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三章曾國藩的執“迷”與覺悟
有人說，曾國藩是一位相面大師，甚至有一本流傳甚廣的相面書偽託曾國藩之名，賣得很好。
那麼，曾國藩是不是一個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為什麼會迷信呢？
曾國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說過：“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
他在家書中談及風水時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
他還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術：“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
居京期間，曾國藩對風水曾經“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國藩一方面精研理學，另一方面也熱心功名。為求官運亨通，對官場中一些陋風庸習也亦步亦趨。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陳昇在口角之後一怒辭職。五天以後，朋友給他介紹了周某做跟班，曾國藩考查收用後，馬上將此人改名為“周升”。直到咸豐八年，曾國藩日記中提及的五個僕人，還分別叫作“韓昇”、“王福”、“何得”、“曾盛”、“曹榮”。可見他圖吉利講忌諱，與絕大多數官僚一般無二。
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閱讀這一階段日記，我們發現找房子這個事兒耗費了他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有幾次搬家是因為官越做越大，越來越講究體面排場；而風水吉凶方面的考慮則是另幾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為據說陽宅風水與官運息息相關。
道光二十年，進京不久的曾國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處院子後，卻聽人說這個屋子裡死過人：“此屋曾經住狄老輩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節。”雖然殉節乃是儒學倫理中的光榮之事，曾國藩卻因此打消了租這套房子的念頭。他在日記中說，“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節，當時究非門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翰城）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胡同拜訪。王繼賢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謂餘現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間不可居住”，曾國藩因為“翰城善風水，言之成理，不免為所動搖”，問他怎麼辦。王氏掐算了一會兒，說八九兩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須於當月搬家。曾國藩因此心急火燎，坐臥不安，放下手中事務，數日東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訖無當意者，心則行坐不定。”最後，經“邀同翰城走繩匠胡同看風水”，終於選定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來。
風水之說宋代以後大興於民間社會。曾國藩生活的時代，普通人舉凡建房、裝修、構園、搬家、遷墳、嫁娶，與土地相關諸事，無不需要求助於風水理論。風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熱門職業，為了尋找一塊發家葬地，許多人家不惜讓屍親久厝，傾家蕩產。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對官位升遷又如此熱衷，曾國藩對於住宅風水自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不過，曾國藩京官期間窮心竭力精研理學，發誓“學做聖人”，並沒有多少餘力研究風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岡公（曾玉屏）雖然識字不多，卻頗有些高明的見識。曾國藩終生敬仰這位頗有主見的祖父。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聞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不信風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慣見僧道、風水、庸醫的騙人把戲，故以“三不信”授子孫。他“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因為星岡公的影響，也因為對風水吉凶之驗並無親身體驗，所以這一階段他對風水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談不上篤信。直到風水對他家的家運產生“影響”了，他才一度轉而真正相信了風水。
許多人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於自身經驗。祖母之喪，使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國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餘歲高齡去世。對於祖母的葬地，曾家發生了激烈爭論。祖父星岡公執意將老妻葬於自己很喜歡的木鬥衝，而其他人認為木鬥沖地方狹隘，且風水不佳，都不贊同。弟弟們還特意寫信到京，讓曾國藩勸說祖父。
曾國藩也不贊成祖父的主張。他知道祖父不信風水，因此另選角度來進行勸說。他說自己身為翰林，祖母也得以榮封，因此選擇墳地必須“面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樹立牌坊，而“木鬥衝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麼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嚮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嚮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兇，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兇，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麼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裡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痺症亦愈，且驟升至二品。”祖父痊癒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風濕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裡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了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但這次“親身經歷”，卻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 “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 “木兜（鬥）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
雖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萬萬不可更動。他囑咐幾個弟弟，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墳地畢竟過於狹隘，“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 “誥封碑亭”是體制和家庭榮耀所關，不能不修。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來將祖父母分別安葬，將碑亭之類建於祖父墳前：
