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章曾國藩的笨拙與精明
曾國藩智商不高，天資平庸，左宗棠經常批評他“太笨”。然而，如果我們細細分析曾國藩的一生作為，卻會發現他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那麼，他是怎麼從笨拙到精明的呢？
湘鄉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說是曾國藩在家讀書，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誦了多少遍還背不下來。一小偷本想等他睡之後偷竊，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睡。小偷忍無可忍，跳出來大叫：“這種笨腦袋，讀什麼書？”
這個笑話並非空穴來風。曾氏一族的天資並不出色。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歲，才勉強過關。曾國藩的幾個兄弟，雖然也都十年寒窗，卻沒有一個達到舉人的功名。曾國藩本人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前後考了七次，到二十三歲才考上秀才，而且還是個倒數第二名。比較他同時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歲的左宗棠，十四歲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李鴻章也是十七歲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啟超更是天資超邁，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
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國藩，屢屢不留情面地批評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於兵機每苦鈍滯”。學生李鴻章也當面說過他太“儒緩”。曾國藩自己也常說“吾生平短於才”，“秉質愚柔”，讀書做事，反應速度都很慢。
這並不完全是謙詞。
曾國藩的人生哲學很獨特，那就是尚“拙”。他說：“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這種人生哲學得自他獨特的人生經驗。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知道自己這輩子靠讀書發達無望，遂“發憤教督諸子”，對長子曾國藩更是毫不鬆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後，只知道一味用蠻力，下笨功。曾國藩回憶說：
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復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
笨父親教笨兒子，真是夠難為他們的。
曾國藩能夠打通科舉這條路，靠的完全是“笨勁”。父親要求他，不讀懂上一句，不讀下一句。不讀完這本書，不摸下一本書。不完成一天的學習任務，絕不睡覺。他不懂什麼“技巧”，什麼“捷徑”，只知道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這種“笨拙”的學習方式，在他身上培養起超乎常人的勤奮、吃苦、踏實精神。
積苦力學的經歷給了曾國藩獨特的啟示。他發現笨拙有笨拙的好處。笨拙的人沒有智力資本，因此比別人更虛心。笨拙的人從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擊能力特別強。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問題只知硬鑽過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聰明的人不願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難繞著走，基礎打得鬆鬆垮垮。所以，“拙”看起來慢，其實卻是最快，因為這是紮紮實實的成功，不留遺弊。雖然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開竅之後，後面的路就越來越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又高中進士。而那些早早進了學的同學，後來卻連舉人也沒出來一個。他總結自身經驗多次說，這得益於自己基礎打得好，所以“讀書立志，須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鈍拙，那麼曾國藩就充分發揮鈍拙的長處。他一生做事從來不繞彎子，不走捷徑，總是按最笨拙、最踏實的方式去做。涓滴積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紮實徹底，一步一個腳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龍十八掌，表面上簡單笨拙，實際上卻大氣厚重，所向披靡。這是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秘訣，也是他常向別人談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歸序》中這樣說：
君子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及其成熟，則聖人之徒也。
那意思就是說，君子不走捷徑，不圖虛名。錙銖積累，艱難前進。君子成功也許比別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這正是曾國藩的自我寫照。他一生成功，得益於“笨拙”精神。
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他甚至討厭那些“善說話”的人：“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他招士兵，也專要“樸實少心竅”的山民。因此湘軍作風與八旗綠營完全不同，徹底根絕了兵痞的油滑習氣。
曾國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不善打巧戰。他打仗不貪小利，不求奇謀，踏踏實實，穩紮穩打。他說：“打仗要打個穩字。”他一生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
湘軍作戰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動出擊，而是誘使敵人先來攻他，後發製人。太平軍雖然驍勇，遇到湘軍卻毫無辦法。太平軍最希望誘使湘軍野戰，但湘軍絕少野戰。曾國藩說：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 ……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
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湘軍主動攻城，也是用最笨的辦法，如同巨蟒纏人一樣，用一道一道的壕溝把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們攻城的時間，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月、兩月，而往往是一年、兩年，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挖壕溝。安慶、九江、天京，都是這樣打下來的。等戰爭結束，城牆外的地貌都被湘軍徹底改變了。
曾國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誠為本，以拙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說大話，不求虛名”，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佔人的便益”。別人以巧以偽欺騙他，他卻仍然以誠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藩說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則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李鴻章作為他的弟子，也時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國藩卻因為愛李之才，始終不改對李鴻章的關心、愛護、包容、提攜。李鴻章因此終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開口不離“我老師”三個字。正是因為這種質樸的為人處世方式，曾國藩一生朋友極多，麾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指揮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楊一役”的最終勝利。
曾國藩最有意義的“笨拙”，還是他的思維方式。正是“紮實徹底”的思維方式，使曾國藩避免了幾千年來“中國式思維”的局限和弱點。
