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第一節從信風水到信天命
曾國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說過：“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
他在家書中談及風水時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
他還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術：“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他一生進行過大量“迷信活動”。幾乎實踐過所有迷信種類：
他精通相面之術，有過大量相面實踐。
他會算卦，經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託夢。
曾國藩長子曾楨第夭折後，歐陽夫人夢見一個老太太，自稱是曾家九世祖孟學公的夫人屈氏，訴說她的墳墓多年無人打掃。曾國藩夫婦因此認為這是導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國藩於是將屈氏之墓遷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還相信扶乩。
咸豐八年四月，曾國藩鄉居期間，家裡請人扶了一次乩，預測曾家家運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預言說不久曾家將遭大難。半年後，六弟曾國華果然死於亂軍之中。曾國藩晚年經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證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他禳過災。
咸豐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因各營患病者太多，且鄉間居民亦病，齋醮三日，禳災祈福。餘亦詣壇拈香。
他信關公。湘軍攻下天京不久，曾國藩一邊忙著為諸將請功，一邊鄭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請皇帝給關帝廟賜以匾額。據他折中所說，天京之役的軍功章中有關公老爺的一半。原來，曾國荃率部攻城之際，天氣酷熱，人不能堪，太平軍趁勢對攻城的湘軍“屢擲火桶”，採用火攻。曾國荃乃向關公求雨，而據說關公亦欣然出手，掃去暑熱，幫助湘軍成此大功。
他還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國藩幼子紀鴻得了痘症，一時病勢頗為凶險。曾國藩心為之懸懸，“乃打掃屋宇，擇花園中廳淨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燈後拈香行禮”。紀鴻病癒後，曾國藩在日記中總結原因，將功勞一分為二，歸之於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此次由至險而得至安，實初意所不到。一則賴痘神佑助，一則劉叟之老練精慎。
他於四月初八日親作祭文送痘神，還給“痘娘娘”扎了狀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紙傘、紙旗十把，燃爆竹十餘萬。過後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廟，保金陵城內男女水無病災”。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廟完工，他不僅親至廟內拈香禮拜，還特地為此廟撰聯一對：“善果徵前因，願斯世無災無害；拈香參妙諦，惟神功能發能收。”
至於祈雨敬神之類的清代地方官員公務範圍內的正常舉動，在他的年譜中更是多見。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連日步出禱雨”。 “十九日，公（指曾）詣靈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籌銀四千兩，修復靈谷寺神祠。”
至於曾國藩言之鑿鑿的“不信風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間，曾國藩對風水曾經“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國藩一方面精研理學，另一方面也熱心功名。為求官運亨通，對官場中一些陋風庸習也亦步亦趨。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陳昇在口角之後一怒辭職。五天以後，朋友給他介紹了周某做跟班，曾國藩考察收用後，馬上將此人改名為“周升”。直到咸豐八年，曾國藩日記中提及的五個僕人，還分別叫做“韓昇”、“王福”、“何得”、“曾盛”、“曹榮”。可見他圖吉利講忌諱，與絕大多數官僚一般無二。
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閱讀這一階段日記，我們發現找房子這個事兒耗費了他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有幾次搬家是因為官越做越大，越來越講究體面排場；而風水吉凶方面的考慮則是另幾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為據說陽宅風水與官運息息相關。
道光二十年，進京不久的曾國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處院子後，卻聽人說這個屋子裡死過人：“此屋曾經住狄老輩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節。”雖然殉節乃是儒學倫理中的光榮之事，曾國藩卻因此打消了租這套房子的念頭。他在日記中說，“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節……當時究非門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翰城）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胡同拜訪。王繼賢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謂餘現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間不可居住”，曾國藩因為“翰城善風水，言之成理，不免為所動搖”，問他怎麼辦。王氏掐算了一會兒，說八九兩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須於當月搬家。曾國藩因此心急火燎，坐臥不安，放下手中事務，數日東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訖無當意者，心則行坐不定。”最後，經“邀同翰城走繩匠胡同看風水”，終於選定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來。
風水之說宋代以後大興於民間社會。曾國藩生活的時代，普通人舉凡建房、裝修、構園、搬家、遷墳、嫁娶，與土地相關諸事，無不需要求助於風水理論。風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熱門職業，為了尋找一塊發家葬地，許多人家不惜讓屍親久厝，傾家蕩產。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對官位升遷又如此熱中，曾國藩對於住宅風水自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不過，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窮心竭力精研理學，發誓“學做聖人”，並沒有多少餘力研究風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岡公（曾玉屏）雖然識字不多，卻頗有些高明的見識。曾國藩終生敬仰這位頗有主見的祖父。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聞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不信風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慣見僧道、風水、庸醫的騙人把戲，故以“三不信”授子孫。他“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因為星岡公的影響，也因為對風水吉凶之驗並無親身體驗，所以這一階段他對風水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談不上篤信。直到風水對他家的家運產生“影響”了，他才一度轉而真正相信了風水。