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台，弟可將此意禀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
經歷此事後，曾國藩對風水之說的迷信度大漲。咸豐七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委軍回家，將父親葬於週壁衝。不過時間倉促，葬地未經充分選擇，葬後有風水師說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對這個葬地“實不放心”。雖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遺訓，但曾國藩卻在隨後一段時間裡，先後請過朱堯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師”為父親選擇另葬之地。無如千挑萬選後，還是沒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國藩在家信中鬱悶地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咸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出山，離開家鄉時仍然為沒有為父親找到理想葬地而遺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實不放心。……餘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因此囑咐弟弟們再接再厲，甚至命曾國葆自學風水之說，必將父親遷葬於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風水之說，洪弟在家無事，可留心學習，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 ……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
可見他此時對風水之說，確是篤信非常了。
有人認為，作為“千古完人”、“理學宗師”，曾國藩如此熱衷風水，似乎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談論風水鬼神，是理學家的本分之事。換句話說，“風水鬼神”是“理學”龐大體系之內的一個光明正大的分支。
與早期儒學“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不同，理學家們偏偏愛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這樣的大命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學興起的原動力是為了與佛教抗衡。佛教理論宏闊奢華，特別是詳盡解釋了人死後何去何從這個大問題，吸引了大批信眾。儒教要想與之爭鋒，就要求衝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領域，建立一個可以解釋一切宇宙現象的理論體系。第二，儒家學說建立在宗法傳統之上，異常強調慎終追遠的意義，對祠堂裡的那塊冷豬肉特別當回事。孔子雖然敬鬼神而遠之，卻不敢直接否認鬼神的存在。否則，冷豬肉豈不是形同虛設？以光大孔子思想，彌補孔子之不足為己任，發誓要“格”通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理學家們，因此對“鬼、神”現像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問題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的肩膀上。而曾國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們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當然也很高明，不過中世紀以前的智慧與近代知識體系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朱熹以“格物致知”聞名，也就是說，提倡通過研究具體事物得出普遍真理。這聽起來是很現代的觀念，問題是他的操作思路實在太現代了。
且讓我們來看看他格物的一項成果。他說他通過研究生物頭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動物、植物的本質區別。他說：
人頭圓像天，足方像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頭）橫生，草木頭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他說，天圓地方。人的頭是圓的，像天。腳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間，頭頂天，腳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氣，有知識，識道理。而其他動物足雖向下，頭卻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氣，只通得一路知識。比如烏鴉只知道孝順（古人傳說烏鴉能反哺），獺只會祭祀（獺喜歡將魚排列在岸上，古人以為是在祭祀），狗隻知道看家，牛隻知道種地。而草木就更完了，頭（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烏漆麻黑。
你看，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來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遠？怪不得王陽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場大病，什麼也沒格出來。
曾國藩因祖母之喪對“風水說”產生的篤信並沒能一直持續下去。咸豐八年曾國藩再度出山之後不久發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對風水之說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就在曾國藩再度出山之後不久，湘軍在三河戰役中遭遇慘敗。悍將李續賓部被全殲，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華也失踪於亂軍之中。事後曾國藩極力搜尋，只找回一具無頭之屍。
這是幾十年來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慘禍。極重手足之情的曾國藩悲痛欲絕。在接到曾國華失踪之信的當日“萬感交集，徹夜不寐”。此後一連多日“心緒極惡”，“悲慟填膺，減食數日”，甚至“不能辦一事”。
離家以後，曾國藩一直因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國華的死訊後，他的第一判斷是風水所致。曾國華生前曾力主為父母改葬，因此曾國藩馬上寫信到家裡，要求盡快實施改葬：
如溫弟（曾國華字溫甫）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兇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按理說這件事足以使曾國藩死心塌地迷信風水。但是靜下心來，曾國藩想起這一年四月他還家居湘鄉時發生的一件怪事。
當時曾國藩閒居家中，終日無事，聽說曾國荃家人請人來扶乩，也步行趕去湊熱鬧：“聞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視之。”
扶乩和算卦一樣，是舊時人們卜問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稱神靈附體，拿著一支筆，根據人們的提問，在沙盤上畫字，據說畫出的字句就是神靈的指示。
當時湘軍剛剛攻下九江，軍機頗順，曾國藩原以為可以順流東下，迅速消滅太平天國。不料扶乩的結果卻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字謎“敗”字。餘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乩判曰：“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餘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為而云然？乩又判曰：“為天下，即為曾宅言之。”