中國式思維尚直覺，重體悟，善類比，卻輕邏輯。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緒常如天馬行空，不循規矩，任意跳躍，因此很容易跳過真理與謬誤之間那小小的一步距離。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這一學說的邏輯推導卻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覺類比之上。董仲舒說“人副天數”，就是說，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樣的。他的證據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而人有四肢；天有晝夜，故人有視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應。因此，上天打雷就是發怒，皇帝就應該趕緊祈禱。
他的反對者王充的邏輯同樣一塌糊塗。王充說：天沒有思想，因為天沒有眼睛，沒有嘴，“以天無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無口無目呢？王充說，我們摸不到天，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地，地沒嘴沒眼睛，而人們都說天地是夫婦關係，老婆沒嘴沒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沒有，“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論敵，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卻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邏輯的兒童式思維。
中國式思維的最大弱點是喜歡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卻缺乏嚴密細緻的推理過程。在這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萬物。總想找到一個竅門，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小蔥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徹底解決一切問題。比如，儒家學說就認為，一個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煉，則處理世間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非理性的。
顧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他說：“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中國傳統沒有'邏輯學'……因此，中國沒有精密科學。”
而西方思維的最大特別是重視實證、重視邏輯、重視差別。西方人從量化分析事物間的不同之處入手，沿著“現象-差別-差別的擴大-精確量化-創新”的思維路徑前進，因此能發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維，建立起嚴密的學術體系。
曾國藩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式思維不謀而合。這種思維方式因為其“笨拙踏實”，在中國人中達到了少有的嚴密程度。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記說：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簡要，曰綜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蝨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一席話道盡了曾國藩式思維的秘訣。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細細分析。而“正”、“反”這兩個方面，他也要進行細分，把“正”面再分兩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負”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個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點含混不清之處。這樣分析下去，對這件事物就會觀察得分外透徹。
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
正是通過這種“笨拙”的思維方式，曾國藩能精確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謬誤”之間那一步之距離。他說：
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份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室殊，親有殺（降等、減少，在這裡是等級的意思），賢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幾倍）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於義，其流為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
也就是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捨，就會過於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弊；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於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弊。
中國人重綜合而輕分析。曾國藩卻通過紮實徹底的思維實踐，發現了分析“差別”的重要性。他說：“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研乎至殊之分，無以調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說，如果不精心研究萬物之間的細微差別，就不會得出差別背後的統一規律。這段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分量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
曾國藩認為，自古以來，認識就有精有粗，行動就有實與不實，這恰恰是聖凡、大小之間的區別。所以他說，好的人才應該“多條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說，多一些邏輯性，少一些不著邊際的誇誇其談。
曾國藩說，自己“天分……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曾國藩一生經歷千難萬險，處理過無數大事，大體都很得當。其過人之處就是不怕費心費力，對事物進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對事物進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礎上，再找出要害，把握關鍵。每次處理完了之後，還要總結經驗教訓，以為下一次參考。曾國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笨拙之上，這樣的絞盡腦汁殫精竭慮之上。
確實，“笨”到極致就是“聰明”，“拙”到極點就成了“巧”。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不就是建立在最簡單的只有“1”“0”兩個字的二進制基礎之上嗎？曾國藩並不比別人聰明，我們大部分今人也並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別人更吃苦，更紮實，更無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腦。 “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體會。
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一個是太容易下結論，另一個是太容易聽信別人的結論。曾國藩卻不是這樣。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面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不敢戴有色眼鏡去讀書。因為“笨”，曾國藩不想省力，不想藉用別人的腦子，每本書都要認認真真，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所以他一生視野廣闊，無書不讀，無學不窺。
理學家多有學術潔癖。他們多以諸子之學為邪僻之說，不屑一顧。比如，曾國藩的好朋友羅澤南就堅決排斥佛、老及諸子之學，認為管、晏之學“卑陋”，楊、墨之學“淫邪”，都不利於世道人心，必滅之而後快。
