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節非一般的笨拙，非一般的精明
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並不矛盾。
正是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國藩的人生哲學很獨特，那就是尚“拙”。他說：“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這種人生哲學得自他獨特的人生經驗。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知道自己這輩子靠讀書發達無望，遂“發憤教督諸子”，對長子曾國藩更是毫不鬆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後，只知道一味用蠻力，下笨功。
曾國藩能夠打通科舉這條路，靠的完全是“笨勁”。父親要求他，不讀懂上一句，不讀下一句。不讀完這本書，不摸下一本書。不完成一天的學習任務，絕不睡覺。他不懂什麼“技巧”，什麼“捷徑”，只知道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這種“笨拙”的學習方式，在他身上培養起超乎常人的勤奮、吃苦、踏實精神。
積苦力學的經歷給了曾國藩獨特的啟示。他發現笨拙有笨拙的好處。笨拙的人沒有智力資本，因此比別人更虛心。笨拙的人從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擊能力特別強。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問題只知硬鑽過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聰明的人不願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難繞著走，基礎打得鬆鬆垮垮。所以，“拙”看起來慢，其實卻是最快，因為這是紮紮實實的成功，不留遺弊。雖然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開竅之後，後面的路就越來越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又高中進士。而那些早早進了學的同學，後來卻連舉人也沒出來一個。他總結自身經驗多次說，這得益於自己基礎打得好，所以“讀書立志，須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鈍拙，那麼曾國藩就充分發揮鈍拙的長處。他一生做事從來不繞彎子，不走捷徑，總是按最笨拙、最踏實的方式去做。涓滴積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紮實徹底，一步一個腳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龍十八掌，表面上簡單笨拙，實際上卻大氣厚重，所向披靡。這是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秘訣，也是他常向別人談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歸序》中這樣說，君子不走捷徑，不圖虛名。錙銖積累，艱難前進。君子成功也許比別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這正是曾國藩的自我寫照。他一生成功，得益於“笨拙”精神。
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他甚至討厭那些“善說話”的人：“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他招士兵，也專要“樸實少心竅”的山民。因此湘軍作風與八旗綠營完全不同，徹底根絕了兵痞的油滑習氣。
曾國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不善打巧戰。他打仗不貪小利，不求奇謀，踏踏實實，穩紮穩打。他說：“打仗要打個穩字。”他一生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
湘軍作戰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動出擊，而是誘使敵人先來攻他，後發製人。太平軍雖然驍勇，遇到湘軍卻毫無辦法。太平軍最希望誘使湘軍野戰，但湘軍絕少野戰。曾國藩說：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
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湘軍主動攻城，也是用最笨的辦法，如同巨蟒纏人一樣，用一道一道的壕溝把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們攻城的時間，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月、兩月，而往往是一年、兩年，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挖壕溝。安慶、九江、天京，都是這樣打下來的。等戰爭結束，城牆外的地貌都被湘軍徹底改變了。
曾國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誠為本，以拙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說大話，不求虛名”，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佔人的便益”。別人以巧以偽欺騙他，他卻仍然以誠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藩說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則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李鴻章作為他的弟子，也時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國藩卻因為愛李之才，始終不改對李鴻章的關心、愛護、包容、提攜。李鴻章因此終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開口不離“我老師”三個字。正是因為這種質樸的為人處世方式，曾國藩一生朋友極多，麾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指揮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楊一役”的最終勝利。
當然，曾國藩最有意義的“笨拙”，還是他的思維方式。正是“紮實徹底”的思維方式，使曾國藩避免了幾千年來“中國式思維”的局限和弱點。
中國式思維尚直覺，重體悟，善類比，卻輕邏輯。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緒常如天馬行空，不循規矩，任意跳躍，因此很容易跳過真理與謬誤之間那小小的一步距離。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這一學說的邏輯推導卻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覺類比之上。董仲舒說“人副天數”，就是說，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樣的。他的證據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而人有四肢；天有晝夜，故人有視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應。因此，上天打雷就是發怒，皇帝就應該趕緊祈禱。
他的反對者王充的邏輯同樣一塌糊塗。王充說：天沒有思想，因為天沒有眼睛，沒有嘴，“以天無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無口無目呢？王充說，我們摸不到天，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地，地沒嘴沒眼睛，而人們都說天地是夫婦關係，老婆沒嘴沒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沒有，“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論敵，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卻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邏輯的兒童式思維。
中國式思維的最大弱點是喜歡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卻缺乏嚴密細緻的推理過程。在這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萬物。總想找到一個竅門，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小蔥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徹底解決一切問題。比如，儒家學說就認為，一個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煉，則處理世間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非理性的。