扶乩得到了一個非常不吉利“敗”字。曾國藩大驚，以為剛剛取得九江大勝，怎麼會出來一個“敗”字？乩又判說，這個“敗”字與九江之勝有關。曾國藩問，九江初克，運氣正好，“敗”字何指？乩又判到，這個“敗”字不但關係到天下大局，也關係到曾家自己的家運。
曾家人“又問仙何人何職位今欲何往”？也就是問降下這一預言的這是哪路神仙？ “仙自稱名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時官都司，死於咸豐年固始之難。現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過云云。”仙人自稱叫彭某某，是河南固始人，生前是鹹豐年間的一個都司，死於戰亂，剛被上天任命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過湖南，所以下來降言。
當時曾國藩聽了之後，雖然“凜然神悚”，然終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將神仙的預言置於半信半疑之間。
直到曾國華喪後，曾國藩才恍然大悟此“敗”字何指：
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符，豈非數皆前定耶？
多年之後，和趙烈文談起此事，曾國藩還認為此事足以證明鬼神確實存在：
其效驗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載知之，則世俗所云冥中諸神，造兵死冊籍等語，非為荒唐之說矣。
這件事使曾國藩相信，冥冥之中，“風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風水之說在理學內部的聚訟不已，對“天”及“天命”的崇拜卻是儒家毫無爭議的世界觀基礎。早自殷周時代，人們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 “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孔子卻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倫語·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倫語·堯曰》）
所謂“命由前定”，天之崇高偉大，就在於天命的說一不二不可動搖。神仙半年前就預告了曾國華之死，足見天命有其定數，人力的巧計營救對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因為六弟之喪，曾國藩對“風水”與“天命”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從頭回顧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來的興衰歷史，總結出家運中的這樣一個規律，即咸豐年之後，每當大得意之後，必有大失意相隨：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處順境，曆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即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科，餘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二十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
也就是說，道光年間，曾氏家運一直蒸蒸日上，而自從咸豐皇帝即位以來，曾氏家運之規律變為大喜與大悲交錯：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親之喪。他剛攻克武漢田家鎮，湘軍聲望達於頂峰，緊接著就遇到水師大敗。咸豐六七年間，湘軍轉危為安，軍事進展順利，不料父親突然去世。今年曾國荃攻克吉安，聲名大振，不料馬上遇到了六弟之禍。
曾國藩由此認定，祖母葬後家中出現的諸種吉祥，不過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喪，則是吉安之大得意後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當初自己所信的那樣大吉大利，何以家中會屢次出現橫逆之事？六弟之喪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則即使在其後移動父母墳塋，也必無濟於事。一個人的窮通死生，怎麼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決定和改變？如果那樣，上天豈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豈不是太不嚴肅了？
事隔多年後，他在日記裡說：
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弟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從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
“天命”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扎。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然而在曾國華之喪前，曾國藩很少談論天命。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其實是“人定勝天”主義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認為人的意志是無所不能的：“誌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御之。”
他相信，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對於蓬勃的向上意志無可奈何。憑藉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脫胎換骨成為完人，可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正是這種觀念激勵著曾國藩精研理學，刻苦修身。青年時代曾國藩偶有幾次談論命運，都是為了安慰鼓勵科舉不順的弟弟們。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沒有考中秀才後，他寫信安慰說：“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然而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讓弟弟們“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對於功名富貴，不必焦慮妄想繫心縈懷，而是將全副精力用於進德、修業。所以曾國藩此時的命運觀，還是為他的個人奮鬥觀服務的。
初創湘軍時的曾國藩，一無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超人憑藉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關頭，隻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這種唯意志論的信念，支撐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艱險，以一介書生，赤地立新，創立起湘軍。在湘軍連獲勝仗之際，曾國藩一度顧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對自己的主觀能量相當自負。以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
但是從經歷咸豐七年被皇帝罷黜回家的大挫折和鹹豐八年曾國華之喪以後，“天命”二字開始出現在曾國藩的詞典中：
餘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
