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節在長沙“打脫牙和血吞”
曾國藩說：“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咸豐三年六月）不與焉。”似乎長沙之辱在他記憶中無足輕重。事實遠非如此：正是這次強烈刺激，推動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難，練成了湘軍。
事情起因於咸豐二年臘月曾國藩入省承擔公事。
咸豐二年底，咸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了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糜爛。咸豐皇帝情急之下，詔命在鄉下老家為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里。
曾國藩一到長沙，就展現出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
皇帝的諭旨傳到湖南時，太平軍已經揮師湖北。湖南雖暫獲喘息，形勢卻依然危急。太平軍走後，各縣的會黨、土匪勢力不斷發難，也試圖步太平軍後塵以求一逞，湖南境內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因此穩定社會治安成了當務之急。
曾國藩在自己的公館裡開設了一個“審案局”，專門審理社會治安案件。曾國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搶劫犯被抓獲，不必經過州縣，直接送到這裡。只要捆送來者，一不需要參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實際證據，只以舉報者口辭為信，稍加訊問，立即結案。處理方法只有三種：一是立刻砍頭，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殘酷的鞭刑。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三科。”四個月內，審案局“計斬決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二名，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曾國藩因此獲得了“曾剃頭”的著名外號。
恐怖政策確實收到了一時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輕舉妄動，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下來。奇怪的是，曾國藩勇於任事，沒有贏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卻招致了重重怨懟。出山幾個月後，謗名滿城，長沙城中“文法吏大嘩”，都視他為仇敵。甚至當時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表示了對他種種作為的不理解和擔心。李瀚章為此專門寫信給他，“勸其緩刑”。
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國藩動了別人的奶酪。
在當時，權力是官員們的眼珠，是官員們的生命，是官員們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員們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和收穫他人尊敬、巴結、攀附的唯一資本。因此官員們視自己的權力範圍，就如同狗看著自己食盆裡的骨頭，寡婦看著自己的獨子，或者美女守著自己的敏感地帶一樣，絕不許人觸碰。他們可以允許自己無所作為，“佔著茅坑不拉屎”，卻絕不允許別人在這裡有所作為。
曾國藩悍然成立了不倫不類的“審案局”，將自布政使到各府州縣長官的社會治安權收歸自己名下，“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他對那些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來就極不信任，所以常常越過他們，直接下達命令。他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經過過去那些層層手續，“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他辦案總是徑自決定，從速處理，以免有人來說情糾纏：“期於立辦，無所掛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
這就惹惱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錢，不是現錢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審判、監禁、處決權統統收歸自己所有，別人還有什麼活路？
曾國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視湖南通省官員如無物，更是大傷文官們的面子。你要當好官，出成績，這可以理解，誰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別把我們踩得這樣狠，反襯得這樣無能？你半年里辦的事，超過了湖南幾十年的工作成績，這樣干法，別人的面子往哪裡擺？
咸豐皇帝任命的“幫辦團練大臣”，並非曾國藩一人。從咸豐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憂在家的前官員為團練大臣。
絕大多數團練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們的做法有三類。潔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員歡迎，他們接到命令之後，在省城找間空辦公室，掛個牌子敷衍兩天，最後像大多數紳士那樣，給團練捐些錢了事。
精於打小算盤者則視皇帝的聖旨為以公濟私的好機會。他們在地方上果真辦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過主要目的卻是保衛自己的莊園不受土匪搶劫。一旦太平軍大股部隊到來，則立刻“逃遁”或“託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則把這個差使當成中飽私囊的絕佳機會。他們扯著皇帝的幌子，以籌款練兵為藉口，大肆敲詐地方富戶。 “假公濟私，百端紛擾，或逼勒州縣供應，或苛派民間銀錢，或於官設捐局之外，團練再設捐局，或於官抽釐金之外，團練再抽釐金。”
