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三節曾國荃在天京到底撈了多少油水
談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接觸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曾國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穫了多少？
曾國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禍首，這是他百口莫辯的事實。
太平天國經營多年的“天京”，金銀如山，財貨似海。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預期。南京有無聖庫，諸人說法不一。假使如曾國藩轉述李秀成語，“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這只能說明天京事變之後，太平天國政權由洪氏嫡系掌管，“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私藏”，而不能由此證明經過長期圍困的天京城內已經沒有財貨了。
事實上，太平天國戰爭就是晚清中國南方社會的一次財富大轉移：“第一個階段是太平天國在征戰的過程中大量聚斂財富，東南一帶的社會財富除毀於戰亂的以外，其餘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國囊括而去。”聖庫雖然空虛，諸將府中卻往往金銀似海。我們只看李秀成一個例子。
李秀成擁有私產的確切數目無法計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脈絡可尋。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講到從他手中支出的錢糧數。這些支出，有的難以判斷是公是私，僅將明顯屬於他私財的有具體數目兩筆銀錢珍寶賬，列舉如下：
同治二年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銀米救濟貧者。 “開造冊者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二十元，米二擔，俱到保堰領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領米，無力之家，各自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以每人領二十元計算，七萬餘人就是十四萬餘元。
與此同時，李秀成因為要離開天京赴蘇州，天王不許他走，後來花錢買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
從這兩筆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財產是相當可觀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蘇州城內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記載“規模頗宏”，而蘇州忠王府則至今仍然是名冠蘇南的著名園林。當時率領淮軍攻占蘇州以後住進忠王府的李鴻章也驚嘆“忠王府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說其花園戲台“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平生所未見之境也。”李秀成從1859年夏季封為忠王到1861年底佔有蘇、浙兩省大片地區，不過兩年時間，即迅速致富。太平天國後期高官的腐化與軍紀之敗壞可見一斑。我們很難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內外那些將領都是清廉之輩。事實上，在戰火紛飛之際，許多太平軍將領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駐地營造安樂窩。許多府第雖已被破壞了，但從遺跡上仍可看出當時的豪華程度。比如江蘇金壇、傈陽以及浙江紹興、金華等地所發現的王府遺跡都相當可觀。
事實上，在入城之前，湘軍將帥都明確知道這是湘軍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發財機會，百戰艱辛，都為了這一刻，軍官們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們則渴望撈足一生的資本。 “但願多得金，還鄉愿已足。”湘軍上上下下對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在此之前，之所以堅拒李鴻章來援，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擔心李部來與他們爭搶財物。曾國藩在致李鴻章信中就這樣說：“恐……城下之日或爭財物。”曾國荃對全軍的這種心理狀態，當然瞭如指掌。
事實上，早在發動總攻之前，在財富衝動之下，全軍編制已亂，號令不行，連曾國荃都控制不住。人人爭相入城，不是為了殺敵立功，而是怕趕不上這空前絕後的盛宴：
時中軍親兵傳令出六成隊，留四成守營，而兵勇貪破城功利，皆違令赴前敵，中軍至無一人。中丞（曾國荃）派營務處易良虎司後事，其意見與諸兵勇同，竟不過問。
破城前即已人心洶湧如此，破城之後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見。而曾國荃對這股兇暴的貪婪之潮完全聽之任之，此際所部欠餉極多，他想以此作為對湘鄉老鄉最後的報償，甚至當趙烈文勸他整頓紀律時，他居然發了脾氣：
傍晚聞各軍入城後，貪掠奪，頗亂伍。餘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餘恐事中變，勸中丞再出鎮壓。中丞時乏甚，聞言意頗忤，張目曰：“君欲餘何往？”余曰：“聞缺口甚大，恐當親往堵禦。”中丞搖首不答。
後來雖然在趙烈文的極力堅持下，貼出了禁殺告示，但誰都知道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無人執行。
