玲從此消失，類似許地山式的服裝史、宗教史的論著也無從產生。而回到上海後的張愛玲，因只差半年就畢業，於是她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至少拿張畢業文憑”。
但是兩個多月後，她就放棄了學業。缺乏經濟上的支持固然是主因，但香港的戰爭顯然讓她對未來前途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她又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務實的職業婦女的生活態度，也潛在地影響著她，於是她選擇了賣文為生，作家的張愛玲於焉產生了。
而許地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幾個月前，也就是同年的暑假期間，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論著，他獨自在香港沙田蘗園埋頭寫作，由於工作過度，積勞成疾，後遂返家養病，但終在同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時，因心髒病不治去世，終年四十九歲。曾經因緣際會，相逢在孤島香港的兩人，從此再也無從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