許多人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於自身經驗。祖母之喪，使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國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餘歲高齡去世。對於祖母的葬地，曾家發生了激烈爭論。祖父星岡公執意將老妻葬於自己很喜歡的木鬥衝，而其他人認為木鬥沖地方狹隘，且風水不佳，都不贊同。弟弟們還特意寫信到京，讓曾國藩勸說祖父。
曾國藩也不贊成祖父的主張。他知道祖父不信風水，因此另選角度來進行勸說。他說自己身為翰林，祖母也得以榮封，因此選擇墳地必須“面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樹立牌坊，而“木鬥衝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麼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嚮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嚮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兇，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兇，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麼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裡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痺症亦愈，且驟升至二品。”祖父痊癒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風濕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裡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了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這次“親身經歷”，卻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 “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 “木兜（鬥）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
雖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萬萬不可更動。他囑咐幾個弟弟，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墳地畢竟過於狹隘，“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 “誥封碑亭”是體制和家庭榮耀所關，不能不修。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來將祖父母分別安葬，將碑亭之類建於祖父墳前：
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台，弟可將此意禀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
經歷此事後，曾國藩對風水之說的迷信度大漲。咸豐七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委軍回家，將父親葬於週壁衝。不過時間倉促，葬地未經充分選擇，葬後有風水師說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對這個葬地“實不放心”。雖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遺訓，曾國藩卻在隨後一段時間裡，先後請過朱堯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師”為父親選擇另葬之地。無如千挑萬選後，還是沒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國藩在家信中鬱悶地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咸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出山，離開家鄉時仍然為沒有為父親找到理想葬地而遺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實不放心……餘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因此囑咐弟弟們再接再厲，甚至命曾國葆自學風水之說，必將父親遷葬於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風水之說，洪弟在家無事，可留心學習，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
可見他此時對風水之說，確是篤信非常了。
有人認為，作為“千古完人”、“理學宗師”，曾國藩如此熱中風水，似乎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談論風水鬼神，是理學家的本分之事。換句話說，“風水鬼神”是“理學”龐大體系之內的一個光明正大的分支。
與早期儒學“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不同，理學家們偏偏愛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這樣的大命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學興起的原動力是為了與佛教抗衡。佛教理論宏闊奢華，特別是詳盡解釋了人死後何去何從這個大問題，吸引了大批信眾。儒教要想與之爭鋒，就要求衝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領域，建立一個可以解釋一切宇宙現象的理論體系。第二，儒家學說建立在宗法傳統之上，異常強調慎終追遠的意義，對祠堂裡的那塊冷豬肉特別當回事。孔子雖然敬鬼神而遠之，卻不敢直接否認鬼神的存在。否則，冷豬肉豈不是形同虛設？以光大孔子思想，彌補孔子之不足為己任，發誓要“格”通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理學家們，因此對“鬼、神”現像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問題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們的肩膀上。而曾國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們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們當然也很高明，不過中世紀以前的智慧與近代知識體系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朱熹以“格物致知”聞名，也就是說，提倡通過研究具體事物得出普遍真理。這聽起來是很現代的觀念，問題是他的操作思路實在太前現代了。
且讓我們來看看他格物的一項成果。他說他通過研究生物頭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動物、植物的本質區別。他說：
人頭圓像天，足方像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頭）橫生，草木頭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他說，天圓地方。人的頭是圓的，像天。腳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間，頭頂天，腳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氣，有知識，識道理。而其他動物足雖向下，頭卻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氣，只通得一路知識。比如烏鴉只知道孝順（古人傳說烏鴉能反哺），獺只會祭祀（獺喜歡將魚排列在岸上，古人以為是在祭祀），狗隻知道看家，牛隻知道種地。而草木就更完了，頭（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烏漆麻黑。
你看，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來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遠？怪不得王陽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場大病，什麼也沒格出來。
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際”，當然力所不逮。無力解釋而又強作解人，理學最後只好發明了“氣類相感”理論。而這“氣類相感”的理論，和風水理論又恰好合拍。