曾國藩卻是一個雜家。他一生於書無所不讀，尤好諸子之書，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簡約博大，莊子的心靈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給了他極大的啟發。他推崇諸子皆豪傑之士，去孔子並不甚遠：“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除了傳統士大夫致力的經史，曾國藩對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牘之文”也很感興趣。在曾國藩眼裡，無處不是學問。因為懷抱經天緯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極為開闊。所謂“案牘之文”，也就是歷代“文件彙編”，內容當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國藩卻認為這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於拯救中國社會，這樣的文章不可不讀。
曾國藩愛看地圖，研究地理。 《曾國藩年譜》說曾國藩在工部任侍郎時，“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較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範圍極廣，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這是他與當時諸多理學之士的明顯不同之處。
可以說，除了佛家外，曾國藩對他所能接觸到的所有書籍都有涉獵研究。事實上，對於佛家，他也並非沒有興趣。他曾經多次向趙烈文討教佛理，只是因為兵火連天之中靜不下心，沒有深入下去。
除了書本之外，曾國藩還從自身生長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識。曾國藩雖然是三榜進士出身，卻終生對他那個沒讀過書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書中經常引用祖父的話來教育子弟。這位終生沒有出過湘鄉縣的鄉下老人確實也有一些來自泥土的不凡見解。他勸弟弟曾國荃在官場上不可逞一時之快時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云：'怕臨老打掃腳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至囑至囑！”曾國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別是功成之後，能迅速解散湘軍，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憂，就與祖父這種凡事要有長遠打算的教導有關。
翻開曾國藩家書，引用湖南鄉下俗語以及家鄉鄰里故事處處可見。 “昔祖父在時，每譏人家好積私產者為將敗之徵，又常譏駝五爹開口便言水口，達六爹開口便言桂花樹，想諸弟亦熟聞之。”可見農村生活經驗構成了曾國藩智慧的重要基礎。
曾國藩身體禀賦極為一般，特別是眼睛。從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來越多地提到眼疾給他帶來的困擾：“目光昏花”，“無似”，“目光猶苦澀”，“目光昏花作疼，難於久視”。
為了治眼睛，他嘗試過幾乎所有方法。他吃過無數中藥而不見效，後來又親自研究中醫理論，得出“大抵胸多抑鬱，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若抑鬱不暢則傷木，心不上爍則傷水”的結論，說“餘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由這個理論出發，他得出了以“平和”二字相勗，治目先治心的治療思路，結果也無大效。
他從三十六歲時開始使用西洋“增光鏡”（老花鏡），後來也沒有了效果：“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
後來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副“墨晶鏡”，讓他遮在眼上，擋風避光，以求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也不見效。
許仙屏又送他一塊“中空積水”的瑪瑙，讓用金剛鑽打開，取出其中積水，滴在眼中。
他按別人建議，自己每天早起後將兩掌摩擦發熱，沾上舌尖的唾液在眼瞼上擦八十一下。這些方法都毫無效用。
為了治眼睛，他甚至還試過氣功。一個叫馬昌明的軍官說自己擅長氣功，可以用道家內功給他治好眼睛。於是從同治九年八月起，曾國藩天天請他來，“與餘對坐，渠自運氣，能移作五臟六腑等等”。每天對坐發功四十五分鐘。結果是請這個氣功師治了二十一天，“而目光毫無效驗”。於是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嘗試。
在這之後，曾國藩說：“惟目疾難治，近世亦無精於眼科者，不如不治為上策。”
雖然曾國藩的種種嘗試都以失敗告終，但是從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出他的試驗精神和開放態度。曾國藩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凡事總願意親身經歷，親自體驗，樂於嘗試，勇於嘗試，勤於嘗試。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為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
他做事講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別強調要“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他在談到人才時說，“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者“遇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這“四到”的說法與他“十八條挺經”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負責”的總精神是一致的。
曾國藩把漢學的宗旨概括為“實事求是”，宋學的宗旨概括為“即物窮理”，認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中指出：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國藩把“實事求是”這個原本是考據學的命題第一次變成了哲學認識論的命題。
因為“笨拙”，曾國藩是平實的，謙虛的。曾國藩說，“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隨便評譏古人的輕薄之人。他這樣對兒子曾紀澤說：
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於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
但同時，又是因為“笨拙”，凡事習慣親身實踐，這又使他有資本放言高論，直率地批評古人。
通過大量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歷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著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
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甚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
儒者記兵事以遷為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為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濰，國藩頗疑其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尚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跡相合者蓋寡矣。
因此他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談論“軍中陣法”，發現“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遂由悟出史書記載為什麼不可信：“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
他認為，司馬遷所載尚不足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為信：
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湘軍平江營中有個名叫吳士邁的營官，摘錄二十三史中有關戰爭的記載，編輯成冊，打算以此作為治軍的根據。曾國藩知道後，立即致函該軍統領李元度：“軍事是板質實之事”，“若以編輯二十三史成書為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還有一個名叫吳希顏的謀士，建議曾國藩“以古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曾國藩認為“此皆書生之見”，並在批復中指出：
