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節江西的困頓與“大悔大悟”
湘軍的意外崛起，使昏慘慘黃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時間，朝廷褒獎，紳民歡呼，曾國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說，此時的曾國藩應該會呼風喚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國藩的日子仍不好過。因為體制仍然不順，餉項仍須自籌。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湘潭大勝之後僅僅九天，他在長沙給弟弟們所寫信中沮喪地說：
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複計較矣……餘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
也就是說，湘軍籌餉上的困難一如既往。曾國藩仍然經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以致肝氣上升，時常處於焦灼憤懣之中。
問題的焦點在於曾國藩沒有實權。大清王朝各省的實權掌握在省長們也就是總督和巡撫們的手中，他們是全省官僚系統的絕對主人。下級官員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們手中，對他們唯命是從。
曾國藩與督撫們雖然同一級別，在地方官員眼裡卻被視若無物。因為出山之後，皇帝給曾國藩的只是虛銜，既沒有提拔下屬的權力，又很難左右地方官的命運。軍事離不開民事，招兵、選將、購置武器，“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卻往往不予配合。
曾國藩需要實權，這一點皇帝心裡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淺的鹹豐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他以前只知曾國藩膽子大，敢於攖皇帝之逆鱗。這次才知道此人本領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數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敗了太平軍後反戈朝廷，那豈不是比太平軍還難對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漢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後滿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盤是讓曾國藩游擊野戰，殲滅太平軍有生力量，最後仍由盤踞在天京腳下的滿族將領收功。因此雖然屢獲大勝，湘軍與清王朝體制上的矛盾仍然沒有理順，曾國藩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這種艱難在江西表現得最為充分。
鑑於湘軍是唯一有戰鬥力的部隊，咸豐皇帝命曾國藩出省作戰，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軍出省作戰實行的是“就地籌餉”，江西省官僚系統負有供餉之責。其時江西巡撫是陳啟邁。其人氣度狹隘，寸權必爭。在他眼裡，曾國藩不過是一個辦團練起家的在籍官員而已，地位等同紳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軍餉，就必須對自己唯命是從。因此他對曾國藩指手畫腳，呼來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為難。
對這樣一個毫不知兵的巡撫，曾國藩實在無法敷衍，只好拒不從命。這下子惹火了陳啟邁，對曾國藩“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曾國藩沒辦法，只好自己想辦法在江西籌餉，這又侵犯了陳啟邁的財政權。在他的帶領下，江西通省官員與曾國藩針鋒相對。曾國藩要對商人抽稅，地方官員馬上也抽，強分一杯羹。曾國藩要任用一個地方上的紳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對敢於接近曾國藩的紳士打擊報復。蓋有曾國藩關防的捐輸執照，不被地方官員承認，說曾國藩“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又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折奏事”；說他“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等等，極盡污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擠垮曾國藩之勢。曾國藩在江西數年之間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自己說他在江西“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連與曾國藩積怨很深的王鑫，也不無同情地說：“滌帥遭際若是，直令人急煞”，“滌帥所處真是不易。”
曾國藩忍無可忍，拍案而起，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陳啟邁“劣跡太多，恐怕貽誤大局”，上奏參劾。陳啟邁所作所為確實讓人無法為之辯解，咸豐皇帝閱之大怒，立刻將陳啟邁革職查辦。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又重複了湖南的經驗，這次參劾不但沒有使其他江西官員束手，反而令他們變本加厲。接替陳啟邁任江西巡撫的文俊行事一如陳氏，江西官員在他的率領下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下絆子設障礙。甚至曾國藩的兵勇也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曾後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回憶這段經歷說：“江西數載，人人以為詬病。”又形容當時的苦況說：“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當然，使他“積淚漲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員的個人素質，而是鹹豐皇帝對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員出山帶兵，本是基於對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卻對他如此提防，曾國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無時不想掛冠而去，但時勢之危與聖人之教又不容許，只好百計隱忍，甘受煎熬，長年寸心如焚。 “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虹貫荊卿之心，而見者以為淫氛。碧化宏之血，而覽者以為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原所以一沉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於筆端。甚至這樣對好友劉蓉說：“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種種不平之鳴，證明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一向對曾國藩多所譏評的王愷運，在編寫《湘軍志》時，也在日記中對曾國藩深表同情：“夜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滌公言：'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出師表》無此沉痛！”