只有曾國藩一個人，一不要錢，二不要利，只想真正為國家分憂。這就觸犯了官場潛規則。
曾國藩混跡官場多年，當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輩。他自己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顧，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即不惜攘臂為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後來，在給翰林院同事龍啟瑞的信中，他又這樣進行解釋：二三十年以來，官場形成一種黑白不辨、不痛不癢的含混作風。偶爾有人批評這種作風，則大家相與議論，說他不懂事，好顯擺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員時，對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辦理團練，又遇到幾個有實權的人，不許我觸及他們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再謙遜退讓，則一事無成。而且這麼多年來，心裡也憋著一股火，於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麼多。
他又說，“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國藩看來，官場風氣敗壞已極，隨波逐流，斷難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變官場風氣，“痛懲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剛至猛的辦事風格，給渾渾噩噩的湖南官場一個震動，打破這個死氣沉沉的鐵屋。他哪裡知道，這些地方官員，雖然辦起正事昏聵糊塗，但是壞起事來，個個都是行家里手。一場大風波不久就到來了。
風波的觸發點是練兵。
曾國藩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但是他畢竟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約等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加以他以經世致用為志，對大清國家武裝情況有較一般人遠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這支大清軍隊，打敗太平軍是不可能的。因為晚清國家軍隊是一支沒有靈魂、沒有“天良”、沒有精神力量的軍隊。曾國藩說過：“國藩歷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
要挽救這個國家，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在接奉聖旨後的第十天，曾國藩就復奏，要在長沙創建一支新的軍隊。
曾國藩練兵，首重給軍隊注入“良心”和“靈魂”。他在中國軍事史上首先發明了“政治教育”。創立湘軍之後，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軍隊召集到操場上，進行政治動員。他親自訓話，用“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錢，不怕死”的岳飛精神激勵將士，教育他們忠君愛國，不得擾民。
這當然是好事。但問題是曾國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和各地國家軍隊一樣，駐長沙的綠營軍，軍紀廢弛、四處擾民，令全長沙頭疼。曾國藩命令駐省的正規軍隊每三八兩日，與湘軍一起“會操”。曾國藩自己說：“傳喚（綠）營兵，一同操演，亦不過會弁委前來聽我教語”，開啟他們的天良。他為了喚醒這些兵痞的良心，也確實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其目的“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這一利國利軍之舉，卻差點讓曾國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慣例是文官不管軍隊的日常事務。即使是巡撫這樣的實權大官，也不會具體過問軍隊的日常操練。文官們雖然痛恨曾國藩，但也只能形於辭色，性情粗野的軍人們卻沒有這麼好脾氣，他們立刻付諸行動。
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他在太平軍進攻湖南時曾臨陣脫逃，此時面對曾國藩卻很勇敢。他不僅帶頭抵制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唇鼓舌，四處鼓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行事至剛的曾國藩立刻給皇帝上了個折子，彈劾清德，並猛烈抨擊湖南駐軍“將士畏葸，疲玩已成痼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勵之術”。尚方寶劍很快顯示了威力。咸豐皇帝立刻將清德革職拿辦。這是曾國藩出山之後，與湖南官場發生的第一次正式衝突。
表面上看曾國藩在這次沖突中取得大勝，實際上失敗的隱患已根植在這場“大勝”之中。
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常在河邊走，誰能不濕鞋？只有彼此掩蓋，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大家的集體安全。動輒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駐湖南最高軍事長官鮑起豹更伺機報復，而機會也很快就來了。
綠營軍看著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麼看怎麼不順眼，經常藉故與湘勇發生械鬥。八月初四，鮑起豹的衛隊又尋釁攻打湘勇，雙方各有負傷。
軍隊沒有紀律，何以平賊，何以安民？曾國藩向鮑起豹發去文書，要求他逮捕帶頭鬧事的綠營兵，以杜私鬥之風。
鮑起豹決意要藉這個機會好好教訓教訓曾國藩。他故意將幾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綁捆起來，大張旗鼓地押送到曾國藩的公館，同時派人散佈曾國藩要嚴懲這幾個綠營兵的消息，鼓動軍人鬧事。綠營一傳二、二傳三，人越聚越多，群情激憤，紛紛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曾國藩釋放綠營兵。長沙城中一時大亂。
