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二節曾國荃的貪婪和收穫
隨著曾國藩對金錢態度的改變，湘鄉曾家的經濟狀況開始出現第二次躍升。當然，這次躍升的主動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國潢，而是另一個弟弟曾國荃。
曾國荃字沅甫，小曾國藩十三歲。在幾個弟弟中，因為資質最優而最為曾國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咸豐六年春，曾國藩在江西陷入太平軍圍困，三十二歲的曾國荃在鄉募勇兩千人往援，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
曾國荃與其長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國藩為人內向粘滯，謹慎持重；曾國荃卻外向豪放，膽大性急。曾國藩在經濟上一清如水，曾國荃卻並不掩飾自己的貪心。這個剛從鄉下走出來的渾身土氣的新軍官，眼孔很小，把每個銅錢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長兄那樣，將自己分內的收入捐為公用，反而不拘小節，經常謀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對自己第一次領兵這樣自我總結：
弟此次之出，冒昧從事戎行，較尋常人論之，則所作之事亦當有可對父叔兄弟之處，而較真廉潔、能乾之人論之，則抱愧實多。
曾國藩一直對他嚴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錢上向自己看齊，不得濫取分毫。蓋發誓自己“不要錢”，卻允許兄弟“要錢”，這種情況是初次出山時的曾國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後，曾國藩對弟弟曾國荃在金錢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鬆了。他寫信給曾國荃說：
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盡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說，只要你不比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及李續賓兄弟做得過分，就沒關係，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你盡可以撈錢。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李續賓帶兵六年，積金數万兩。這封信，意味著曾國藩家庭經濟政策的重大改變。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樣，做艱苦卓絕的異類。
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以前曾國藩一直在外當官領兵，從未親手經理家中銀錢事務。家居時期他才了解到他領兵在外時，曾家經濟上非常困難。家中日常用度，遠比他想像的浩繁，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夠。
雖然曾國藩要求家中保持寒素家風，但畢竟是二品大員之家，必要的體面不可減省。比如咸豐七年十一月底，曾國藩家居之時，逢曾國藩祖母之“冥壽”。老太太已經去世多年，在普通人家，已經根本沒有紀念的必要。然而曾家還是以相當的規模操辦了一番，來客多達二百餘人。十二月初六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信中這樣匯報：
（十一月）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壽，共三十三席，來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羅十，賀柏八，王訓三，陳貴三等皆來。吉公子孫外房亦來。五席海參、羊肉、蟶。
事實上，當時的鄉村和今天的農村一樣，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活所費不多，人情來往倒是支出的大頭。
經過這一段鄉居，曾國藩才了解了父親曾麟書和大弟曾國潢支撐這個家是多麼不容易。他可以想像當初老父親不敢向兒子開口，自己百計營求、左右支絀的情形，心中非常難受。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處銀數百，而家用猶不甚充裕，然後知往歲餘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餘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為深痛。
因此，在家庭經濟上，他同樣退到獨善其身的底線，不因自己的堅持而牽累兄弟們改善生活的願望。對於家中一些重大舉動，曾國藩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味強調節儉。咸豐十年二月初驚聞叔父去世後，曾國藩寫信給自己的兩個弟弟說：
叔生平最好體面，此次一切從豐，六十四人大輦、誥封亭二事必不可少。
以彌補自己在父親去世時“未能講求”的“愧恨”。這種話曾國藩以前是不會說的。
曾國藩的態度轉變卸去了曾國荃的羈繩，讓他在發財之路上任意馳騁。如前所述，湘軍軍餉本優，灰色收入空間又大，加上曾國藩“臨時啖以厚利”的放縱搶劫政策，使曾國荃順理成章地取代曾國潢，成了改變曾氏家族經濟面貌的主要支柱。
咸豐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國荃以長圍久困的鐵桶戰法，攻克了吉安府（城將破時，他自食其言，屠殺先期約降者數百人）。這是曾國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後是否有大的搶劫行為，史書沒有明文記載，但戰後不久，曾國荃就差人送工資津貼什物回家，數量多得連曾國潢都有些驚訝。初出茅廬的曾國荃尚有些忸怩作態，生怕曾國潢責備他，在九月初六日給曾國潢寫信解釋說：
惟數年應有之薪水雜款微有羨餘，不得不攜歸，為家中應用之費，實愧對老親與老兄平日之直節清名耳。祈兄寬看一層，勿哂責阿弟，是為至感！
在這封信中，曾國荃說明這次寄回家的錢財是：
特派公夫等順解二竿之數，皆庫平原封也。又湊花邊元洋約共三封，約三百零兩，系交弟婦，弟回時零用（送情）。並衣服、書籍、旗傘、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單，往載說明，請仲兄大人飭令弟婦至腰里宅內，指點檢拾妥愜。
並且特別囑咐，在搬運財物時“不必另呼僱工，恐其宣傳於外，弟得貪名也。”
繼吉安之後，曾國荃又攻陷景德鎮、安慶、天京等數座名城。正如曾紀芬所說：