咸豐七年居家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見信於皇帝，奮斗數載，功勞至大，卻被投閒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國藩原本功名心極重、進取心極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熾於常人。鬱憤至極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
命運由大榮瞬間轉為大辱，狀態由大喜急墜入大悲，使他恍然體悟到人力的無可奈何。極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說與“黃老之術”作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藥。
他再一次翻閱歷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運給了他無數的感慨。很多時候，人的努力和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命運的不平並不只落在他一個人身上。歷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聲，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也就是說，有的人庸碌無才，卻獲得美名。有的人才華橫溢，卻受盡屈辱。有的人，一輩子苦心鑽研，學有所成，最終成果卻被世界埋沒。有些人，素質、能力、時代、地位都差不多，但一生命運卻迥不相同。
而揆諸自身，更讓他體悟到天意的難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歲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進士也落榜兩次，可謂命運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際，他怎麼也料想不到從二十八歲起，自己的命運又變得出奇的順利。
二十八歲那年，他終於考中了進士，不過，僅例三甲第四十二名，本來沒什麼希望進入翰林院。據說是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朝考成績卻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試捲進呈御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這已經是夢想不到之事了。誰又能知道，他在此後的京官生涯中，僅僅靠動動筆頭，寫寫文章，就十年七遷，從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禮部右侍郎，躍升十級，三十多歲就成了二品大員。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他第二個想不到。
當年的同學裡，比他聰明俊秀的不在少數。和自己的朋友比起來，自己也算不上多麼傑出。仕途成績如此出色，難道僅僅是自己的主觀奮鬥，而沒有上天的安排嗎？
離開北京後，他又遇到了第三個想不到：在太平軍攻入湖南前，他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會領兵打仗，並且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起義戰爭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說承平時代，一個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對命運的主宰力量感受並不強烈的話，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卻往往使人成為命運的信奉者。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軍事戰爭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勢如破竹，忽而陷入絕境，忽而又死裡逢生。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人們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種更強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國藩而論，他在戰爭中多次自殺，三度寫下遺囑，以為必死無疑，最終卻屢屢化險為夷，轉敗為勝。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八個字在戰爭中才讓人體會得最深。
回顧往事，細究天人，曾國藩恍然發覺，人生不過是一股水流，流到哪裡，完全是由地形決定。自己其實不過如一粒豆粒，在命運的簸箕中隨機躍動。
天意從來高難問。事實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經常做出一些看起來乖戾無理的決定。人的幸運和不幸，也不是一時一世能看清楚的。古來如李斯、董卓、楊素，智力皆橫絕一世，早年飛黃騰達，看起來命運對他們很厚待，結果“而其禍敗亦迥乎尋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銳意進取者，終生不得施展，卻幸運地逃過了動亂，得以享盡天年。 “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
大徹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黃老，由執著事功而進入到思考人生與宇宙的關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實是很弱小的。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 ……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
須以相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的成敗，用更大的維度來判斷得失的價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執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層面，則人間小小榮辱風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這一點，曾國藩覺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層，定力大大增長：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賢以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慚慚蠲除矣。
似乎是為了獎勵曾國藩對“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轉了曾國藩的命運：他本以為這次被罷回家，將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良機。因為此時正當太平軍內亂初起，由盛轉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沒想到大局驟變，太平軍勢力复張，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戰局。這一天旋地轉更加堅固了他的天命觀。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天命說不久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皈依天命說後，曾國藩一改過去的急切焦躁，在處理大事時變得從容不迫。他不再認為，王朝的命運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國能不能平，大清王朝還能存在多少年，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在這些大事件背後，有著天時、歷史、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個人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憂天，將太多無法承受之重攬到自己肩上。
