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五節向小吏低頭：曾國藩與潛規則
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
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在官場應酬上，曾國藩並不標新立異，而是盡量從俗。剛剛就任總督時，他曾經要求部下免於迎送，時間長了，他發現這種要求實在難以貫徹，徒然驚世駭俗，並無實益，所以越到後來，就越隨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國藩到蘇州閱兵。他寫信給曾紀澤談到在蘇州這幾天的應酬情況：
餘於二十八日抵蘇後，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張子青中丞處。三十日在家會客，織造及質堂、眉生、季玉公請戲酒。初一日在惲次山家題主，後接見候補百六十餘人，司道府縣公請戲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鄉公請戲酒。
可見天天拜客，日日戲酒，曾國藩的所作所為，與一般官僚並無二致。只不過在遵從成規的同時，他盡量降低規模，簡化形式，處處為他人考慮，不想給下屬造成過大負擔。十月初他到達上海，正好趕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員們請戲酒給他預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慣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國藩怕大家破費太多，竭力辭退，而是自己花錢請了幾桌客：
初十日，各官備音尊為餘預祝。十一日又將備音尊正祝。餘力辭之，而自備酒面款接各客。內廳撫提藩等二席，外廳文武印委等二十席。雖費錢稍多，而免得擾累僚屬，此心難安。
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錢，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開銷中最小的部分。
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比如致送炭敬。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晚清官場流傳的居官要訣雲：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曾國藩歷來厭惡官場之鑽營，但是天下督撫都送的炭敬，他卻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他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舊之家，他於年節之際，也會致送禮金。接著上句話，他緊接著又說：“昨令李翥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也就是盤纏。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每年來往南京的大吏要員自然也不在少數。
同治九年四月，曾國藩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仙屏（許振）差旋，若過保定，餘當送程儀百金。是星使過境，有交誼者酬贈之常例。”
也就是說，清代官場上，皇帝派出的欽差路過轄地，與之相識的大吏在迎送宴請之外，通常還會送給他一百兩程儀。他準備用這個標準來對待許振。
同治九年，江南發生著名的“刺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書鄭敦謹（號小山）南下與曾國藩共同審理。接慣例，辦完事後，地方上要送給欽差一筆很重的程儀。然而鄭敦謹特別清廉，“鄭小山於正月二十八日出來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後即行起程，幹禮水禮一概不收，一清徹骨。小欽差程儀則已收去（每人五百耳）”。 “幹禮”是指貴重禮品如金、銀、綢、緞之類，“水禮”則指食品、果品雜項之類。連水禮都不收，可謂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國藩說他“一清徹骨”。不過他的主要隨員，也就是曾國藩說的“小欽差們”卻不願意效法他們的主官。他們每人收了曾國藩致送的五百兩銀子。曾國藩在五兩百後面加了個“耳”字，可見用官場慣例衡量，這筆錢對他們來說並不算多。
我們所能查到的曾國藩所送的最大一筆程儀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國戰爭停止多年的江南鄉試終於舉行。歷來考試結束後，鄉試主考和副主考都會收到地方官場一筆重重的程儀。曾國藩本人做過主考，當年也收穫頗豐，這一次他決定做好主人，“一切均從其厚”。
這一年朝廷派來的主考是劉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試結束後，他們在兩江收穫頗豐，“公私送程儀約各三千有奇”。就是說，江南官場公送了三千兩，大家以私人名義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兩。 “兩主考差囊各三千外，戶部例發途費五百亦在此支領，一切均從其厚。”
“炭敬”、“程儀”是官場上經常發生的支出。至於“別敬”，則頻率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國藩奏命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後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面額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為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為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雲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項工作他是多麼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餘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認為仍然不厚。
