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節“業務不精”遭同事譏笑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餘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傳統時代，人生的全部價值似乎都濃縮在“升官發財”四字之中。剛剛步入政治高層之際，曾國藩是十分興奮的。他寫家信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如此順利，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無自負地說：“不特僕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也就是說，不但我當初沒想到自己會升得這樣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們，也沒有人敢做這樣大膽的預期。得意之態，溢於言表。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 比如這一首：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罍。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 …… 這是寫給好友劉蓉的。意思是說，別看我現在身居廟堂之高，其實只是廟堂之上一個沒用的小擺設。我既無法像漢代大臣汲黯那樣不顧性命直言進諫，也無法像張禹那樣，甘言媚世，謀取高位。天天這樣不上不下，非驢非馬地混日子，只覺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國情如失乳兒…… 徑求名酒一千斛，轟醉王城百不知…… 這是寫給弟弟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做這麼一個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樣，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鄉，如同離了娘的小孩。愁悶極了，不如乾脆找幾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麼都不知道好了。

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世事痴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實職副部長後十個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這樣的表示：“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也就是說，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為無補於國計民生。如果幾個弟弟有誰能夠出來做官，家裡生計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於官場了。 這樣的文字還有許多。在寫給陳源兗的信中，他說自己“時時有歸家奉養之志”。咸豐元年在寫給歐陽兆熊的信中說自己近年來因“官牽私系，遂成廢物”，“本欲移疾歸去，不復屍素此間，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責稍多，賈豎未能貰我，以是濡滯。計其歲以內，終當蟬脫不顧，從子於萬山中耳”。也就是說，本想回家奉養父母，但是欠債太多，籌不到路費。不過不久之後，總會克服困難，返回家鄉。在復江忠源信中也說：“計期歲內外，亦且移疾歸去，閉關養疴，娛奉雙親。自審精神魄力，誠不足任天下之重，無為久蝨此間，赧然人上也。”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是一個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腐敗已經滲透入帝國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臟，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歷史上以儉樸聞名，據故宮現存的畫像看，道光皇帝確實節儉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他們謹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針，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朝卻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裡的乘客，眼看著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國藩鬱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之中。那一年他結識了後來的名將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時，他對朋友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可見他已知大亂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時，他只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職位，並沒有你想像的那樣可以呼風喚雨。曾國藩發現，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氣氛下，他雖然身為副部長，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動大清王朝進行根本改革，沒有任何可能。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根本不予考慮。

這種污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他的書信文章中，充滿了牢騷、憤懣和無奈。曾國藩對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也就是說，他做官有年，飽知官場習態。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寬大優容的樣子，來培養自己的人氣。在下者辦事一味軟媚求同，打圓場，做老好人。他後來對劉蓉說：“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鹹豐帝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為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為懼，以柔靡為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狀：“京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 曾國藩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洩沓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為讚賞：“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皇帝對他提出的“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佈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中心。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這固然是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導致的自取其辱，其實也何嘗不是北京官場之上看他風頭太盛、鋒芒太露而引發的自然反應。官場之上，對曾國藩這個憨頭憨腦坐直升機飛上來的湖南愣頭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鋒芒畢露，人必非之。眾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幾杯。天塌大家死，中國的事，急不得。激動、憤怒、抨擊、更張，都是不成熟的表現。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寬闊，要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獨著急？ 看到他的奏摺中把京官描寫得如此不堪，官員們氣不打一處來。好嘛，滿朝皆醉你獨醒，滿朝皆濁你獨清？就你對大清朝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廢物？皇帝下了一個求言詔，你就真的獨抒己見，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國藩的這個“笑話”很快騰於眾口，風傳全城，人們見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國藩無地自容，寒了一輩子。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平生第二大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