理學認為，萬物都是由太極之氣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氣，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來解釋鬼神的存在。他說，和宇宙萬物一樣，人也是由氣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
人死了，魂魄之氣並非一下子就散盡，而是慢慢消失歸併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孫與祖先同此一氣，血氣貫通，沒消失前，是可以感應到子孫的祭祀的：
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觀，與朱子大致類似。
風水的原理，似乎很複雜，又似乎很簡單。既然人死後“靈氣”並不會馬上消滅，那麼必然會存在於空中某處。所謂“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可以藏聚於“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之處，並能福蔭子孫。
朱熹就是這樣解釋風水的。朱熹認為，在一個能藏聚天地祥和靈秀之氣的地方建設住宅或者墳墓，對生人的精神狀態和死者的靈魂安寧都會有良好的影響。宋孝宗死後，朱熹被新君趙擴召請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議狀》，主張舉全國術士之力，為孝宗找一個好墳地，因為皇帝山陵是關乎“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的國家大計。他說：
……葬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
但風水之說畢竟過於縹緲荒唐，理學內部眾多派別對風水因此一直爭論不斷。理學的基本理論是人只需體認內心的天理，並循理而行，本不必懼怕和祈助什麼外在的神異。從這一點看，理學具有一定的“理性主義”品格。張載就對風水之說嗤之以鼻：“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程頤也認為，葬地只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就可以了：“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想通過風水發家興運，乃“後代陰陽家流”的“詭異之說”。然而，畢竟朱子對後世影響最大。風水之說雖然發軔甚早，卻是在宋代以後得以盛行，這主要得益於朱熹提供的“理論支持”。
曾國藩的世界觀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講究風水，與其“理學家”的形象並不衝突。事實上，曾國藩也曾經致力於研究鬼神。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狀”與“草木鳥獸之咸若”相提並論，一起作為應當深究細考的課題。只不過“研究結果”沒有記載於書冊。在所謂“迷信”問題上，我們必須對曾國藩存有恕心。我們從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相信人死後沒有靈魂，相信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國藩所受的教育與我們完全不同。他成長於一個充滿迷信的環境，從小聽慣了鬼神附體、風水發家的故事。物理、化學、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課程表裡的內容；天圓地方、四根柱子支著大地才是他頭腦中的宇宙圖景。許多我們今天看來小兒科的科學常識，對他們來說都是永世難解之謎。換句話說，我們生活在陽光下，或者起碼是路燈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處一燈如豆之中。成長於充滿迷信的環境，近代以前的中國人完全不“迷信”的，實在鳳毛麟角。舉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廣縉在廣東取得了所謂“反入城鬥爭”的表面勝利，曾國藩在家信中談到此事時說：
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占卜者推算皇帝運氣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轉，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勝利。朝廷上下因此歡欣鼓舞，對“英夷”強硬派又一時得勢，這也是“迷信”對傳統政治的微妙影響之一例。
在這樣的環境下，朱子的世界觀輕而易舉地征服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曾國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風水理論。他說過，“我平日最不信風水”，接下來還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環水抱”、“藏風聚氣”的理論。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書中這樣談論怎麼樣改善家中陽宅風水：
老秧田背後三角丘，是竹山灣至我家的大路，男（曾國藩）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墈下，在檀香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橫穿過來，其三角丘則多種竹樹，上接新塘墈大楓樹，下接檀香嘴大藤包裡，甚為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
這種安排依據的就是朱熹“藏風聚氣”的陽宅風水原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的叔父曾驥雲認為附近彭姓山地內有一處吉壤，想買下來作為曾氏家族墓地。曾國藩在家書中這樣表達意見：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峰迴氣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磽田童山（山無草木曰童），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
這番言論所依據的是朱熹的“山環水抱”說。
傳統時代的“風水先生”是分層次的，許多士大夫都基於“義理”，對風水深有研究，比如，曾國藩的好友郭嵩燾，以及他在為父親尋找葬地時請的新寧知縣許久霞等人。在京城時，他之所以相信幫他看房子的王繼賢，是因為王氏學有本源，能以朱子之理解釋風水，“言之成理”。所以曾國藩實際上是將風水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在朱子風水理論指導下的“學術風水”。另一類則是以那些不學無術的“地仙”為代表的“愚昧風水”。他是相信前者而鄙視後者的。鄉間那些專以踏看墳地為生的風水先生，多數是半文盲，畫虎不成，言語鄙陋，對他們，曾國藩和他祖父一樣，是看不起的。通過這樣的分類，曾國藩將自己的相信風水和祖父的不信地仙調和統一起來。曾國藩的妻弟歐陽凌雲對風水極感興趣，學會了為人看地，甚至打算以此為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曾國藩寫信給弟弟們，囑咐他們勸阻凌雲：“地仙為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
曾國藩因祖母之喪對“風水說”產生的篤信並沒能一直持續下去。咸豐八年曾國藩再度出山之後不久發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對風水之說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就在曾國藩再度出山之後不久，湘軍在三河戰役中遭遇慘敗。悍將李續賓部被全殲，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華也失踪於亂軍之中。事後曾國藩極力搜尋，只找回一具無頭之屍。
這是幾十年來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慘禍。極重手足之情的曾國藩悲痛欲絕。在接到曾國華失踪之信的當日“萬感交集，徹夜不寐”。此後一連多日“心緒極惡”，“悲慟填膺，減食數日”，甚至“不能辦一事”。
離家以後，曾國藩一直因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國華的死訊後，他的第一判斷是風水所致。曾國華生前曾力主為父母改葬，因此曾國藩馬上寫信到家裡，要求盡快實施改葬：
如溫弟（曾國華字溫甫）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兇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按理說這件事足以使曾國藩死心塌地地迷信風水。但是靜下心來，曾國藩想起這一年四月他還家居湘鄉時發生的一件怪事。