天津教案後，他又收到回任兩江總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啟程入都，陛見後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這一次，仍然需要送“別敬”。在進京前，曾國藩這樣計劃：
擬於（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須出京。別敬不能速送，只好與諸公訂定出京後補送，或臘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萬金，大抵須用去八九千。
後來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九年冬在京用去萬餘金。”可見這一次送“別敬”又花掉一萬多兩白銀。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捻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
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制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檢查有無“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等“虛開浮估”的情況，如發現此類情況，則要退回重報。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
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戶部的態度。如果戶部高抬貴手，什麼不合規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裡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他們的審計關。那麼，戶部的態度是由什麼決定的呢？視“部費”多少而定。
各地為了順利報銷，要在戶部花掉一筆專門的活動經費，這筆經費就叫“部費”。 “部費”主要落在具體經辦的“書吏”也就是辦事員的腰包。這也有情有可原，因為這些書吏們沒有工資，專靠這項灰色收入謀生。
不過他們的胃口實在是太大了。曾國藩托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
報銷一節……託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厘三毫無可再減……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若輩欲壑，真難厭也。
也就是說，李鴻章託人去找戶部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曾國藩需要報銷的軍費總額是三千多萬兩銀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費”需要四十萬兩。
曾國藩一聽，也嚇了一跳。四十萬之巨，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的。怎麼辦呢？只有繼續公關。曾國藩命江寧（南京）布政使李宗羲託人，李又託了一個叫許緣仲的人出面和戶部書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八萬兩，顯然書吏做了極大讓步。
恰好在這時，中樞的批復到了。出於對他們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的卓越功勳，皇帝（實際是太后）同意他們免於報銷，曾國藩對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他對此“感激次骨，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過之”。按理說，皇帝發了話，這八萬兩就可以省下了。不過，曾國藩卻說，這說好的八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給。因為閻王好見小鬼難搪，他怕戶部這些書吏以後會藉故找他的麻煩。
那麼，以上這些開支，錢都是從哪兒來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萬四千兩別敬的開支來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國藩花費了兩萬兩。除了一萬四千兩別敬，“合之捐款及雜費凡萬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餘金，再帶二千餘金赴官，共用二萬兩”。這筆巨款的來源，曾國藩說得很清楚：“已寫信寄應敏齋，由作梅於餘所存緝私經費項下提出歸款。”
“緝私經費”出自兩淮鹽運司。管理鹽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緝拿私鹽”，以保障官鹽的銷售。所以鹽運司每年都會提出一大筆經費用來緝私。不過緝私只是“緝私經費”的用途之一，其實鹽運司許多不好處理的開支，都用“緝私經費”的名義。比如他們每年“孝敬”給兩江總督的“陋規”，也以這個名義致送。
從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國藩信中“運司派曾德麟解到緝私經費二千餘金”來看，鹽運司定期會給曾國藩送來“緝私經費”，曾國藩將其都存放在“後路糧台”，“吾令其解金陵後路糧台”。此外，上海海關每月也要送公費給他。同信之中，曾國藩說：“存於作梅台中（即後路糧台）者，系運司緝私經費及滬關月送公費（現聞近三萬金），為餘此次進京之用（連來往途費恐近兩萬）。”後來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說：“後路糧台所存緝私經費，除在京兌用二萬外，計尚有萬餘金……此外淮北公費尚有應解餘者（十月間書辦曾擬札稿去提，餘未判行）……”