張亮基調走之後，湖南通省官員都和曾國藩氣味不投。出了這個事，滿城官員都關起大門，袖手旁觀，心中暗喜。 “營兵既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等著要看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兵見狀，膽子更大，居然開始公然圍攻曾國藩的公館。
曾國藩的公館就臨時設在巡撫衙門的射圃裡，與巡撫駱秉章的辦公室僅一牆之隔。曾國藩以為綠營兵膽子再大，也絕不敢武裝攻擊他這個二品大員。所以被綠營兵包圍後，他還若無其事地處理公文。不料綠營兵竟然破門而入，連傷了他的幾個隨從。連曾國藩自己都差點挨刀。曾國藩奪門而逃，幾步躥到隔壁巡撫辦公室門前，連連急叩。
綠營在門外鬧事，巡撫駱秉章聽得一清二楚，卻裝聾作啞，暗暗發笑。他早應該出來調停，卻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國藩來叩門，他才故作驚訝，出來調停。綠營兵一見巡撫駕到，馬上規矩下來。
駱秉章的調處辦法是命人把鮑起豹捆送來的那幾個綠營兵帶過來，他親自上前鬆綁，還連連向他們道歉，說讓兄弟們受委屈了！
綠營兵面子掙足，興高采烈地擁著這幾人而去。
只剩下駱曾二人了，駱秉章一句安慰的話也沒對曾國藩說，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將來打仗，還要靠他們啊！”就轉身走了。
曾國藩氣得啞口無言。
湖南官員們眼見前一段飛揚跋扈的二品大員這次被狠狠地修理，個個眉開眼笑，把這事當成笑話，四處飛傳。一時間，滿城都是對曾國藩的譏笑之聲。 “司道群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
這是曾國藩出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進秀才的艱難，畫稿遭人嘲笑的尷尬，比起這次挫辱來，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堂堂副部級官員，差點讓鬧事的兵痞殺了，還沒處講理。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朝的歷史上，也不多見。我們可以想像曾國藩是如何心血上沖，夜不成寐。
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向皇上控告。乾脆，藉這個機會把到省辦事以來所受所有排擠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陳訴一番！
然而細一想，他就知道這種做法行不通。這一道奏摺上去，頂多打倒一個鮑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員都搬倒嗎？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員，那麼以後他在湖南的處境，豈不是更要寸步難行？
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曾國藩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長沙官場糾纏爭辯，而是捲起鋪蓋，帶著自己募來的湘軍，前往僻靜的衡陽。全省官員瞧不起我，我不爭一日之短長。等到我在衡陽練成一支勁旅，打幾個勝仗給你們看看，那時自會分出高下。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辦法！
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著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
確實是赤手空拳。
剛到衡陽，曾國藩面臨著五無：
一是無辦公場所。
二是沒有名正言順的職權。開始他想掛上“統轄湖南湘軍總營務局”的牌子，寫好之後，又感到不妥：正是他過分張揚的言行使他與湖南官場呈現緊張狀態，這個牌子一掛出去，必然會引來湖南官場的再次攻擊。因為諭旨中明確寫明他的權力是“幫辦”，而不是“統轄”。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來。
三是還沒有經驗。軍事是高度專業化的，進士出身的曾國藩沒有當過一天兵，對於行軍布陣，帶兵訓練，沒有一點實際經驗。如何招兵，如何籌餉，如何採購武器，如何編營，如何訓練，如何制定營規，如何選擇軍官，如何設定軍餉標準，如何排兵，如何布陣……太多環節要從頭學起。
四是沒有朋友前來幫忙。長沙之辱使曾國藩臉面喪盡，人心離散。不但通省官員們不齒於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燾、郭燾、劉蓉、左宗棠，也都認為他行事魯莽，難以成功，竟沒有一人願意前來幫他。
當然，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制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制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系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制。這種體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
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為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為他慷慨解囊。畢竟，練兵這個任務，是曾國藩自找多事，並非國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計劃。曾國藩身為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闢固定餉源。
然而對於一支建設中的軍隊來說，錢太重要了。錢就是空氣，錢就是生命，錢就是潤滑劑。沒有錢，大至招兵買馬，採購武器，小至辦公經費，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動。曾國藩說：“籌餉更難於督兵”，“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
可以說，如果沒有長沙之辱的刺激，曾國藩不可能克服這五難，開創湘軍。長沙之辱如同一根針扎在心裡，讓他時刻難以自安，終於苦苦支撐，慘淡經營，斬關奪隘，排除萬難。
沒有辦公場所，他就借住在一戶祠堂裡。
沒有名位，他只好照舊用長沙時用過的“湖南審案局”五個字，來接送公文。