當時曾國藩閒居家中，終日無事，聽說曾國荃家人請人來扶乩，也步行趕去湊熱鬧：“聞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視之。”
扶乩和算卦一樣，是舊時人們卜問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稱神靈附體，拿著一支筆，根據人們的提問，在沙盤上劃字，據說劃出的字句就是神靈的指示。
當時湘軍剛剛攻下九江，軍機頗順，曾國藩原以為可以順流東下，迅速消滅太平天國。不料扶乩的結果卻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字謎“敗”字。餘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乩判曰：“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餘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為而云然？乩又判曰：“為天下，即為曾宅言之。”
扶乩得到了一個非常不吉利的“敗”字。曾國藩大驚，以為剛剛取得九江大勝，怎麼會出來一個“敗”字？乩又判說，這個“敗”字與九江之勝有關。曾國藩問，九江初克，運氣正好，“敗”字何指？乩又判到，這個“敗”字不但關係到天下大局，也關係到曾家自己的家運。
曾家人“又問仙何人何職位今欲何往”，也就是問降下這一預言的是哪路神仙。 “仙自稱名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時官都司，死於咸豐年固始之難。現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過云云。”仙人自稱叫彭某某，是河南固始人，生前是鹹豐年間的一個都司，死於戰亂，剛被上天任命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過湖南，所以下來降言。
當時曾國藩聽了之後，雖然“凜然神悚”，然終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將神仙的預言置於半信半疑之間。
直到曾國華喪後，曾國藩才恍然大悟此“敗”字何指：
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符，豈非數皆前定耶？
多年之後，和趙烈文談起此事，曾國藩還認為此事足以證明鬼神確實存在：
其效驗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載知之，則世俗所云冥中諸神，造兵死冊籍等語，非為荒唐之說矣。
這件事使曾國藩相信，冥冥之中，“風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風水之說在理學內部的聚訟不已，對“天”及“天命”的崇拜卻是儒家毫無爭議的世界觀基礎。早自殷周時代，人們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 “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孔子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倫語·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倫語·堯曰》）
所謂“命由前定”，天之崇高偉大，就在於天命的說一不二不可動搖。神仙半年前就預告了曾國華之死，足見天命有其定數，人力的巧計營求對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因為六弟之喪，曾國藩對“風水”與“天命”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從頭回顧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來的興衰歷史，總結出家運中的這樣一個規律，即咸豐年之後，每當大得意之後，必有大失意相隨。道光年間，曾氏家運一直蒸蒸日上，而自從咸豐皇帝即位以來，曾氏家運之規律變為大喜與大悲交錯：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親之喪。他剛攻克武漢田家鎮，湘軍聲望達於頂峰，緊接著就遇到水師大敗。咸豐六七年間，湘軍轉危為安，軍事進展順利，不料父親突然去世。今年曾國荃攻克吉安，聲名大振，不料馬上遇到了六弟之禍。
曾國藩由此認定，祖母葬後家中出現的諸種吉祥，不過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喪，則是吉安之大得意後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當初自己所信的那樣大吉大利，何以家中會屢次出現橫逆之事？六弟之喪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則即使在其後移動父母墳塋，也必無濟於事。一個人的窮通死生，怎麼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決定和改變？如果那樣，上天豈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豈不是太不嚴肅了？
事隔多年後，他在日記裡說：
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弟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從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
“天命”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扎。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中國文化因此也痴迷於追問命運。甲骨文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預測吉凶，六經之首的，創作初衷本也是為追問天命。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與非理性，命運與鬼神，神秘的“天”與世俗的“人”，也往往糾纏難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運，卻信鬼神。老子認為宇宙之玄，是眾妙之門。莊子主張要順從命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確主張人要順從命運。
程朱理學興起之後，也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論。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而朱熹說，命運決定性格。朱熹說，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樣，人是禀氣而生。因此，人的命運，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氣決定的。 “人之禀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禀之氣而不可移易者”。以孔子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禀之氣十分清明，所以做得聖人，但禀得的氣又很低很薄，所以生來地位不高，終生也沒有做太大的官。至於他的學生顏回禀的氣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學家之外，歷代名人熱衷談命的還有不少。蘇東坡有《東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談命錄》，明朝時劉伯溫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祿命辨》。中國人對命運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在曾國華之喪前，曾國藩很少談論天命。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其實是“人定勝天”主義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認為人的意志是無所不能的：“誌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御之。”