從這封信的前後文推測，曾國藩在“後路糧台”也就是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鹽運司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幾個海關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金錢來源。而其用途，則主要供曾國藩官場應酬打點之用。曾國藩同治七年底進京，一路路費和生活費，在京中送禮所用，再加上帶到直隸總督府的兩千兩零花錢，全系“小金庫”中的錢，或者說是公款，並沒有動用自己的“養廉銀”。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同治三年他送鄉試主考的錢，以及同治九年送給“小欽差”的“程儀”，也應該出自這裡。
曾國藩的養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待曾紀澤說：
吾之銀存於雨亭署內（即江寧布政使李宗羲處）者，系養廉（已有萬八千餘），爾盡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爾等進京，可至雨亭處取養廉數千金作為途費。”可見，曾國藩家人進京的路費是動用養廉，而不是小金庫的錢。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曾國藩是怎麼區別“陋規”與“養廉”的用途的。 “因公”而產生的官場應酬，出自“小金庫”。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饋贈親朋好友的錢，則出自“養廉”。方宗誠的總結大抵合乎事實：
兩江總督廉俸之外，又有辦公費（即“小金庫”），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
“小金庫”加“養廉銀”，這就是曾國藩在兩江的個人財政來源。到了直隸後，來源結構也大抵相當，只不過“緝私經費”換成了“鹽規”。到了直隸之後，曾國藩在信中對兒子談及個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養廉銀壹萬五千兩，鹽院入款銀近二萬兩，其名目尚不如兩江緝私經費之正大。而劉印渠號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說，直隸總督主要個人收入為養廉銀一萬五千兩，此外還鹽規二萬兩。這二萬兩鹽規，就好比兩江的緝私經費，是供給總督個人花用的。因此總督的收入來源總計三萬五千兩。而曾國藩自己測算每年大約需花掉二萬二三千兩，這樣，每年還可以省下一萬多兩：
餘計每年出款須用二萬二三千金，除養廉外，只須用鹽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萬餘金。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後路糧台”的“小金庫”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麼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裡。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
其下餘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姑存台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於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
就是說，家裡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兩個“散掉”的處理方案：“餘家於此二萬外不可再取絲毫。爾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設法用去。”他說，可以用於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善後局的零用，一是作為報銷局的部費。他特別囑咐，不能捐為慈善款：
或捏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局之部費，不可捐為善舉費。至囑至囑。
為什麼不能捐為善舉呢？因為這樣就會被人所知，曾國藩平生認為，“凡散財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所以“總不可使一人知也”。他還說：“餘生平以享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二月初三，他在給紀澤的信中又一次明確了這筆錢的處理辦法，那就是全部用於軍費報銷的“部費”。如果按這封信判斷，那八萬兩報銷部費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國藩本可納入私囊的“陋規”。
不過，據方宗誠說，曾國藩剩下的這筆錢，有一部分後來用於購買賑米了：
……其辦公費則盡存糧台，非公事不動用。向來總督去任時，此款皆入宦囊，公則仍留為慈善之用。移節直隸後，安徽有災，買米賑之，皆此款也。
按方氏的說法，曾國藩又改了主意，沒有以此充為部費，而是用於賑濟。由於沒有第一手資料，這筆錢最後到底怎麼用掉的，現在無法提供確論。