湘軍的搶劫行為是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遍及曾國荃部幾乎所有成員。諸位高級將領們首先做出了極鮮明的示範：
中丞禁殺良民，擄掠婦女，煌煌告示，遍於城中，無如各統領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絕不奉行……又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偽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伊既掠美，禀稱派隊擒獲，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賞亦可矣，蕭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鄰里亦被牽曳，逼訊存款，至合村遺民空村竄匿。所恨中丞厚待各將，而破城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
連曾國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機搶掠：
是日文案委員有至城（者），見人幼子甫八歲，貌清秀，強奪之歸。其母追哭數里，鞭逐之。餘諸委員無大無小爭購賊物，各貯一箱，終日交相誇示，不以為厭，惟見餘至，則傾身障之。
長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瘋狂掠殺當然更如虎添翼，以致其情狀慘絕人倫：
計破城後，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擔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
城中遍掘墳墓求金。
這場大劫難持續時間很長，直到一個多月後，南京城內仍然紛亂不止，湘軍甚至互相劫掠：
城中各軍尚紛亂不止，兵勇互相掠奪，時有殺傷。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來者，兵勇利其妻財，指為餘黨，摟（擄）其婦女，括其囊篋而去。
經過一個多月的大燒大殺大搶，每個無名小卒全都發了橫財。他們不僅將城內的金銀財物洗劫一空，甚至連建築物上的木料也拆下來，從城牆上吊出，用船運回湖南。 “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頓時整個長江中千船百舸，聯檣而上，滿載從天京搶來的財物婦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駛。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隊在長江上還連綿不絕。湖南一位讀書人楊恩壽在長江上見到衣錦還鄉的湘軍將士的船隻，仍驚愕於其財富之多，氣派之大：
鄰舟有客聲，自言凱撤從江東，桅杆簇簇連艨艟，前列五色纛，後列八寶驄；左擁二八姬，右擁十五童；船頭低壓雪白鏹，船尾飽載赤廑銅，敷腴意氣何豪雄！旁有小弁誇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從未習戰攻。習戰攻，必終兇，何如高壘堅壁死不出，待賊自遁尾賊踪。豈知賊勢亦疲癃，久據孤城城已空，飢餐樹皮食人肉，猛獸落阱魚釜中，一時渙散如沙蟲；大軍乃得振旆入，捷書飛奏紅旗紅。吁嗟乎，殺運終，賊技窮，將軍靜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從容，十年方博茅土封。
經過這場大劫掠，“江寧貨盡入軍中”，太平天國慘淡經營十餘年，其轉移到天京的大量財富，大多都成了湘軍的囊中之物。而曾國荃“老饕”之名從此滿天下。有野史說：
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干外，其餘悉輦於家。
天京之戰，曾國荃一戰成名，不過所成卻是貪名惡名大於功名美名。以前安慶等搶劫，知聞者尚局限於當地和湘軍內部。對曾國荃“良田美宅”的評品指摘，則多來自其湘鄉老家。這一次不同了。湘軍由南京運輸戰利品回湖南這一情景，距離既遠，時間又長，數量又是如此巨大，為長江上下諸省人民所共見。由於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還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訪。 “朝廷……派富（明阿）將軍來，託言查看旗城，其實僧王有信，令其訪查忠酋真偽及城內各事。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頗有違言。”湘軍的行徑，一時哄傳遍及全國，直至上達“天聽”。
關於曾國荃在此次搶劫中的收穫，經過重重傳說渲染，達到令人無法相信的程度。
一說天京城破後，曾國荃得部下所獻明珠一串，其珠“大於指頂，懸之項下，則晶瑩的鑠，光射鬚眉。珠凡一百零八顆，配以背雲之類，改作朝珠”。
又說：“（曾國荃）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
這些傳說有鼻子有眼，更有種種如同身見的細節，更增加了其流傳的魅力。但是這類傳說漏洞太多。比如這個“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傳說的道具，從和財寶到曾國荃贓物再到慈禧棺中，我們不能不說這些野史的作者想像力太差了些。
那麼，曾國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沒有暴富呢？
讓我們還是繼續來看趙烈文的說法。趙烈文當時由曾國藩派駐曾國荃軍中“督導工作”，湘軍屠城之慘狀他記得非常真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的下述陳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國藩與趙烈文言及沅師收城時事。師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營統領獵取無厭，豈非萬全美事。”余云：“沅師已實無所沾，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師耳。”師云：“沅浦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國藩聊起曾國荃攻天京後的事。 “談問沅師收城時事。余曰，沅師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