他相信，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對於蓬勃的向上意志無可奈何。憑藉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脫胎換骨成為完人，可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正是這種觀念激勵著曾國藩精研理學，刻苦修身。青年時代曾國藩偶有幾次談論命運，都是為了安慰鼓勵科舉不順的弟弟們。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沒有考中秀才後，他寫信安慰說：“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然而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讓弟弟們“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對於功名富貴，不必焦慮妄想繫心縈懷，而是將全副精力用於進德、修業。所以曾國藩此時的命運觀，還是為他的個人奮鬥觀服務的。
初創湘軍時的曾國藩，一無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超人憑藉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關頭，隻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這種唯意志論的信念，支撐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艱險，以一介書生，赤地立新，創立起湘軍。在湘軍連獲勝仗之際，曾國藩一度顧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對自己的主觀能動能量相當自負。以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
但是從經歷咸豐七年被皇帝罷黜回家的大挫折和鹹豐八年曾國華之喪以後，“天命”二字開始出現在曾國藩的辭典中：
餘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
咸豐七年居家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見信於皇帝，奮斗數載，功勞至大，卻被投閒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國藩原本功名心極重、進取心極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熾於常人。鬱憤至極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
命運由大榮瞬間轉為大辱，狀態由大喜急墜入大悲，使他恍然體悟到人力的無可奈何。極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說與“黃老之術”作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藥。
他再一次翻閱歷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運給了他無數的感慨。很多時候，人的努力和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命運的不平並不只落在他一個人身上。歷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聲，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也就是說，有的人庸碌無才，卻獲得美名。有的人才華橫溢，卻受盡屈辱。有的人，一輩子苦心鑽研，學有所成，最終成果卻被世界埋沒。有些人，素質、能力、時代、地位都差不多，一生命運卻迥不相同。
而揆諸自身，更讓他體悟到天意的難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歲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進士也落榜兩次，可謂命運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際，他怎麼也料想不到從二十八歲起，自己的命運又變得出奇的順利。
二十八歲那年，他終於考中了進士，不過，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來沒什麼希望進入翰林院。據說是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朝考成績卻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試捲進呈御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這已經是夢想不到之事了。誰又能知道，他在此後的京官生涯中，僅僅靠動動筆頭，寫寫文章，就十年七遷，從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禮部右侍郎，躍升十級，三十多歲就成了二品大員。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他第二個想不到。
當年的同學裡，比他聰明俊秀的不在少數。和自己的朋友比起來，自己也算不上多麼傑出。仕途成績如此出色，難道僅僅是自己的主觀奮鬥，而沒有上天的安排嗎？
離開北京後，他又遇到了第三個想不到：在太平軍攻入湖南前，他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會領兵打仗，並且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起義戰爭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說承平時代，一個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對命運的主宰力量感受並不強烈的話，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卻往往使人成為命運的信奉者。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軍事戰爭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勢如破竹，忽而陷入絕境，忽而又死裡逢生。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人們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種更強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國藩而論，他在戰爭中多次自殺，三度寫下遺囑，以為必死無疑，最終卻屢屢化險為夷，轉敗為勝。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八個字在戰爭中才讓人體會得最深。
回顧往事，細究天人，曾國藩恍然發覺，人生不過是一股水流，流到哪裡，完全是由地形決定。自己其實不過如一粒豆粒，在命運的簸箕中隨機躍動。
天意從來高難問。事實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經常做出一些看起來乖戾無理的決定。人的幸運和不幸，也不是一時一世能看清楚。古來如李斯、董卓、楊素，智力皆橫絕一世，早年飛黃騰達，看起來命運對他們很厚待，結果“而其禍敗亦迥乎尋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銳意進取者，終生不得施展，卻幸運地逃過了動亂，得以享盡天年。 “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
大徹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黃老，由執著事功而進入到思考人生與宇宙的關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實是很弱小的。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
須以相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的成敗，用更大的維度來判斷得失的價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執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層面，則人間小小榮辱風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這一點，曾國藩覺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層，定力大大增長：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賢以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慚慚蠲除矣。