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的難堪經歷。
正在曾國藩痛苦萬分之時，他接到了父親的訃告。這個噩耗此刻倒成了擺脫困境的天賜良機。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並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軍隊拋在江西，徑直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當然不會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復中催他立刻回到軍中。曾國藩給皇帝上了一封奏摺，一股腦地把自己壓抑已久的愁苦憤懣都說了出來，期望皇帝會體諒他的苦衷，授予他職權。
曾國藩在奏摺中將官場的潛規則說得很清楚。
他說，帶兵打仗，必須依靠地方官員的支持。 “至於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厘，何一不經由州縣之手？”但地方官員只認他們權力體系內的運轉規則，只聽能掌握他們升遷權力者的話。他名義上為部長級官員，而“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視本管上司為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處，而州縣故為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逼勒。欲聽之，則深慮事勢之窒礙；欲懲之，則恐與大吏相齟齬”。
他雖有保舉權，但由於所保人員非國家正規軍出身，“徒有保舉之名，永無履任之實”。許多戰功卓著的部下，“雖保舉至二三品，而充哨長者，仍領哨長額餉。充隊目者，仍領隊目額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
他直言不諱地說：“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濟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如果皇帝不給他督撫之權，他就只能“在籍終制”，就是說不復出山。
曾國藩以為他已經把委屈和困難說得夠充分了，皇帝沒有任何理由不給他這個賣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沒想到逞婦人之智的鹹豐皇帝卻和曾國藩較上了勁。適值此時天京內訌之後，太平軍內部分裂，勢力大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有沒有曾國藩好像也沒有大礙。於是順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實際上解除了他的兵權。
這當頭一棒差點把曾國藩打昏。他萬沒料到苦戰數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果。而他的那些宿敵，也就是長沙城中的湖南官員們聞聽此訊卻一個個喜形於色。從傳統倫理上來說，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挾皇帝都有違臣道。以前曾國藩以唯我獨忠之態，居高臨下，睥睨眾人。而這次他們可抓住了把柄，舉城跳著腳大罵曾國藩假道學，假忠義。蟄居荷葉塘的曾國藩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臥病在床。他在給郭昆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愧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更讓曾國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難逢之良機眼睜睜地從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際正當太平軍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他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了家。他的許多部下，都因軍功飛黃騰達。比如以知府投身於他的胡林翼早當上了湖北巡撫，以千總這樣的低級軍官身份加入湘軍的楊載福也已經升為二品提督，而他卻仍然是一個在籍侍郎，職位沒有任何升遷。在他離開軍隊的這段日子，湘軍攻陷九江，楊載福、李續賓皆賞穿黃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一時榮耀無比。只有他這個湘軍創始人冷冷清清待在家裡，受人嘲罵。曾國藩雖被視為理學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極熾，失去這個永垂史冊的千載良機，他怎麼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詡硬漢的他這回有點挺不住了，舉動大異常態，整日生悶氣，“心殊憂鬱”，動不動就罵人。他數著江西的一幫文武罵，罵夠了就找幾個弟弟的茬儿吆喝，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發生過口角。弟弟們走了後，他又開始罵幾個弟媳婦，語言粗俗，蠻不講理，理學家的風度蕩然無存。
被酷熱擊中的荷葉，夜半仍然如同處於火爐之中。徹夜不眠的曾國藩時而在床上輾轉反側，時而在室內外踱來踱去。幾年來的種種經歷不斷纏繞在他心頭，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說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處處感懷”，“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近日天氣炎熱，餘心緒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懷吾弟而不能見”。
