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節辦公室裡的曾左關係：如何與個性完全不同的同事相處
縱觀一生，左宗棠在人際交往上是失敗的。他的高己卑人，剛直無飾，盛氣凌人，使他沒有多少朋友。在官場上他也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對下屬和同事都缺乏包容，這大大影響了他事業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專斷，務凌人”，所以許多有識之士，對他都敬而遠之。曾氏幕府人才濟濟，左宗棠幕中卻人才不多，文人如吳觀禮、施補華輩，與左氏相處不久，都見機而作，托故而行。李雲麟本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歡而散。幕客嚴咸甚至因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盡。
左宗棠用人，喜歡使之盤旋自己腳下終生不得離去，所以往往並不實力為部下保舉，直到他自己可能要離開高就的時候，才會給部下請功。劉錦棠在他麾下屢立大功，卻始終是一個道員銜，多年不得升遷，氣得他一度想辭職回家不干。終其一生，左宗棠提攜起來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沒有一人後來擔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撫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與同事共事，糾紛不斷。他的鐵桿部下劉典，與他分任陝西督撫時，因為督撫不合，曾經憤然告歸。左宗棠前期與沈葆楨一拍即合，後來卻也因意見不合撕破了臉皮。他與李鴻章雖然沒有公然決裂過，但私下里卻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時，想招曾門大將鮑超。鮑超卻拒不從命，不敢與他合作。細細閱讀左宗棠的一生，我們會發現，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幾乎沒有一個能做到善始善終。雖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環，不能不說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遺憾。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人際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國藩一生朋友如雲，且其所深交，都是相當傑出的人物。曾國藩一生功業，半受朋友之助；他事業的成功，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善於用人的成功。反過來說，他更善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朋友提攜報答，不遺餘力。曾國藩的部下幾乎都經過他的舉薦，其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尚書，也就是正部級官員。有五十二人成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級以上大員。此外，道員、知府、知州、縣令，更是數不勝數。天京克復前後，湘系“文武錯落半天下”。英國歷史學家包耳格曾經說：“曾國藩是中國最有勢力的人，當他死去的時候，所有的總督都曾經做過他的部下，並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經希冀的話，他可能已經成為皇帝。”話雖誇張，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曾國藩影響之大。
後人的一般印像中，曾國藩是一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學家，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生活中的曾國藩是一個極富風趣、極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頭銜比如軍事家、政治家、道學家之外，還可以加上一個，叫大社交家。親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樂的兩大來源。他長於言談，也頗具幽默感。和朋友們詩酒往還、傾心吐肺地長談是他最愉快的時光。檢點《曾國藩全集》，除了奏摺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絕大部分都與朋友有關：除去卷帙浩瀚的往來書信不說，他的詩作，幾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懷念遠方家鄉的朋友，就是與身邊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幾乎除了墓誌、壽詞，就是給他人文集寫的序言。作為一個詩文造詣頗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筆墨絕大多數都消耗在社交之中，並沒有留下多少“個人化”的文字。在曾國藩的人際關係史上，絕大多數人都終生與曾國藩保持著深厚的個人感情。胡林翼始終自居曾國藩之下，說“小店本錢，出自老闆”。李鴻章則終生以做過曾國藩的學生為榮，開口閉口我老師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燾認為，漢代以來二千年，“德業文章兼備一身”，未有超過曾國藩的。劉蓉在曾氏死後，寫了整整一百首挽詩。即使是多次受過曾國藩彈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後也毫不報怨曾對自己的打擊，在挽詩《哭師》中寫道：“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並且說下輩子還要再做曾的學生，“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曾國藩死後，鮑超每“遇歲時伏臘及生辰”，都要設曾國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這種舉動持續了一生。趙烈文於曾死後，更於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畢，必拜曾國藩遺像。