讀書之與用兵判若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雋，未聞其著書。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為人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理學的正面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面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為“笨拙”，腳踏實地，曾國藩一方面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面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正因為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
他利用理學者卻不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闢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本朝為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態度變通其中的“襲誤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為首的“理學家”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識短”。在理學大家中，只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為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的士大夫多認為外國人是凶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只需講“羈縻”。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為外國人也是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為此不惜一戰。曾國藩卻主張與外國平等相處，在對外關係上他就主張捨去虛儀，重視實利：“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這個見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實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實際功效。
錢穆的話說得很中肯：
（曾國藩）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採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也。
與眾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國藩的渾厚、開闊，無所不包。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他在廣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謙卑的，老實的，他不預設什麼，也不禁止什麼，更不妄斷什麼，只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善於從他所接觸的一切精神資源中探尋有用的東西。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滋養。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業。
用郭嵩燾的話來解釋曾國藩的成功是最恰當的。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有一個朋友問他，為什麼湖南這麼出人才。他回答說：“楚人只帶三分蠢氣，蓋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朋友聽後十分同意，說：“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幹，是以有字顛、畫迂、詩痴，浮光掠影，終不濟事。”
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並不矛盾。
正是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他是一個高明的軍事家、戰略家。太平軍起，舉國束手無策。只有他獨闢蹊徑，以超人之膽識創立湘軍。在從皇帝到大臣或急於求成，或悲觀絕望，滿朝如無頭蒼蠅，紛無定計之際，曾國藩提出了“以上製下、取建瓴之勢”的平定太平軍戰略，即“爭奪武昌，控制長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慶，進而攻陷天京”。事後證明，這是一個極為高明的戰略，清王朝正是在這個戰略指導下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他非常善於審時度勢。自古功臣，像他這樣善於把握進退者不多。剿滅太平軍之後，他的功名事業如日中天，此時他卻極度冷靜，在大盛之中察覺大衰的先機，毅然上疏請求辭去節制四省的大權，並採取果斷手段，裁撤自己的權力之本——湘軍。他一生出將入相，沒有大的跌蹉，在傳統官場上像他這樣的成功者並不多見。
他深通官場韜略，官場功夫如同太極高手，善於化解種種難題於無形之中。他的秘書趙烈文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曾國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際，朝廷令李鴻章協助進攻。李鴻章一方面不想奪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買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責推給曾氏，因此私下到處解釋，做了許多小動作。趙烈文評價李鴻章：“此一事而機械百出，語言處處不同，其圖望大功，日夜計算心計之工，細入毫芒。”而曾國藩的對策是回复給皇帝一道辭氣卑約的奏摺，堅持請派李鴻章前來，不望有功，但求無過，言語懇摯，不溫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盤一目了然。趙烈文評價說，曾國藩的手段，平直無奇，卻實高於李數倍。
僅舉此數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層次，實非常人可比。
經過數十年曆練，到了晚年，曾國藩已經稱得上“老奸巨猾”了。
秘書趙烈文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咸豐九年，有一個神秘人物帶著數名隨從出現在桐城，他自稱是來自北京訪察各地軍務的大員，行動故作詭秘，說話神神叨叨，有大員被他的氣場俘虜，對他施以君臣之禮，他也公然接受不辭。人們紛紛以為是親王貴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訪，驚疑不已。
他以黃紙為詔，命一知縣送達曾國藩大營。曾國藩覽其“詔”，文中有時自稱“予”，有時自稱“朕”，“文理荒紕，字多訛誤”。但字裡行間，似乎又頗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內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國藩一定會迅速逮捕其人，送達京師治罪。但此時的曾國藩已經洞徹“不生不滅”法的妙處，不想因此“興起大獄”，將此信放在一邊，“置之不問亦不究”。此人見訛詐曾國藩不成，轉而“傳詔”於湖廣總督官文，官文執其人審問，“不得實，亦未深究”，此人“後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國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樣，熟練運用官場之“展”字訣，將許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為糧餉問題，地方財政上出現許多虧空，曾國藩拈用“展”字，來一個“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後年，最後不了了之。有時他還以此訣授之屬下，比如他在致萬啟琛的一封信中說：“累年相承舊債，列入虧空項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場中之秘訣也。”