按這種說法，雖然部下後來向他進貢，必不能免，但當時曾國荃本人並沒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國荃在天京之劫中雖有所收穫，但絕不是湘軍中收穫最多之人。
除了趙烈文以外，還有一些人為曾國荃辯解，他們所言，大抵也有說服力。比如說此為“誣衊不經之詞。其兄弟皆總師多歷年所，而國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其姻婭曹襄紀為予言之最詳，湘綺先生亦謂曾氏昆季皆非富”。
確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能輕易套在曾國荃頭上，因為僅憑合法收入，曾國荃就可以把他的家產說得很清楚。曾國荃自咸豐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軍重要統帥，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兩計，六年收入三萬二千四百兩。這與“國荃甲子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相符合。
至於人傳曾國荃家產百萬，那已經是他擔任總督多年之後的事了。徐珂在《清稗類抄》中說：“湘鄉兩曾之富，文正遜於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資財亦不及百萬，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數年可致千萬也。（徐）花農（琪）兄之次女杏文適忠襄之嫡長孫慕陶侍郎，嘗言：'忠襄身後，僅有田六千畝，長沙屋二所，湘鄉屋一所。'”
《曾國藩年譜》載，曾家原有土地一百餘畝。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荃“號有田百頃”。郭嵩燾在駁斥王運《湘軍志》時說過：“曾國荃亦無百頃田。”百頃為一萬畝，不過百頃，則其田產不過幾千畝。
說曾國荃資財不及百萬，乃是指一生的積蓄而言。帶兵六年之後，他還當過數任巡撫，以及接近七年（光緒十年至十六年）的兩江總督，其收入亦極可觀。按照當時大家流傳的關於總督一級每年陋規收入的算法，所得當在二百萬以上。相比郭嵩燾從廣東離任，行李船六十隻，我們確實不能說曾國荃貪污得很厲害。
近代名人小傳上還進行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辯解：
國荃官鄂撫，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時文勢方煊赫，使己亦有貪行，安敢為此？其後文黨佛爾國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傳說之誣。
也就是說，曾國荃在任湖北巡撫時曾經彈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當時官文勢力很大，如果曾國荃自己手腳不干淨，他怎麼敢以此為突破口攻擊官文？其後官文的黨羽佛爾國眷彈劾曾國荃，也沒說曾國荃貪污。由此可知傳說之不實。
通觀以上數層，我們可以確定，曾國荃雖然放縱部下搶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穫並不是特別巨大。平心而論，曾國荃畢竟是曾國藩的弟弟，也以“讀書人”自居。雖然對曾國藩的話每多違抗，但如果說他貪婪到不顧名節，喪心病狂，也不可想像。
那麼為什麼關於曾九暴富的傳說會滿天飛並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曾國荃那屢屢為曾國藩所批評的粗豪作風。
曾國藩曾對趙烈文講過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咸豐七年，他鄉居在家。紀澤之妻病，其母自省城來視，同時還要買高麗參。曾家人說，鄉僻無上藥，既自省垣來，何反求之下邑耶？對曰，省中高麗參已為九大人買盡。他初不信，派人探問，則果有其事。老九在省買高麗參數十斤，臨行裝一竹箱，令人擔負而走，人被創者，則令嚼參以渣敷創上，亦不知何處得此海上方！
曾國藩多次批評曾國荃不拘小節，做事太拙，太過露財，容易貽人口實。比如為了造屋，他強買百姓家的大樹，花錢不少，結怨也多。 “吾鄉中無大木，有必墳樹。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為蔭，多不願賣。餘弟已必給重價為之，使令者則從而武斷之。樹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間值一緡者，往往至二十緡，复載怨而歸。”
曾國藩又說，曾國荃買田得地，強求整片結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夾有他姓田地，必重價購致，“不願則強之”，“大遺口舌”。曾國藩感慨地說：“故湘中宦成歸者如李石湖、羅素溪輩買田何啻數倍舍弟，而人皆不以為言。舍弟則大遺口舌，其巧拙何蓋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論曾國藩怎麼苦勸，曾國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貪名早已為湘軍上下所知。這些傳聞也通過種種途徑，傳到朝中那些關注湘軍一舉一動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後，曾國荃又做出這樣一件駭人聽聞之事：“嘗見沅師專弁入京，以八百金購箋紙，京中為之沸然。”
花八百兩銀子買幾張信紙，這事，確實也只有曾國荃能做得出來。而僅憑這一樁事，曾國荃的貪名，就可以為京中名公巨卿們所確認了。所以曾國荃所獲惡評極多，“世謂其既克江寧，洪楊軍中貨盡為所有”。
第二個原因是曾國荃的兇殘。曾國荃賴以成名的法寶是“用錢如海，殺人如麻”。湘軍在天京的大屠殺，不過是曾國荃部一貫作風的沿繼，因為南京這座名城而更廣為人知而已。相當多的人對曾國荃的作風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個以剛正聞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議曾國藩大義滅親，殺掉曾國荃。由此可見曾國荃的惡名如何深重。