在極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薦的老莊著作。幾千年前的聖人之言給了他意想不到的啟示，讓他恍然見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來的種種情形在大腦中一遍遍過電影。漸漸地，曾國藩靜下心來了。
曾國藩反思到，在官場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臉腫，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個性、脾氣、氣質、風格上的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為人處事，總是懷著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自以為居心正大，人濁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鋒芒畢露，說話太衝，辦事太直，當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閱舊日信稿，發現了當日武昌告急時，他請求駱秉章發兵援救的一封信。寫這封信時，他覺得字字有理有據，今天讀來，卻發現字字如錐如芒。信中稱湖南湖北“唇齒利害之間，不待智者而知也”，不僅沒有一點商量的口氣，而且還略帶嘲諷之意。為了防止駱秉章干預他募練水師，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態度，“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曾自稱）在此興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為措置”。仍是一副舍我其誰、比誰都高明的架勢。
怪不得當日駱秉章批評他剛愎自用。駱秉章回信的原話是說他：“行事猶是獨行己見，不能擇善而從，故進言者安於緘默，引身而退。”說他做事聽不進別人意見，所以也就沒人願意給他出主意。當時聽了這話他不以為然，今天想來，才發現確實說到了自己的痛處。他在給弟弟的信中承認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
曾國藩回憶起在湖南時朋友們對他的批評：“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疑我近於妒功嫉能，忮薄險很者之所為，遂使我憤恨無已……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
朋友們不能理解他，難道都是因為不明大義，身處局外？他自己就沒有任何責任？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句聖人之言，雖然耳熟能詳，實際上卻沒有真正做到過。
他又想起弟弟對自己的批評：“曾記咸豐七年冬，餘咎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
溫甫是三弟曾國華。親兄弟比別人說話更直接。確實，面對官場同僚，他確實常以聖賢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鐵，話語如刀。
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鄉了。設身處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當然也會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罵來對待自己。
經過反复放電影，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點：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蠻幹、一味剛強。
曾國藩終於認識到，行事過於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之人。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為百穀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謂“大柔非柔，至剛無剛”。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虛偽、麻木、圓滑、機詐，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須手段。只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
曾國藩在這裡把家居的兩年稱為“大悔大悟”之年，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後來他回憶自己的這一變化說：“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己、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
人算不如天算。曾國藩本以為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與自己沒有關係了，不想在天京內訌之後，太平天國勢力又迴光返照，攻破了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咸豐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國藩。大喜過望的曾國藩再不提任何條件，立刻出山。
曾國藩的朋友們驚訝地發現，曾國藩變了，變得他們幾乎不認識了。
首先，他變得和氣、謙虛、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來直去，不太講求虛文俗套。現在則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樣注意禮儀排場。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與人相處，不能過於拙直：“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在官場生存，必須習慣官場上虛與委蛇的那一套：“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餘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
他在啟程前首先給各軍將領、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謙恭的語氣，乞惠“指針”。
到了長沙之後，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
原來對那些無用的官樣文章，他不理不睬，現在則每信必復。他對老朋友檢討說，以前“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因此“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諮，無不批之禀牘，小物克勤，酬應少週，藉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現在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噉之以厚利”。