曾國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與回報，均遠多於常人，考曾國藩於人生五倫，幾乎沒有任何缺憾。在這一點上，曾勝於左何止一籌。
失和之後，曾國藩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左氏一句壞話，私下里也不怎麼對人談論他與左氏的是非短長。真的做到了“相忘於江湖”。
然而左宗棠卻停止不了對曾國藩的評論。曾、左失和，是當時天下人都關注的一樁大事。愛護自己名聲如同眼珠一樣的左宗棠當然十分重視別人因此對他的評價。然而天下左曾而右左者居多，一是因為曾國藩的為人居心久為人所知，二則曾國藩畢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傳統社會，忘恩負義是一個怎麼講也難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對此當然鬱悶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為自己辯解。所以許多筆記資料都記載，曾左失和之後，左宗棠每見一人，都要談他與曾國藩關係的來龍去脈。每談此事，則必“大罵”曾國藩。
曾國藩的部下薛福成就這樣記載說：
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
同治五年郭嵩燾寫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也驗證了薛福成的這一說法。
郭嵩燾對曾國藩匯報說：“退庵言：在營日兩食，與左君同席。未嚐一飯忘公，動至狂詬。”
“大罵”、“狂詬”這些詞彙給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國藩就“國罵”、“三字經”不離口。其實斯文中人左宗棠無論如何都不至於把自己降到一個村婦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不過是左宗棠批評曾國藩時的痛快淋漓而已。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左宗棠勢必要列舉曾國藩一生用兵用人為人處事之錯誤之庸劣之不可理喻。正如譚伯牛君在《戰天京》一書中的精闢分析：左宗棠說話素來誇張激烈，如此凌厲的指責施諸於大家以聖人視之的曾國藩，固不免駭人聽聞，以為“大罵”、“狂詬”。
面對左宗棠的不斷攻擊，曾國藩採取瞭如下對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擊左宗棠，避免火上澆油，而是鼓勵他們盡量與左宗棠搞好關係。他一再讚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並說這是李進德甚猛的表現。他還囑咐自己的兒子，不要因此與左、沈等人交惡：“餘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
二是對左宗棠的攻擊不聞不問，不予回答。
曾國藩收到郭嵩燾的信後，並不生氣，蓋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復郭氏信中委婉地說，我早就听說左公早晚不停地罵我。然而如果讓我也這樣罵他，我口笨心拙，肯定罵不過他。不如以一不罵二不聽三不管的辦法處理，結果也一樣是“不勝”，卻省心省力。老來精力日頹，正事還忙不過來，聽那些頌揚我的話還聽不過來。所以有告訴我別人罵我的事，我只聽個大概，不讓他們說完。
曾國藩的回信不溫不火，你可以說他達觀，可以說他淡然，也可以說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誠，終能白於天下，不必浪費精力與左宗棠爭無謂之口舌。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受命鎮壓西捻軍。後又因為西北地區回教起義導致局勢動盪不安，左宗棠繼續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後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國，他只是曾國藩的配角，這次征西他卻成了主角。雖然頭髮已白，他卻豪情萬丈，決心傾情出演。
然而這次出征面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那就是籌餉。因為西北乃天下貧瘠之區，餉源不能指望當地，勢必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對朝廷聲明，這次戰爭，“籌餉”重於指揮戰鬥。他在信中甚至這樣說：“仰給各省協款，如嬰兒性命寄於乳媼，乳之則生，斷哺則絕也。”
這樣，曾國藩與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為同治九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
晚清督撫之間的個人關係，對政治運作影響極為重大。事實上，雖然朝廷規定各省要按份額及時供給西征軍軍費，但只有少數與左宗棠個人關係好的省份盡力供應，而那些與左宗棠個人關係一般的省份都沒能做到如數按期，《光緒東華錄》概括西征之餉的落實情況說：“各省撥解之數，有過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撥解不及十分之一，廣東、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當左宗棠聽說曾國藩回任兩江後，第一反應是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破壞他成就大功：“我即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發現他判斷錯了。其後，曾國藩分內的那份軍餉就源源不斷、穩定而可靠地輸送而來，不但足額而且及時，這讓左宗棠大為意外。史載：“文正為西征軍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國藩又將最得意的部下劉松山交給左宗棠使用，劉松山屢立巨功，對左宗棠幫助極大。 “又選部下最悍將最健者遺忠壯公松山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乃新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點，就是執著於“爭功”。打一個不客氣的比方，左宗棠就是莊子故事中的那隻貓頭鷹，而戰功則是那隻死鼠。直到晚年，這種心態絲毫沒變。然而晚年曾國藩的心事，卻早已達到看破功名，躋身聖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責任”二字，至於浮名，他確實是可以置之笑談之外的。處理天津教案，他就分明是以自己的名聲為代價，換得了國家的平安。曾氏死後，他的老朋友歐陽兆熊寫了一副輓聯，其下聯曰：