無論如何，天京之劫後，曾國荃的貪名惡名已經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對他充滿惡感。李鴻章說：“沅翁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
曾國藩提醒他注意名譽的那些規勸，此時看來成了先見之明。多年積累的不佳名聲，此時放大成“漫天箕口復縱橫”。早在天京之劫前，朝廷對他印象就很不好。同治二年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後，本有單折奏事之權，但當他上奏軍情時，居然遭到朝廷的批駁，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准單折奏事，以後如有事，仍由曾國藩轉奏，此事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難堪。攻陷南京後，他當天夜裡就興興頭頭上奏報捷，滿以為會討到頭獎，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這顯然是朝廷節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數日之後，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荃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寥寥數語，已經暗伏殺機。
特別是處死李秀成之後，“群言益歡，爭指目曾國荃”，大家都紛紛譏評曾國荃。 “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鐫譏江南軍。”曾國荃心情極差，而老將多隆阿等人欲告退時，人們都疑心是與曾國荃不和，紛紛傳揚曾國荃在金陵發了多少財。左宗棠、沈葆楨上奏之時，也屢屢批評曾國荃部的軍紀。朝廷因此想令曾國荃離開軍營，又不想讓他赴浙江巡撫任。
這幾次硬釘子，碰得暴脾氣的曾國荃大病一場。曾國藩只好替他奏請開缺，回鄉調理。奏摺一上，朝廷立刻批准，這又給了曾國荃一次嚴重打擊。當曾國藩移駐江寧那天，曾國荃當著滿堂賓客的面，大發怨言，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後來對趙烈文回憶那天事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面目。”
不過，曾經幾度政海沉浮，曾國荃終於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們閱讀曾國荃家書，可以明顯發現，從同治五年參劾官文闖了禍之後，他給曾國藩的信件，從文字到精神，都恭順了許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國藩信中說：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認錯宜改，自當切記儆省。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說：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訓誨肫詳。悔字一訣，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謂立，能行得通之謂達，切實淺近，令人易於玩味。兄去年信內，隨時指點一二語，弟猶漫然不甚介意。今於憂患之後，一經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誥誡於事端未發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則大談黃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觀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滅。老氏禍倚於福，福伏於禍之說，與聖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發明，爭競之心稍平。而自強之焰亦漸減矣。進境乎，抑彌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隨時策勵為叩。
經過數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國藩的重重教誨，曾國荃為人處事風格亦發生一大變化，這一變化頗類於曾國藩的中年變法。然而畢竟修養功夫相去太遠，所以他學曾國藩，可謂肖虎不成反類犬。曾國藩之變，是由純陽至剛成為剛柔相濟，以剛為主，如同好鋼淬過火，變得更加鋒利。而曾國荃卻是由魯莽、操切而變為圓滑、退縮，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干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不過這種作風顯然十分適合於晚清的政治環境，翁同因此認為，曾國荃對官場對人生的思考都很深刻，對他評價極高，他在中稱曾國荃：“其學有根柢，再見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遠甚。”他認為曾國荃所宗乃是老莊：“沅甫之學，老莊也。然依於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視反聽，是為聰明'，其養生曰'神水華池，時時致念'，其為政曰'順民心'，其處世曰'恕'，其臨事曰'簡'，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其人似偏於柔，其學則貫徹漢、宋，儕輩中無此人也”。從翁同的描述來看，除了“偏於柔”之外，曾國荃簡直成了曾國藩的翻版。曾國荃晚年寫信給侄子曾紀澤，也認為是兄長的教導，使自己找到了與官場相安的途徑：
餘昔日自作聰明，間或背文正公之教訓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葉。今稍符於眾議者，實皆恪守懿訓而弗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