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待了不到兩年，回任兩江時，他發現自己積攢了“俸餘三萬金上下”。這筆錢他一部分要帶進京中作為“別敬”及其他應酬費用，除此還有剩餘。比如在直隸總督陋規項下，還有一項沒花掉的錢，叫“鹽吏佔費”，大約一千多兩，他也不打算納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樣以散錢為處理之法：“鹽吏佔費將餘千金，餘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嬰堂，餘分給諸人。（五巡捕各五十，內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僕婢酌分。）”
通過以上事例我們可以發現，曾國藩像每個帝國地方官員一樣，建有自己的小金庫。但是小金庫中的結餘，他並不像其他官員那樣帶走。
至於養廉，則沒有什麼結餘。在任總督的前幾年，曾府內人口較少，每年花不掉的養廉銀，曾國藩往往以之濟助親友，甚至素不相識之人，不做儲蓄：
曾公於故舊極有恩誼。仁和邵位西員外懿辰殉節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致安慶養之，並延師課其子。石埭沈懷卿明府衍慶殉節於鄱陽縣任，與公實未面也。公念其忠義，歲饋金周其家。績溪周志甫明經成，公聘任忠義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卹之，並教育其諸子。其他忠義之士，雖不相識，聞其貧，皆資助之。而所費則分廉俸為之，絕不用軍需公款也。
也就是說，曾國藩對舊人極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難後，他的妻子沒有依靠，曾國藩把她接到安慶供養，並且請教師教其子。沈衍慶本來與曾國藩素昧平生，他殉職後，曾國藩感其忠義，憐其家貧，每年都給他家寄錢。周成是曾國藩下屬忠義局的工作人員，死後曾國藩也厚加撫卹，並且承擔起了他幾個孩子的教育責任。做這些事，都用的是養廉和薪俸，絕不動用軍需和公款。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曾國藩身後沒什麼積累了。
之所以拒絕將小金庫餘款和多餘的養廉留給家人，是因為曾國藩從青年時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發財”，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
在個人生活上，只有一項，曾國藩比較捨得花錢，那就是買書。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接“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的下一句是“惟書籍尚思買耳”。
一方面是自己嗜書如命，另一方面，曾國藩願意把書作為遺產，傳給子孫後代。他對曾紀澤說，“買書不可不多”。
曾國藩一直不同意家中大興土木，“造房起屋”，但是在曾國藩生前，他的兄弟和兒子卻在家鄉給他造了一座所費不貲的藏書樓。
那是在同治五年，曾國藩打算辭官回家。在此之前，黃金堂故居前的池塘里連年淹死人，歐陽夫人以為此地不吉利。曾國藩遂命紀澤在富修理另一處舊宅，以備告老後定居。他要求曾紀澤節儉行事，盡量低調：“門外掛匾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天下多難，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掛宮太保第一匾而已。”
紀澤打算在宅中興建一座藏書樓，曾國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樓藏書，本系應辦之事。”
到了同治六年舊宅修好，曾紀澤向他匯報，說花了七千串銅錢。曾國藩一聽，遠遠超出他的計劃，大為惱火。二月十三日他寫信責備曾紀澤和參與其事的曾國潢說：
富修理舊屋，何以花錢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應費錢許多。餘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澄叔諸事皆能體我之心，獨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實不清，尤為造物所怒……
在日記中，他也大為抱怨：“是日接澄弟（指曾國潢）信，餘家起造書房七間，而用錢至三千餘串之多，彭芳六辦事，實太荒唐，深可嘆恨。”他甚至於提出要負責修樓的彭芳六、科二賠償。可見此事如何出乎他意料之外。
接到曾國藩的信後，曾國潢不慌不忙，回信加以解釋。他說，花錢如此之多，是為了讓藏書樓堅固永久：
富厚堂造書屋七間，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點，蓋以地基昔系澇田，石腳砌丈餘而後平土面，此中工間已佔千餘串：通體用青磚，料木多杉樹，尤非可以尋常計算也……
曾國潢深知，曾國藩別處都可節儉，唯於藏書捨得花錢。所以講清楚這些錢是怎麼用的，曾國藩肯定能理解。今天我們參觀曾國藩這座故居中的藏書樓，會發現其設計和建造確乎有別於宅內其他建築。雖然貴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築或外包青磚，內用土坯，或者前臉用青磚，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財主還儉省。只有這座藏書樓捨得血本，一樓外走廊全以花崗岩石為柱，以防白蟻；一至三樓通體用青磚，都修有專用上下書籍的通道。二樓四周有外走廊，可以曬書；書室全闢在三樓。整個藏書樓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藏書樓高度均超過鄰室，地處南端，頂層四周均開設窗戶，四面通風，可避免藏書霉變腐敗之弊。和宅內其他建築比起來，這座藏書樓確乎別具匠心，花費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經曾國潢這樣一番解釋，曾國藩也不再批評了。這座藏書樓也成了曾國藩留下的唯一“豪華建築”。事實上，它已經成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書樓之一，雖遠不及蘇浙“鐵琴銅劍樓”、“天一閣”等有名，其規模則早已過之。只不過曾國藩告老還鄉的願望一直沒能實現，因此到死也沒能親眼見到這座藏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