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做秕糠塵垢，開拓萬古心胸。
這副下聯稍有拔高，但據事實不遠，應該說是讀懂了曾氏心胸。
雖然一直不斷挨著左宗棠的罵，對左氏之才，曾國藩卻一直是讚不絕口。在聽說左宗棠將要西征之時，曾國藩與常州呂庭芷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曾國藩問呂庭芷：“你對左宗棠怎麼看？請平心論之。”
呂庭芷雖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國藩的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竊謂左公之所為，今日朝廷無兩矣。”
陳其無在《庸閒齋筆記》記載，曾國藩聞聽此言，擊案起身，雙目放光，大聲說道：“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泉恐亦不能為之繼之。君謂之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
這就是“曾國藩心目中時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寫照。
二人心術差距如此之大，曾國藩自然就成了莊子故事中的那隻。曾國藩剛回兩江，左宗棠就漲紅了臉，羽毛豎起，怒目而視，發出嚇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國藩的舉動大出其意外，左宗宗才意識到，他誤解了曾國藩。他突然發現做了幾十年的朋友，他其實一直沒有真正理解曾國藩。
曾、左晚年這最後一次交集，確實頭一次感動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對曾國藩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欽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著“科舉情結”和“瑜亮情結”這兩副有色眼鏡，一直認為曾國藩是一個以術制人的偽君子，至此才徹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斷。這是曾、左關係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思來想去，曾國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現得更為瀟灑。於是，在總結自己的剿捻之功時，他把大半功勞推讓給了曾國藩的老部下劉松山，並由此對曾國藩大加推許。
奏摺中還謙虛地說自己十餘年前就認識劉松山，卻沒有發現他的才幹。
公開是這樣講，私下里左宗棠在寫給兒子們的信中解釋自己上這樣一道奏摺的動機時這樣說：
吾近來於滌公多所不滿，獨於賞識壽卿（按：劉松山字壽卿）一事，最徵卓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此次捻匪蕩平，壽卿實為功首，則又不能不歸功於滌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雖有微嫌，於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曾，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於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
左宗棠本以為這樣一道奏摺會顯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懷，“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讀者驚疑。官場中人都一時轉不過彎子，鬧不明白為什麼左宗棠突然出現這樣大的轉變。中國人習慣於陰謀思維，於是一致認為左氏動機不純，他故藉揚曾以揚劉松山，揚劉松山也就是揚自己，揚自己則是為了貶低李鴻章。
曾國藩也是這樣推測。十一月初七日，在致郭嵩燾信中說：“左帥表劉壽卿（劉松山字壽卿），謬及鄙人，論者謂其伸秦師（指左所統帥的軍隊）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無可奈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因腦溢血逝世於南京兩江總督府，年不過六十二歲。消息傳出，天下震動。
一時之間，同僚朋友、門生故吏雲集南京，曾國藩的葬禮成了一場詩文大會。蓋與葬者既多文學之士，撰文者又發自真情實感，所以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師十二首，就筆筆沉鬱，句句動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驚。
九重悲上相，萬里失長城。
傳說騎冀尾，虎圖富甲兵。
宗臣應附袷，天語極哀榮……
而李鴻章的輓聯後來更成了千古名作：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時人這樣評價這副對聯：“豪邁精當，亦自佔身份，非鴻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總總的祭文輓聯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對，是當時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來的，其文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更為令人意外的是，在對聯後面，居然屬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從左宗棠為布衣時起，都是稱兄道弟，左宗棠從不肯讓一步。在曾國藩官拜大學士後，按慣例左宗棠對曾須自署“晚生”，左宗棠卻說，“惟念我生只後公一年，似未為晚，請仍從弟呼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從來沒對曾國藩稱過晚生，這也成為當時官場上一則趣事，因此誰也沒想到左宗棠會在輓聯上署“晚生左宗棠”。