沒有經驗，曾國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認真思考綠營兵種種弊端之原因，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軍事原則，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選樸實山農。比如“將必親選，兵必自募”，比如實行厚餉和長夫制度。這些創新，都是軍事門外漢曾國藩殫精竭慮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軍日後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些制度基礎。
制定軍事原則難，具體的籌備工作更難，曾國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斷失敗，不斷犯錯。我們不談陸軍，先來看看曾國藩是如何創建水師的。
有水師就要有戰船，曾國藩找來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造戰船。
曾國藩開始想造木排禦敵。他異想天開地認為，“蓋船高而排低，槍砲則利於仰攻，不利於俯攻。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動不能戰。排雖輕，免於笨，尤免於晃”。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紙上談兵，造好木排一經試驗，發現木排順流尚可，逆水行排則極為遲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當敵，不啻兒戲，於是改弦更張，一心造船。
既然無人會造，曾國藩就自己設計。湖南湖北賽龍舟風氣很盛，於是他命人以龍舟為製，造了一批“曾氏戰船”。
然而一試驗，“曾氏戰船”容易傾覆，根本打不了仗。費盡周折，曾國藩終於找到了明白人。從長沙前來的守備成名標向曾國藩介紹了廣東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樣子，又過幾天，同知褚汝航從桂林前，向曾國藩介紹了長龍船的造法。於是大僱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設立兩個船廠，大量製造快蟹、長龍、舢板戰船。 “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兩位軍官本身並非工匠，他們只介紹了外地船艦的大體模樣，至於船的具體結構尺寸，乃至每一個部件，他都要和有經驗的工匠反復設計，不斷試驗，史載曾國藩“創建舟師，凡槍砲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制以極其精”。字字不虛。經過反複試驗，終於建成十營水師。曾國藩建軍，確實篳路藍縷。
然而比起籌餉來，以上這些都算不上艱苦了。
關於軍餉，曾國藩想來想去，只想出了一個辦法：勸捐。也就是說，勸那些大戶捐款，回報是由國家授予他們一些榮譽性的虛職。他在衡陽設立勸捐總局，派人四出勸捐籌餉。
然而，曾國藩本身非官非紳，權力不明，收據由曾國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從咸豐三年八月到咸豐四年底，總局費盡口舌，一共才弄到一萬九千多兩銀子，根本無濟於事。勸而不動，他只好強行勒派。巨紳們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動用拘押手段。結果得錢不多，招怨不少。曾國藩因此嘆息：“勸捐之難，難於登天，費盡心力，迄無一獲。”
甚至因為勸捐，他還得罪了皇帝。原來已故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急公好義，主動捐輸軍餉兩萬兩銀子，解了曾國藩的燃眉之急。曾國藩感動之下，想把他樹為表率，帶動捐輸事業，於是上疏請旨，請朝廷批准將楊健列入祀鄉賢祠。
楊健生前為官平平，且受過處分，其官聲、治績均不足以入祀鄉賢祠。不過兵務緊急，同意他這個請求也算不上什麼大事。不想精於小事忽於大計的皇帝根本體諒不到曾國藩的難處，恪守“名位不能輕易予人”的教條，大發雷霆，將曾國藩痛罵一頓，說他“所奏荒謬之至”，並且說“（曾國藩）實屬袒護同鄉，以私廢公，顯背聖旨，可惡已極……著交部議處”。
而京官們部議的結果竟提出給以革職的處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國藩這樣的人缺不得，於是將處分改為降二級調用，使曾國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重重困難之中，曾國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長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鬥志。
吃盡了千辛萬苦，曾國藩終於練成了一支一萬七千人的隊伍。咸豐四年四月湘潭之戰中，湘軍水陸不足萬人，與三萬之眾的太平軍作殊死戰，十戰十捷，以少勝多，殲滅太平軍萬餘人。這是太平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勝利。
接到戰報，咸豐皇帝大喜過望。自從鎮壓太平軍以來，他所接到的都是兵敗如山倒的失敗報告，這樣重大的捷報還是頭一次。皇帝發出一系列上諭，嘉獎湘軍，還特命曾國藩單銜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撫一人之外，曾國藩皆有權調遣。這道上諭從根本上轉變了曾國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諭先發至巡撫衙門，駱秉章接旨後，立即帶著藩、臬兩司等一班官員，擁著一抬綠呢空轎，親自來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國藩入城。罵他最兇的布政使徐有壬當晚單獨拜會曾國藩，懇切檢討過去的態度。曾國藩的仇人鮑起豹則被皇帝下旨嚴責，革職拿辦。
曾國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終於取得了勝利。他用自己的艱苦奮鬥，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說，沒有長沙之辱，就沒有曾國藩後半生的功名事業。這一次挫而後奮的成功，給了曾國藩一次印像極深的自我教育，更強化了他愈挫愈奮、百折不撓的性格特點。從這次經驗中，曾國藩領悟到，對於有志者來說，挫辱是最大的動力，打擊是最好的幫助。咬緊牙關，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養自己意志和決心的營養。這構成了曾國藩生命經驗中最核心的部分。幾十年後，他還在家書中教育兒子說：“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真處逆境之良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