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節批評“一號首長”與被“京師權貴唾罵”
這“第二大塹”並沒有使曾國藩沮喪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對這個官僚體系的戰鬥決心，堅定了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滿懷赤誠，盡忠竭智，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書》、《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臨的種種危機，官僚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呼籲皇帝大刀闊斧，加以徹底改革。
這些折子是曾國藩輸心剖膽殫精竭慮的產物。他以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為，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然而，事實證明，他太過天真了。咸豐皇帝並沒有這個魄力。咸豐心胸狹窄，氣質庸弱，完全談不上雄才大略。他對如何駕馭大清政治心無定見，曾國藩上的這些折子，他草草讀了一遍，隨口誇獎幾句，事後卻扔進廢紙簍，沒了下文。
曾國藩大失所望，鬱悶無已，給友人寫信說，自從皇帝發下求言詔書以來，上書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有見地的奏章，發到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得到的只是“沒什麼價值，不必討論”這幾個字的答复，或者發到各省執行，但是一通上諭之後，各地沒有反應，朝廷也很快忘了這件事。讀書人掏心掏肝的血誠，只變成了辦事員紙簍中的廢紙。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憤懣。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為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咸豐皇帝毫無準備。他就像一個沒頭的蒼蠅一樣，指揮混亂，佈置失措。曾國藩的內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間俯仰升沈，不知道最終是個什麼結果。再觀天下，到處是貧不聊生之人。向前無法貢獻自己的才智於國家，退後無法很好地營謀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曾國藩認為，要想挽救大清帝國，只有敲打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為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
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於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
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 “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偶爾有幾個被肯定的，也沒有好結果。剛剛親書手諭表彰倭仁，不久就驅之於萬里之外。剛剛發布肯定蘇廷魁的聖旨，不久又批評他是離經叛道。看來您所謂求言，並無誠意，只不過是想獲得肯於納諫之虛名而已。
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一開始說聽取大家意見，現在卻動不動就說“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
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摺，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朝廷中引發直言的風潮：
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大臣）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這個想法顯然是相當天真。明代大臣以冒著生命危險批評皇帝為榮，對皇帝嬉怒笑罵者本多，但清代體制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為恭順，極少諫諍之語。自從乾隆初年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之後，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評皇帝的奏摺。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鹹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把奏摺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國藩抓起來。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咸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為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
皇帝大發雷霆，曾國藩並不感覺意外。但皇帝的嘵嘵置辯，卻讓他認識到通過苦口直諫使皇帝猛然驚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後，他還是不斷地上建議改革的奏摺，不過多是就事論事，不再有類似的憨激之言了。
那麼，“為京師權貴所唾罵”又是怎麼回事呢？
曾國藩晚年回憶，“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鴉片戰爭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貴族，身名早達，二十歲就當了河南巡撫。一度位極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雖因鴉片戰爭而被道光“革職鎖拿，查抄家產”，但不久就獲重新起用，任陝甘總督。咸豐即位後，有人參奏他在陝甘總督任內“妄加誅戮”，“將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殺斃多名”。皇帝命革職交刑部審訊。
雖然兩度獲罪，琦善在京中人緣卻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後，會審人員只尋“微瑣細事”令琦善回答，實際是為他開脫罪責。刑部尚書恒春甚至要將舉報人賽尚阿的四名下屬當做罪犯抓來，與琦善一同審訊。這明顯是違反大清律的。然而對這個建議，滿朝無人反對。只有當時兼屬刑部侍郎的曾國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說：琦善雖然權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辦他的罪行，則自然應該以罪犯待之。舉報他的那幾個司員官位雖低，現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麼能像罪犯一樣抓來當堂對質？如果舉報者被這樣對待，將來再有大員犯罪，誰敢過問？況且皇帝只命會審琦善，並沒有命令兼審其司員。如果一定要傳訊司員，那必須先請旨。
曾國藩“詞氣抗厲”，“四坐為之悚動”，刑部尚書恒春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動議。懾於曾國藩的剛直，咸豐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職，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另一個“大名大位”者是賽尚阿。咸豐二年初，賽尚阿等因為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過程中調度不力，日久無功而“交部議處”。朝中眾人多力圖為之寬減，只有曾國藩“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
但會議還是決定從寬處罰。曾國藩不服，“會議罷後，公專折奏請從嚴議處”。賽尚阿因此終被革職。
本來，曾國藩在京官中人緣頗好。然而，這兩次挑戰“大名大位”者，卻令他人際關係網出現巨大破洞。因為琦善門生故舊遍天下，與穆彰阿關係也頗深。曾國藩打破了“官官相護”的潛規則，成為官場上的異類。案子審完之後，許多人與曾國藩拉開距離，甚至不再往來。他在官場上的處境愈益孤立。 “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在背後當然更是遭到無數詆毀之詞。彈劾賽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幾乎成了京師人人唾罵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後一段日子，曾國藩動輒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來愈想念家鄉了。國事頹唐，他百計奮鬥，卻絲毫無補，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
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可慚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屍位素餐之咎。
在給羅澤南的信中亦云：
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指羅澤南與劉蓉）於萬山恬寂中耳。
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終於得到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外差，他興沖沖地逃離這個讓他失望而厭惡的京城，準備從此引退歸山。不料剛走到安徽太和縣，接到了母親去世的訃聞，當即換裝回鄉奔喪，至此正式結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