以前曾國藩是斑馬群中的野馬，自然引起斑馬們的群起攻擊。現在他也塗上了斑紋，以便令斑馬們誤認為自己是他們的同類。然而這番變化太過迅速，甚至引起好友們的誤解。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為憂。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寸心之沈毅憤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
然而這套儒道融揉的老練、神鬼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卻如魚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愜望”，從此他用人備餉比以前大為順利。他自己也滿意地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
二是他對皇帝，不再那麼直言不諱，而是學會了打太極拳。曾氏早年奏摺，“戇直激切，不講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點引來殺身之禍。練兵之初，曾國藩不光對同僚不假辭色，甚至對皇帝說話也句句如鋼似鐵。皇帝給他下過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實際為由直接頂了回去。比如咸豐三年十月，武漢被太平軍圍困，皇帝急命正在練兵的曾國藩去營救。曾國藩卻因兵未練熟，裝備未齊，拒不聽命，說：“未敢因諭旨嚴催，稍事拘泥。”當年十一月，太平軍又進逼安徽省會，皇帝再次令他出師，他回复說：“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評挖苦他道：“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曾國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聽命，與皇帝節節辯論，回答道：“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受畏葸不前之罪。”把皇帝頂得無話可說，只好讓步撫慰，說：“汝之心可質天地，非朕獨知。”
在皇帝拒絕授他督撫之權後，他所上的奏摺，更為意氣用事。皇帝說允許他在家守孝，但一旦軍情緊急，“仍當即赴軍營”。曾國藩的複奏卻稱“自問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有為之地”，不能再出，且說“自後不輕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經手未完事件，擬即函致江西撫臣耆齡，請其代奏”，大有與皇帝一切兩斷、不再來往之勢。
這些奏摺，在皇帝頭腦中強化了曾國藩勇於犯上、桀驁不馴、難以駕馭的印象。這也是皇帝對他不能信任，不敢給他大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後，他奏事風格大變。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啟程了。所上《恭報起程日程折》，平實沉穩，無絲毫討價還價之意，頗得皇帝歡心，說“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後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願奉命，但也不再公開抗旨，而是連上數折，或託詞所部正攻打景德鎮，無法分身，或者講可以滅敵於湖南而不必入蜀，或託言江西安徽當守，多方周旋，剛柔相濟，終於擺脫了西上四川、客軍虛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於保舉，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軍隊，“濫舉”之風很盛。每有小胜，領兵大員都會拼命保舉自己的屬下，不管出沒出力，上沒上戰場，都會均霑好處。曾國藩領兵之初，因痛恨此風，從不濫舉。咸豐四年他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占出徵隊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投曾不如投胡，許多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
曾國藩原“以忠誠為天下倡”，以為僅憑忠義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閱歷既久，才發現真正的抱道之士並不如他想像的那樣多。他認識到“不妄保舉，不亂用錢”，則“人心不附”。只有誘之以“名”，籠之以“利”，才能網羅天下英才。因此復出之後，曾國藩“揣摩風會，一變前志”，大力保舉，將朝廷名器市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兩江總督後不久，他寫信給曾國荃，要弟弟移花接木，給從未上戰場的周氏送上一頂九品烏紗。這表明，在官場混跡多年的曾國藩已不再是憤世嫉俗的憤怒青年，而已成為善於“揣摩風會”的油滑官僚。他已把當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現象，並身體力行了。到後來，他不但自己勇於保舉，甚至鼓勵部下不要有太多顧慮而放手保舉：“鄙人前銜奏補實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氣，不可畏幹部詰而預自縮手也。”
在十多年的帶兵生涯裡，曾國藩湘軍各營保舉的武職共達十幾萬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數万人。而文職官員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一級的大員，五十人成為三品以上的大員，至於道、府、州、縣的官員更數不勝數了。
四是治軍不再一味從嚴，而是寬嚴相濟。
領兵之初，曾國藩對軍中用錢看得很緊，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嚴格禁止部下獲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後，則開始對部下寬之以“名利”，在金錢上手筆鬆了很多。
他寫信教導其弟曾國荃如何駕馭太平軍降將李世忠時說：
此輩暴戾險詐，最難習馴馭……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
他以前對戰爭的搶劫查得很嚴，而再出山後，對於搶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問”，採取寬容態度。湘軍攻下南京後，城中財物搶劫一空，竟無一銀交與朝廷。曾國荃主張“按民勒繳”，曾國藩不同意，認為這樣會“徒損政體而失士心”，主張各得所獲，“以憐其貧而獎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