顧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他說；“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中國傳統沒有'邏輯學'……因此，中國沒有精密科學。”
而西方思維的最大特別是重視實證、重視邏輯、重視差別。西方人從量化分析事物間的不同之處入手，沿著“現象-差別-差別的擴大-精確量化-創新”的思維路徑前進，因此能發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維，建立起嚴密的學術體系。
曾國藩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式思維不謀而合。曾國藩的思維方式因為其“笨拙踏實”，在中國人中達到了少有的嚴密程度。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說：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簡要，曰綜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蝨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一席話道盡了曾國藩式思維的秘訣。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細細分析。而“正”、“反”這兩個方面，他也要進行細分，把“正”面再分兩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負”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個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點含混不清之處。這樣分析下去，對這件事物就會觀察得分外透徹。
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
正是通過這種“笨拙”的思維方式，曾國藩能精確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謬誤”之間那一步之距離。他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捨，就會過於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蔽；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於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蔽。
中國人重綜合而輕分析。曾國藩卻通過紮實徹底的思維實踐，發現了分析“差別”的重要性。他說：“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研乎至殊之分，無以調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說，如果不精心研究萬物之間的細微差別，就不會得出差別背後的統一規律。這段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分量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
曾國藩認為，自古以來，認識就有精有粗，行動就有實與不實，這恰恰是聖凡、大小之間的區別。所以他說，好的人才應該“多條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說，多一些邏輯性，少一些不著邊際的誇誇其談。
曾國藩說，自己“天分……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曾國藩一生經歷千難萬險，處理過無數大事，大體都很得當。其過人之處就是不怕費心費力，對事物進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對事物進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礎上，再找出要害，把握關鍵。每次處理完了之後，還要總結經驗教訓，以為下一次參考。曾國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笨拙之上，這樣的絞盡腦汁殫精竭慮之上。
確實，“笨”到極致就是“聰明”，“拙”到極點就成了“巧”。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不就是建立在最簡單的只有“1”、“0”兩個字的二進制基礎之上嗎？曾國藩並不比別人聰明，我們大部分今人也並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別人更吃苦，更紮實，更無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腦。 “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體會。
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一個是太容易下結論，另一個太容易聽信別人的結論。曾國藩卻不是這樣。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面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不敢戴有色眼鏡去讀書。因為“笨”，曾國藩不想省力，不想藉用別人的腦子，每本書都要認認真真、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所以他一生視野廣闊，無書不讀，無學不窺。
理學家多有學術潔癖。他們多以諸子之學為邪僻之說，不屑一顧。比如，曾國藩的好朋友羅澤南就堅決排斥佛、老及諸子之學，認為管、晏之學“卑陋”，楊、墨之學“淫邪”，都不利於世道人心，必滅之而後快。
曾國藩卻是一個雜家。他一生於書無所不讀，尤好諸子之書，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簡約博大，莊子的心靈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給了他極大的啟發。他推崇諸子皆豪傑之士，去孔子並不甚遠：“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除了傳統士大夫致力的經史，曾國藩對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牘之文”也很感興趣。在曾國藩眼裡，無處不是學問。因為懷抱經天緯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極為開闊。所謂“案牘之文”，也就是歷代“文件彙編”，內容當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國藩卻認為這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於拯救中國社會，這樣的文章不可不讀。
曾國藩愛看地圖，研究地理。 《曾國藩年譜》說曾國藩在工部任侍郎時，“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較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範圍極廣，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這是他與當時諸多理學之士的明顯不同之處。
可以說，除了佛家外，曾國藩對他所能接觸到的所有書籍都有涉獵研究。事實上，對於佛家，他也並非沒有興趣。他曾經多次向趙烈文討教佛理，只是因為兵火連天之中靜不下心，沒有深入下去。
除了書本之外，曾國藩還從自身生長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識。曾國藩雖然是三榜進士出身，卻終生對他那個沒讀過書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書中經常引用祖父的話來教育子弟。這位終生沒有出過湘鄉縣的鄉下老人確實也有一些來自泥土的不凡見解。他勸弟弟曾國荃在官場上不可逞一時之快時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云：'怕臨老打掃腳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至囑至囑！”曾國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別是功成之後，能迅速解散湘軍，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憂，就與祖父這種凡事要有長遠打算的教導有關。
翻開曾國藩家書，引用湖南鄉下俗語以及家鄉鄰里故事處處可見。 “昔祖父在時，每譏人家好積私產者為將敗之徵，又常譏駝五爹開口便言水口，達六爹開口便言桂花樹，想諸弟亦熟聞之。”可見農村生活經驗構成了曾國藩智慧的重要基礎。
可以說，曾國藩像一隻敏銳的雷達，收集分析著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從中厘取有用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中國神秘文化。
曾國藩身體禀賦極為一般，特別是眼睛。從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來越多地提到眼疾給他帶來的困擾：“目光昏花”，“無似”，“目光猶苦澀”，“目光昏花作疼，難於久視”。
