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祖母甚至李鴻章帶給張愛玲的，只是貴族的血液而已，雖然這種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隨而來的卻是更多“最後貴族”的腐爛窒息的氣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新中國報社”召開的“女作家聚談會”，當時參加的女作家有：張愛玲、蘇青、潘柳黛、關露、汪麗玲等人。席間蘇青談到女作家生活狹窄，取材不能廣泛，總是揀自己熟知的東西來寫。張愛玲便接著說：“女人活動範圍較受限制，這是無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經驗並不是創作題材的唯一源泉。”而當主持人魯風問她如何取材時，張愛玲回答：“也有聽來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張冠李戴，從這裡取得故事的輪廓，那裡取得臉形，另向別的地方取得對白。”而兩個月後，她發表在《新東方》月刊第九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出刊。上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說：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裡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瞭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張愛玲在說這些話的同時，幾乎已寫完她中的故事，因為再經三個月後，她的短篇小說集就正式出版了。
學者余斌在《張愛玲傳》中說道：“中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間等等，做為故事展開的具體環境單個地看，並沒有什麼超出特定地點、場所的意義，然而當它們與中的白公館，中的薑公館，中的傳慶家，《留情》中楊太太的府第等等，由於一種內在的相似性，在讀者的心目中相互重疊，發生關聯，構成一個獨特的'世界'時，每一個具體環境就在作者統一的命意下獲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義。一個場景如果重複出現，它就有可能變為一種象徵。上面所舉各篇小說中的具體環境當然不是同一個，然而它們內在的相似性——都是沒落的舊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同樣灰暗的色調，同樣腐爛的，令人窒息的氣味——又使人們可以將它們當作同一個來看待。”而這沒落的舊式家庭指向張愛玲的家庭，甚至更可擴大到整個家族。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字幼樵生於一八四八年，卒於一九三年，出身於“士大夫”之家，中舉人，點進士，從翰林院的庶吉士進至侍讀，後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堅人物。一八八四年，法國軍艦進犯中國南部沿海，在總理衙門任職的張佩綸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他在福建海岸修築砲台，對法國軍艦的入侵進行了一個月的抵抗，然而最後中國水師戰敗，張佩綸被解職，流放邊塞張家口。當時已於五年前病逝的元配朱芷薌所生的兒子志滄、志潛（仲炤）和繼室邊粹玉並未隨行。
一八八六年，邊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張佩綸戍滿，在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門，在李鴻章都署內協辦文書，掌理重要文件。據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鴻章致台灣巡撫劉銘傳函中說：“幼樵塞上歸來，遂托姻親，返仲蕭於張掖，至歐火於許昌，累世舊交。平生期許，老年得此，深愜素懷。”由此觀之，張佩綸在返津不到半個月，就與李鴻章的女兒李經（菊耦）訂妥姻緣。那年張佩綸四十一歲，李菊耦二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