聽說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驚。他以前沒聽說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歲，對當時養尊處優的階層來說，並不算長壽。他沒有想到，曾、左之間的恩恩怨怨，這麼早就結束了。也許在奏摺中寫上“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幾句之時，他就已經有與曾國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於軍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為時間還長。沒想到，機會永遠失去了。
坐在西北軍營之中，左宗棠回想起與曾國藩一生的林林總總，越想越覺得傷懷。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曾侯（國藩）之喪，吾甚悲之。”“從前彼此爭論……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這一刻，他才意識到他的損失是多麼巨大，他又是多麼對不住這位忠厚長者。他和曾國藩較量了一生短長，總也不服氣。但是到了這一刻，靜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時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為二人關係的最後總結。這對心高氣傲的左宗棠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
如果曾、左關係能以此為結局，無疑是一樁動人佳話。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在曾國藩身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極其照顧。曾國藩死後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治。左宗棠送給他三百兩銀子，還在家書中這樣回憶曾、左交誼：“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飢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矣。”
曾紀鴻因病去世前後，左宗棠在醫藥費喪葬費上又多次給予幫助。在給李勉林的信中談及此事時，左宗棠說：“吾輩待其（曾國藩）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為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里之費，亦未嘗有所歧視也。”
曾紀鴻貧病而死，證明了曾國藩一身清正，毫無虛偽，更增加了左宗棠對曾氏後代的垂憐之意。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時，委任曾國藩的女婿聶緝規為營務處會辦，第二年，又提升為上海製造局會辦。聶氏自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江蘇巡撫。左宗棠在推薦聶緝規的書信中這樣論及自己的推薦與曾、左友情：“而閣下有以處仲芳（聶緝規字仲芳），亦有以對文正（曾國藩）矣。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相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兇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
但與此同時，在曾、左關係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並沒有停止發言。人越老年，越顧慮自己的身後名聲，所以越急於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與人交往，他幾乎都要談到曾左關係問題，每次談及，他仍然喋喋不休於證明自己在一些具體問題的正確，曾國藩的錯誤。這在曾國藩的弟子們看來，當然是“罵曾”的繼續。
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繪聲繪色地描寫左宗棠晚年在這個問題上多麼昏聵：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話題不外兩個，一個是他在西北的設施多麼合理，另一個就是譏評已經去世的曾國藩。做了兩江總督，見到客人，所談也不過如此，喋喋不休，讓客人插不上話。
薛福成的這些記述，多小說家筆法，本不必據為信史，但也絕非空穴來風。左宗棠對與曾國藩關係的辯解，一直持續到死。光緒四年三月二十日，曾國藩死去數年，左宗棠猶致書朋友，對曾的道學功夫表示懷疑：
從前金陵克復，幼逆逃去，弟曾致書文正，謂應據實陳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譏切，沅圃宮保亦以為非。此等私見，頗非自命讀書學道者所宜有。
對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們評價議論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燾的評價雖然摻雜了很多情緒因素，不過仍然因有見地而值得一讀。
對於一生至交曾國藩，郭嵩燾由親近而敬佩，最後甚至達到崇拜的地步。他這樣評價曾左二人的不同：
盡古今人才，只有狂狷兩途。吾輩守之，仕不必求進，祿不必求豐。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萬鍾之祿，不以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終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筆蓐，取給一身而無所歉。左文襄公，狂者類也。知有進取而已，於資財無所校量，日費萬金不惜也，而亦不可與居貧。閒居靜處，則心不怡而氣不舒。
意思是說，左宗棠心性修養功夫遠遠不夠。只知進取，不能靜處。而曾國藩進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聖人。郭嵩燾還認為：
左帥以盛氣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餘，以語聖賢之道，殆未也。
王船山說，聖賢一定是豪傑，而豪傑不一定是聖賢。在郭嵩燾看來，曾國藩是聖賢，而左宗棠僅止於豪傑，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