似乎是為了獎勵曾國藩對“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轉了曾國藩的命運：他本以為這次被罷回家，將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良機。因為此時正當太平軍內亂初起，由盛轉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沒想到大局驟變，太平軍勢力复張，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戰局。這一天旋地轉更加堅固了他的天命觀。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天命說不久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皈依天命說後，曾國藩一改過去的急切焦躁，在處理大事時變得從容不迫。他不再認為，王朝的命運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國能不能平，大清王朝還能存在多少年，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在這些大事件背後，有著天時、歷史、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個人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憂天，將太多無法承受之重攬到自己肩上。
咸豐十一年，曾國荃圍攻安慶，當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圍，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至於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
當時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氣上升，心情焦躁，行將得病。曾國藩寫信告訴曾國荃，太平軍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間那神秘的大力量決定的，個人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國荃將能否攻下南京“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不敢絲毫代天主張”。曾國藩說，戰爭之中，人只能全力發揮自己的主動精神，“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但至於“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他這麼說，是唯恐國荃在攻城時失去耐心，不擇手段，蠻力強攻，致出危險。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用科舉考試來比喻天京之戰：“譬如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也。主司之取捨，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之主張也。”天命難測，個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實實地努力，不可妄圖僥倖，魯莽裂滅：
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攻下天京後，朝廷打壓功臣，有意貶抑曾國荃，氣得他大病一場。曾國藩又開導他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意思是湘軍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並非全是你的本領，因此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一個人功名達到什麼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決定的。 “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難攀躋之人。”
曾國荃身陷困境之際，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斷地敲打他。他用來規勸曾國荃的話，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天命說使曾國藩在宦海風波中能心平氣和，沉穩練達，甚至“老奸巨猾”，幫助他成功地處理了功高震主之後的君臣關係。
隨著閱歷加深和年齡增長，曾國藩談論天命的語氣越來越肯定，或者說，他對天命越來越迷信。
他開始相信人不能勝天。同治五年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弟謂命運作主，餘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餘不甚深信。”
他早前認為，對於建功立業來說，“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說，人事與天命各佔百分之五十。後來又認為對於事功來說，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百分之三十。他說：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
以身邊的例子為言，當太平軍興起之初，其他清軍將領，比如向榮、張國樑等人，“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也一心要滅了太平天國，但因為“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那時太平天國勢力正張，“六七偽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而湘軍後來取勝，與太平天國內亂及後期施政混亂直接相關。 “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漸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
由此曾國藩得出結論說：
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首往事，他越來越認同，人的主觀努力能施展的範圍其實相當狹窄，環境和時機遠比人的努力重要。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沒有那個運氣，一個人再掙扎奮鬥也無濟於事。
對於自己一生功業，他以“運氣”總結之：
其初辦理團練，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後四方多故，事會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勢。國家……正值剝極將復之際，不才會逢其適，僥倖有成。湘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相，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離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天意，不由人謀。
這其中固有謙詞，也有灼見。
如果說，直到三七開時為止，曾國藩對命運的總結都不無正面意義。然而，晚年曾國藩對命運的迷信卻超越了合理界限，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時他甚至認為，人就是一個“運氣口袋”，一切皆是運氣為之。 “人生皆運氣為主，七尺之身實以盛運氣。”一個人一生壽命、健康、窮富、貴賤，乃至賭博的輸贏、科舉的成敗、軍事的成敗，基本都是由命運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 “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範韓之經綸，不能製夏之一隅。”
他迷信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提出“不信書、信命運”這個“離經叛道”的結論。
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卷上·一生三變》中說：
（曾國藩）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不信書，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後天的努力奮鬥可以改變既定的命運。信命運，代表他認為命運是決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萬世”，則說明這是他一生的最後結論，不再更改。