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戰，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
這從側面說明，每下一城，他都會發一次財。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國荃襲故伎以長圍之法攻破安慶。歷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國荃部搶劫的詳細記載。據《能靜居日記》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載，兩位剛從安徽來的朋友（日記中稱為“泳如”和“梁溪王春帆”）向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描述了曾國荃部入安慶後大殺大掠之狀。他們說，城破之後，城內“房屋賊俱未毀，金銀衣物之富不可勝計”。曾國荃的士兵在殘酷殺害戰俘的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搶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兩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掃地以盡，不可取者皆毀之。壞垣地，至剖棺以求財物”。惟英王府“備督帥行署，中尚存物十七，餘皆懸磬矣”。至於曾國荃所獲多少，無可推測。唯當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國荃又一次回到湘鄉故里。
當然，曾國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搶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荃攻陷天京後。
隨著帶兵時間越長，曾家經濟實力就越顯著增長。這種增長最直觀地體現在曾國荃所營建的宅第上。
咸豐八年，曾國荃托二哥曾國潢代他買下荷葉大坪村雷家灣徐家宅第，作為自己的宅基地。
咸豐九年冬，曾國荃回鄉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時開建這座“大坪大屋”。曾國荃做事原本貪大求奢，手筆寬博。更何況他想以這座宅第，向世人證明他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科舉路上屢屢失敗的曾老九，而已經是呼風喚雨的四品大員了。所以雖然曾國藩一再告誡他要節儉，這座新居還是建得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成為湘鄉不折不扣的豪宅，這就是後來命名為“大夫第”的龐大建築。
居鄉期間，曾國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座房子上面，他興興頭頭地親自設計，親自採買材料，親自督工。咸豐九年底，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鄉田野之上，不過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後來這座大宅又經過兩次重大擴建，拖拖拉拉一建就是八年。原來曾國荃每下一城，就要請長假回家，將“大夫第”擴建一次。安慶英王府的財物，據說許多歸於曾國荃，用於“大夫第”的第一次擴建了。另一次重大擴建，當然發生在攻下天京之後。
大夫第二次擴建，歷時八年，其規模氣派可以想見。這座豪宅面積長六百多米，寬二百三十餘米，總面積達十三萬平方米，分為“獎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廟”三大建築。三大建築結構相似，每處都是三正六橫，故有“九正十八廳”之說。 “獎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間，“家廟”有房間四十八間。三處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個。它們一字排開，迤邐近一公里長。宅外更建有三里長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濕鞋”。門前又建有兩個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氣派豪華的玉帶橋。
這一龐大建築群巍峨浩大，殿閣重重，看上去猶如王宮帝府。曾紀芬在《自編年譜》中回憶道：“前有轅門，後彷公署之製，為門數重。鄉人頗有浮議。”曾國藩則聽人說它“規模壯麗，有似會館”。而那些嫉妒眼紅曾老九的老鄉們則“譏之……以為似廟宇”。
除了規模宏大，大夫第還以其精緻富麗引人注目。它的棟樑、廊柱、橫枋多以珍貴的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塊青磚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崗岩，特別是許多七八米高的廊柱竟然是由一塊塊完整的花崗岩巨石鑿成。窗戶、樑枋、柱枋、橫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曾國荃的經濟實力由此一目了然。
除了曾國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鄉還陸續修起了多處宅第，後來與老屋“白玉堂”、“黃金堂”一起，總稱曾氏“十堂”。其中曾國潢所居為“修善堂”，修建時間大約與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當。而老屋白玉堂、黃金堂也在此期間經過多次修繕，越發富麗堂皇。
對曾國荃的興家創業，曾國藩的態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對老九替他“照顧家族”的“功勞”是肯定的。
長久以來，曾國藩對家族懷有深深的愧疚心理。舊時代的通例總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曾國藩的親兄弟惦記著依靠曾國藩出人頭地，他的眾多同族、親友，也都盼著沾他的光。雖然曾國藩偶爾也會寄錢回家，分潤親族，然而，在“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約束下，曾國藩對他們的關照，與他們熱烈的期望相比，實在是杯水車薪，以至曾國藩常覺愧疚。
好在現在曾國荃替他彌補了這一遺憾。曾國荃既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時，又源源不斷地大手筆資助同族以及親友。不光曾國藩幾個原來生活相當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連遠房親友都不再有流離失所之人。這讓曾國藩不再有內疚之感。