當然，最能表現曾國藩的“老奸巨猾”的，當屬李秀成案的處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後，曾國藩首先對他進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資料情報。他幾次面訊李秀成，雖稱“訊”，卻態度謙和，言語體貼。和李秀成交談過程中，他也表現出一派真實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態，對李的才華表示讚賞，對他“誤入歧途”則深表惋惜。李秀成為曾國藩的魅力所傾倒，在自述中說曾國藩“有仁愛”、“有德化之心”，對他“恩情厚義”。從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話語來判斷，曾國藩當對李秀成有過暗示，比如許諾將為他向朝廷乞恩。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時意志動搖，從而寫下了數万言的自述書。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之後，曾國藩卻迫不及待地違反朝廷獻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殺了李秀成。因為一旦將李獻俘到京城，湘軍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機密也許就會曝光。當然，提殺李秀成的過程仍然進行得周到而富於人情味兒。曾國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級幕僚李鴻裔面見李秀成，向他通報“國法難逭，不能開脫”，告訴他將於當天將他處死。這一行動既表達了對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諱”、“開誠佈公”的作風。曾國藩也並未按自己匯報中所說的那樣將李千刀萬剮，而是斬首了事。事後將李氏之頭傳首諸軍，屍體仍賞給棺材一口，進行葬殮。李秀成臨死前對曾國藩仍然毫無怨意，說：“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
曾國藩生平以“誠”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錄李秀成自述時，他卻多處作偽。經羅爾綱等人考證，曾國藩在李秀成原稿上進行了以下幾處關鍵修改：
一是關於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跡本稱“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說明洪秀全病死。曾國藩為了誇大曾國荃的戰功，將這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證明洪氏直接死於曾國荃的軍事壓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經過。李秀成是在隻身一人逃難過程中，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如果照此匯報，則李秀成之被俘，與湘軍本無關係。曾國藩卻在原稿上，用朱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
三是李秀成衝出天京的時間。李秀成的原話是：“初更之後，捨死領頭衝鋒，由九帥放倒城牆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時至二十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衝出，曾國荃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他的責任。
四是刪改天朝十誤之第十誤。 《李秀成自述》中總結了太平天國政治的十大失誤，第十誤原稿為“誤立政無章”。曾國藩將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誇大了曾國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釋為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回保衛天京。
吳方在《傳送思想的能量與局限——由曾國藩看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以'王霸雜術'持身、用人、施政、禦軍，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捨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這麼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除了極少數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舊利益之處外，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以至李鴻章在當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說：“吾師蒞津後，章疏皆係老實話，每為人所挾持，此鴻章所不敢出者。”
曾國藩雖然掌握了官場生存的秘密，有時也使用權詐手段，但內心操守卻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場，並不特別得心應手。他晚年在給諸弟的家信中說：“餘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以是餘心緒憂悒。”
最能表現曾國藩晚年風骨的是這樣一件事。
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托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醇親王乃是恭親王奕之親弟，同治帝之親叔，慈禧的親妹夫，與慈禧關係極為親密。長期以來，他一直欲與奕一爭高下，所以主動拉攏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一般人對這樣的核心親貴，主動奉迎唯恐不及，曾國藩卻沒有給他復信，僅在給朱學勤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慎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說，醇親王對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動。但是我一向少與人通信，也不便因為醇親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顯然。
奕不甘罷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希望曾國藩應和。曾國藩仍然沒有回信，而是在給黃倬的信中解釋說：
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為心感。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既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承。理宜奉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尚望先為代達鄙意，至荷，至荷。
又一次給了奕一個不折不扣的難堪。
除了對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國藩如此風骨凜然，主要是從“避內外交通之嫌”這個中國政治大原則出發。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因為這是擾亂專制政治秩序的舉動。曾國藩基於王朝根本利益，維護了這個政治原則，卻深深得罪了醇親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後，他及他的派係對曾國藩之攻擊不遺餘力。
曾國藩早年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單線思維、唯我獨革、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中年以後，曾國藩終於在與世界的戰鬥中變得圓融了。然而這種圓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來的，是從質樸方剛中生髮來的。這是曾國藩和別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他的圓融是從質樸剛正為基礎的，和世俗的油滑機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語。歷經千折百磨之後，曾國藩的初心並無任何變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不再認為通過雷霆手段，能迅速達到目的。然而他還是相信通過浸潤之功，日將月就，還是會實現這個理想。他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說，整個社會風氣，可以由一兩個有權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帶動天下人皆向義向善。 “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計劃是從自己做起，浸潤周圍，培養出一批正人君子，佔據要津，通過這些人逐漸影響整個社會風氣，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上說：“默察天下大局，萬難挽回，待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因此曾國藩在做官的同時，還花了大量時間精力用來育人，對自己的屬下親信進行道德學問方面的培養，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國歷史上無人可比。
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慘烈代價。
許多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在與世界的一次次沖突中斬關奪隘，終於伸縮如意，本領大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