如果我們因為曾國藩的這些話語而嘲笑曾國藩愚昧落後，無疑是不恕不當的。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勝天，是主觀能動性。但是細想起來，這也是一種蚍蜉撼樹而已。人與天，主觀與客觀，當然是後者強大於前者，正如同主人強大於寵物狗，科學家強大於他製造的機器人，宇宙強大於一個原子。再頑強的意志，也沖不破某種客觀限制，任何強人，最後都會發出天命難知的感慨。
這一悲愴的宣告，實際上是曾國藩晚年悲觀心理的一種體現。
雖然出將入相、封侯開府，但曾國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這既有個人家庭因素，也有對國家前途的悲觀。
從自己的親人身上，他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他的幾個女兒，每一個擇婿時都是千挑萬選，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親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兒個個命運悲慘。長女紀靜之婿袁秉楨放蕩兇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紀靜在夫家受盡了冷落，年僅二十九歲就去世了。二女紀耀之婿陳遠濟幼時十分聰明，長大後卻平庸懈怠，了無生氣，紀耀鬱鬱寡歡，終生未育。三女紀琛之婿羅允吉是個花花公子，不務正業，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剛出生一個多月的兒子，在南京被炮聲驚嚇而死，曾氏目睹傷心不堪。四女紀純之婿郭剛基人品學問都不錯，卻又體質羸弱，二十一歲便病死，留下紀純拖著兩個兒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閱歷越深，他越動搖了青年時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認定上天在很多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或者說，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類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說，譏笑那些“朝耕而（圖）暮獲，一施而（望）十報”之人。
而國家的現狀，更讓他傷心。他早年立下內聖外王之宏願，並為此辛苦奮鬥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發現用盡一生精力換來的“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他遵循聖人之道一絲不苟地苦學苦修，卻並沒有達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他眼看著神州不斷陸沉，自己卻無能為力。他以一人之力，無法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一生的奮鬥，最後竟然如拔刀斫水，並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
自詡為“好漢”，“平生倔強”的曾國藩在晚年卻失去了當年的豪氣。悲觀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他經常和身邊的幕僚趙烈文談起清朝的前途，他說：“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
他對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聵混亂、對時世滄桑人心難復深為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深為失望。 “老年常多悔懼”，“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在“補救無術，日暮道窮”之際，不免愈加以天命說來排解自己的鬱懷。他在日記中寫道：
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雖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國藩一生卻很少當眾談論這個話題。咸豐九年，他在日記中寫道：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說，雖然天命決定一切，但是聖人們還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勝天，告訴別人相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們從來不向世人揭開命運難違的悲慘真相，否則，生命這場遊戲，就徹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雖然深知天命不可違，還是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鬥精神垂範後世。
咸豐十年，在給幼弟曾貞幹的信中，他承認弟弟所悟是對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時他又提醒到：“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善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眾。”
“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是皈依了天命說之後曾國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說，以天命說來排解心中的迷惑憤懣，以天人感應說來激勵自己繼續奮鬥。
鑑於這種考慮，曾國藩從不在眾人面前談論天命，即使私下談論，也總不出親信僚屬的小圈子，並且多在事後。他愈是感到“天命難違”，愈是強調主觀意志的作用，甚至達到極端的程度。 “誌之所向，金石為開”一語，就是他晚年用來勉勵年輕人的。
雖然知道事不可為，他仍然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記中寫道：“閱王而農所著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勞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說：“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巡撫時，他在信中與之相約道：“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這並非漂亮話，實際上，他一直是這樣做的。雖然身患高血壓、動脈硬化、下肢浮腫、腳軟、疝氣、失眠諸症，更因青光眼、白內障導致一目失明，“難於閱讀”，“不能多見客，不能多說話”，他卻仍然盡職盡責地為國工作，一點也不偷懶。
他的幕僚趙烈文記載的一幕，見證了他督兩江時的辛苦勞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滌師來久談。邇得微恙，神氣殊乏，會客來請主考入闈茶宴儀節，絮絮不已。余云，小事不必親躬。師曰，吾非專此而習久已成風氣，細大不捐，亦無可託之人耳。 （趙烈文又勸）師曰，吾以夙死為樂。君言雖切，無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隸，“公事較之江督任內多至三倍……竟日無片刻讀書之暇”。雖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蠟矣”，他卻開足馬力，拼盡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積案三萬多件。此外治河賑災，懲貪獎廉，都多有成效。
晚年曾國藩的世界觀，以天命說為本，而風水鬼神報應之說也並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風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風水而得富貴的事實。因為這畢竟是從理學“氣本論”原理推論出來的結論，何況還有他另一次“親身體驗”作為證明。
那是發生在祁門縣的事。安徽祁門清初中過舉人，後來一位江西籍的縣令將縣城改建在山腳下，從此一百多年沒有人中過舉。曾國藩駐軍祁門時，以縣城局促，並無“形勝”，因拆毀城牆。竣工後曾國藩寫了四句話：“拆去西北城，歲歲出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說來奇怪，此後僅甲子科鄉試，祁門縣就考中了三個舉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國藩由此更加認為，風水之說絕非無稽之談。
因此曾國荃擔任湖北巡撫同捻軍交戰屢遭慘敗後，曾國藩推測，這也許是由鄂撫衙門不吉利造成的，敦勸曾國荃移貢院。