為了治眼睛，他嘗試過幾乎所有方法。他吃過無數中藥而不見效，後來又親自研究中醫理論，得出“大抵胸多抑鬱……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若抑鬱不暢則傷木，心不上爍則傷水”的結論，說“餘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由這個理論出發，他得出了以“平和”二字相勗，治目先治心的治療思路，結果也無大效。
他從三十六歲時開始使用西洋“增光鏡”（老花鏡），後來也沒有了效果：“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
後來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副“墨晶鏡”，讓他遮在眼上，擋風避光，以求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也不見效。
許仙屏又送他一塊“中空積水”的瑪瑙，讓用金剛鑽打開，取出其中積水，滴在眼中。
他按別人建議，自己每天早起後將兩掌摩擦發熱，蘸上舌尖的唾液在眼瞼上擦八十一下。這些方法都毫無效用。
為了治眼睛，他甚至還試過氣功。一個叫馬昌明的軍官說自己擅長氣功，可以用道家內功給他治好眼睛。於是從同治九年八月起，曾國藩天天請他來，“與餘對坐，渠自運氣，能移作五臟六腑等等”。每天對坐發功四十五分鐘。結果是請這個氣功師治了二十一天，“而目光毫無效驗”。於是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嘗試。
在這之後，曾國藩說：“惟目疾難治，近世亦無精於眼科者，不如不治為上策。”
雖然曾國藩的種種嘗試都以失敗告終，但是從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出他的試驗精神和開放態度。曾國藩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凡事總願意親身經歷，親自體驗，樂於嘗試，勇於嘗試，勤於嘗試。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為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
他做事講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別強調要“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他在談到人才時說，“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者“遇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這“四到”的說法與他“十八條挺經”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負責”的總精神是一致的。
曾國藩把漢學的宗旨概括為“實事求是”，宋學的宗旨概括為“即物窮理”，認為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國藩把“實事求是”這個原本是考據學的命題第一次變成了哲學認識論的命題。
因為“笨拙”，曾國藩是平實的，謙虛的。曾國藩說：“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隨便評譏古人的輕薄之人。但同時，又是因為“笨拙”，凡事習慣親身實踐，這又使他有資本放言高論，直率地批評古人。
通過大量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歷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著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
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甚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淡論“軍中陣法”，發現“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遂由此悟出史書記載為什麼不可信：“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
他認為，司馬遷所載尚不足為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為信：
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湘軍平江營中有個名叫吳士邁的營官，摘錄二十三史中有關戰爭的記載，編輯成冊，打算以此作為治軍的根據。曾國藩知道後，立即致函該軍統領李元度：“軍事是板質實之事”，“若以編輯二十三史成書為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還有一個名叫吳希顏的謀士，建議曾國藩“以古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曾國藩認為“此皆書生之見”，並在批復中指出：
讀書之與用兵判若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雋，未聞其著書。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為人的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理學的正面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面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為“笨拙”，腳踏實地，曾國藩一方面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面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中只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正因為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
他利用理學者卻不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闢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本朝為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態度變通其中的“襲誤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為首的“理學家”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識短”。在理學大家中，只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為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的士大夫多認為外國人是凶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只需講“羈縻”。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為外國人也是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為此不惜一戰。曾國藩卻主張與外國平等相處，在對外關係上他就主張捨去虛儀，重視實利：“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這個見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實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實際功效。
錢穆的話說得很中肯：
（曾國藩）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採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也。
與眾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國藩的渾厚、開闊，無所不包。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他在廣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謙卑的，老實的，他不預設什麼，也不禁止什麼，更不妄斷什麼，只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善於從他所接觸的一切精神資源中探尋有用的東西。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滋養。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業。
用郭嵩燾的話來解釋曾國藩的成功是最恰當的。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有一個朋友問他，為什麼湖南這麼出人才。他回答說：“楚人只帶三分蠢氣，蓋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朋友聽後十分同意，說：“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幹，是以有字顛、畫迂、詩痴，浮光掠影，終不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