分家之後，曾國荃對其他幾家，也一直慷慨相助。因此他努力撈錢，實際上為的是整個家族，因此曾國藩才說：
家事承沅弟料理，綽有餘裕。
對這一點，曾國藩私心極感安慰，曾國藩晚年曾對趙烈文說過這樣的私房話：
（曾家）親族貧困者甚多，雖始終未一錢寄妻子，但多年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償我素願，皆意想所不到。
後來曾國藩還這樣對兒子們說：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這是曾國藩坐地分贓，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讓老九唱白臉，他唱紅臉，這似乎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與此同時，對於曾國荃的貪婪，曾國藩也一直沒斷了敲打、規勸和批評。他當初允許曾國荃“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而現在，曾國荃顯然超越諸公，有獨樹一幟之嫌了。
同治元年，曾國荃以安慶歸來之資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擴建。他再次回到軍營後，曾國藩對他的訓誡批評明顯增多。顯然，曾國荃部及其本人在安慶的大燒大殺行為，以及這次回鄉又一次大規模“求田問舍”，已經為他惹來了惡名。五月十五日，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曾國荃時有妄取之處，而對親族之饋贈也經常過多：
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餘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
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還提醒曾國荃，要求他“廉”，實是因為家門氣運太盛，要以此“自概”：
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鬥斟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保泰持盈”是曾國藩一直著力思考的問題，也是他清廉自守的一個重要思想背景。謹慎、憂懼是曾國藩性格的重要特點。由普通農民而躋身朝堂，這巨大的身份落差令他一直惴惴不安。從道光二十五年他命名自己的書齋為“求闕齋”，就可以看出他自那時起，就已經著力思考如何持盈不墜了。他在《求闕齋記》中說：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驄衡，不足與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向所謂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禦。旁觀者以為固然，不足訾議……
……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當初他寄銀千兩回家，要求將其中四百兩用於周濟族人時，曾專門給祖父寫了一封信，解釋他為什麼這樣做：
孫所以汲汲饋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為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
在那之後，“我家氣運太盛”，“正當全盛”之類的話就屢屢現於家書，自概之道，也是他經常向諸弟所講的道理。
無奈曾國荃對這位提攜了他一輩子的老兄的話，常常是當做耳旁風。對這位名滿天下的老兄，曾國荃既佩服，又經常不以為然。他經常覺得這位老兄太拘謹、太保守、太唐僧。收到這封信後，曾國荃寫了一封回信：“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厝意。”說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於三代，不能行為當今。當今之世，只看誰強，強者通吃，做人不能過于謙退。
雖然不要求曾國荃和自己一樣清白如水，曾國藩也不能容忍這個弟弟徹底破壞曾氏家族的儉樸形象。更何況，凡事謹慎小心的曾國藩還有另一重擔憂：他擔心太平天國雖然鎮壓下去，天下其實仍不太平，另一場大亂隨時可能到來。亂世之中，露富顯財，實為不智之舉。因此，在曾國荃修建大夫第的過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規模。咸豐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國荃所畫的圖樣後，他寫信說：
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而此僅作住屋，則不宜太宏麗。蓋……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曾國荃）必為眾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
可惜的是，比曾國藩小十三歲的曾國荃此時經常不能領會老兄的良苦用心，反而對曾國藩的教導充耳不聞。事實上，直至同治三年遭遇重大挫折之前，曾國荃對曾國藩經常是面服心不服。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國荃在祭文中曾這樣寫道，自己年輕時候，對長兄的教導常常不服，“兄裁以義，翻不謂然”，“昔我乘氣，自謂無前”，“辜負教訓，四十九年”。
所以收到曾國藩此信之後，曾國荃回信蠻橫地說：
外間訾議，沅自任之。
曾國藩當然仍然會“絮聒不休”。咸豐九年二月初三又寫信詳細解說亂世之際不可過於露財的道理：
餘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為殷鑑。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招尤，苟為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
曾國藩還以林則徐的例子加以諷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風：
沅老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宜謹慎斟酌。今日聞林文忠（林則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
然而對這些話，正在興頭中的曾國荃一律聽不進去。在曾國藩的不斷批評下，這座大宅一次又一次擴建，越發似王宮。曾國藩也無可奈何，內心卻十分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