但更多時候他更堅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風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換句話說，風水實際上也是天命。好的風水往往都是得自無意之間，上天注定。有意營求，是難於獲得明顯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說”和朱子的“風水說”被他用這種方式統一了起來。他說：
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系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
他舉例說：
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則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
究其原因，他認為是既然有意求富貴，則“皆不免以詐力與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地則不應也”。
所以他後來雖仍未放棄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經不再固執於追求富貴功名的念頭，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遺體免受水沖蟻囓等禍，使先人之靈魂能安寧適意而已：“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尋得大地者。沅弟（曾國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對風水說的不以為意，從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體現出來。早年曾國藩雖然說過祖母葬地大吉，萬不可動，但後來終於遷到了大界新安衝，與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同時他還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別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體驗”，更讓他相信某種程度上的天人感應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為陣亡的曾國華寫銘旌，忽然聞到一股強烈的檀香味，而詢問身邊人，並無人焚香：
昨日為季弟寫銘旌，自外入室，聞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誠敬。及至寫畢一問，並無人焚香者，殊為可異。
過了半個月，他在家書中又一次談起此事，認為這證明“神異之不虛”：
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預料九江一軍必敗，厥後果有三河之變。及昨二十九日寫銘旌時，異香滿室，餘所親見親聞，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
因此，晚年他繼續用鬼神說來解釋一些生活現象。他與曾國潢都死了孫子，他認為這是有損陰德的結果：
接沅弟信，知紀渠侄之子元十於六月初四日殤亡，殊為感愴……念澄弟昔年於骨肉根本之地，盡心盡力，而兩年連殤二孫，殊不可解。聞弟近年好幫官司，好罰人出錢，好送人關班房，豈有損於陰德耶？抑聞侄婦有不敬其姑之處，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參與一些“迷信”活動。同治六年，江蘇大旱，曾國藩迎神於密室，焚香祈禱，下雨之後復出重金還願。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經常登上內宅的上房，向天拜禱。
然而，在做這些事時，他的心態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希望“有求必應”，他不過是祭神如神在，盡其責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渾”為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種說法，皆並存於他的頭腦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羅列庫中，在需要時隨手拈來。因為皈依了“天命”，曾國藩對於“功名富貴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一概歸之於命，不再像以前那樣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時候，他對“迷信”之說已經不再那麼尊重。在許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來都無可無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當金陵久攻不下，軍營疫疾流行，曾國葆染病身死時，曾國潢在給他的信中說曾國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擔心曾國荃的命運，要求曾國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說沅弟明年斷不可打仗親自出隊，話語頗不吉利。九娣婦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諭沅弟來身邊辦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說，想兄亦以謂然。因九娣婦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國藩得信，甚為惱火，在信尾親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無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親身督隊，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隻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豐八年之後，他對風水及其他迷信活動的批評開始增多。咸豐十年，曾國藩聞聽弟弟曾國潢在家經常做道場後，寫信嚴厲地批評了他：
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白玉堂做道場一次，大夫第做道場二次，此外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
由此可見，到這一時期，曾國藩對風水活動已經以批評為主了。
曾國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並約為家訓：
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侄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藥醫也，地仙也，僧巫也”。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
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
既然相信靈魂暫時不滅，曾國藩對自己未來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慮。
曾國藩的老朋友馮樹堂自認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國藩去世前一年曾赴南京與曾會面，見曾精氣大衰，預感其不久於人世，自告奮勇要求為曾氏選擇葬地，曾國藩欣然同意。
回到湖南後，馮樹堂四處跋山涉水，經過千挑萬選，為他相得湘鄉東台山一地。東台山乃湘鄉風景名勝地，“東台起鳳”乃湘鄉八景之一。它“南連華蓋，下瞰漣水”，從風水角度來看，確屬極佳。為了讓曾國藩放心，馮樹堂還約了另一個精通風水的朋友，也是曾國藩的好友郭嵩燾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結論是“龍，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愜心滿意”。葬於此地，據說可保家族興旺，萬年不衰。他還精心撰寫了《東台山地圖說》一冊，詳細闡明此地的種種優異之處，寄給曾國藩閱看。
出乎人們預料的是，曾國藩斷然拒絕了這個選擇。詳細閱讀了《東台山地圖說》後，曾國藩發現此地是當地公會所在，按八卦的說法，又恰值縣治的巽方，據說這個方向“關（一地之）文風”，早已為眾人所矚目。如果葬在這裡，也許可保曾氏一族文風大盛，卻可能影響湘鄉縣別的家族人才繼起。
故曾國藩在給馮樹堂的複信中說：
此地即為公會所在，又為文風所關，邑人必不樂從。即令巨紳應允，而士庶或竊有遺議。
他又解釋自己尋找葬地的原則說：
鄙人平日論求地之道，不貴萬眾指目吉壤之區，不貴陰謀詭計巧取而得，苛於人情萬無妨礙，方當營度，否則不為勉強。小地十一處中當有較佳者，容與舍弟商妥定議。
這一選擇，反映了曾國藩晚年信條：
天道忌巧，謙退不爭，不伎不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