咸豐十一年，曾國荃圍攻安慶，當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圍，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至於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 ……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
當時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氣上升，心情焦躁，行將得病。曾國藩寫信告訴曾國荃，太平軍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間那神秘的大力量決定的，個人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國荃將能否攻下南京“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不敢絲毫代天主張”。曾國藩說，戰爭之中，人只能全力發揮自己的主動精神，“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但至於“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他這麼說，是惟恐國荃在攻城時失去耐心，不擇手段，蠻力強攻，致出危險。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用科舉考試來比喻天京之戰：“譬如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也。主司之取捨，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之主張也。”天命難測，個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實實地努力，不可妄圖僥倖，魯莽裂滅：
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攻下天京後，朝廷打壓功臣，有意貶抑曾國荃，氣得他大病一場。曾國藩又開導他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意思是湘軍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並非全是你的本領，因此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一個人功名達到什麼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決定的。 “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難攀躋之人。”
曾國荃身陷困境之際，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斷地敲打他。他用來規勸曾國荃的話，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天命說使曾國藩在宦海風波中能心平氣和，沉穩練達，甚至“老奸巨猾”，幫助他成功地處理了功高震主之後的君臣關係。
關於曾國藩與相面術，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認為曾國藩相術精絕，可憑一面定人榮辱甚至生死。史載：江忠源任俠自喜，曾國藩一見，即嘆為奇士。江氏告辭出京之時，曾國藩看著他的背影，對朋友說：“此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天下太平，誰都不相信曾國藩的話。後來太平軍興，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廬州（今合肥）城破時自殺（一說被殺），這成為後人證明曾國藩相術之準的最佳證據。
曾國藩善相之名流傳如此之廣，乃至有人將一書託於曾國藩名下，結果風行海內，至今仍然暢銷不絕。
另一種以為曾國藩既為不世之純儒或者說醇儒，於相術必未用心。比如葛虛存就否認曾國藩以術相人：
蓋生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
我們先撇開這兩種結論，釐定一些簡單的事實：
一、曾國藩的識人本領確實高人一籌。
曾國藩以“識人之明”聞於史冊。郭嵩燾所作墓誌銘中說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
清政府對他蓋棺定論，有“尤得以人事君之義”一句。曾國藩發現人才之多，影響之大，史上確實無人可與匹敵。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郭嵩燾、沈葆禎、丁日昌、楊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風雲人物，都得到過曾國藩的薦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撫、總督者多達三十餘人，這種盛況在中國歷史上十分罕見。
二、曾國藩確曾以“相術”相人。
晚年曾國藩每接見生人，有一個特殊的習慣：先不說話，而是盯著客人，從上到下看上幾分鐘。 《清史稿·曾國藩傳》載：
國藩為人威重，美鬚髯，目三角有棱。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
這種相人方式當然不免使許多被接見者十分不舒服，曾國藩卻在這幾分鐘內對這個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斷。據說：“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到安慶拜見曾國藩，商討洋務事宜。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容閎這樣回憶他與曾國藩首次見面的情形：
這天，當我的名片遞進去以後，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這位中國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慣例，總督向我表示了歡迎，然後他便請我坐在他的正對面。他默默地坐著，一直對我微笑著，這樣長達幾分鐘，看樣子見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時他又以銳利的目光從頭到腳地審視著我，似乎從我的外表能夠發現什麼奇異之處。最後，他目不轉睛地註視著我的雙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別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須承認，在這期間我雖然沒有羞怯感，但我的確感到不安得很。接著，他開始向我提問。
相過面後，曾國藩問容閎是否願意在他麾下當一個軍官，並且說：“我從你的相貌可判斷出，你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人，因為我從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勇敢且具有指揮才能的人。”
但容閎並不想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說，他也許有軍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軍事訓練，通過這種方式謝絕了曾國藩的好意。
這是文字中記載曾國藩相人實踐最生動詳細的一篇。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文字材料證明曾國藩精研相人之術。
《湘鄉曾氏文獻》中有《同官冊》一冊，內容是曾國藩接見屬員後寫下的評語。從這些評語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相學素養。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長”，“面如條瓜”，“腰勁挺”。在這些人名後面，他畫0，這類面相說明這些人“心術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則記有“目有濁氣”、“橫紋入口”、“視下，言閃爍”、“鼻削下銳，面乾瘦非福相”等從相法角度來說是惡相的描述，這些人的名字被畫了，後面評以“心術或壞”、“庸俗”甚至“壞種”等詞。很顯然，許多下屬僅憑這一面之緣，或者說，僅僅因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狀，就被曾國藩決定了政治前途的窮與通。
除了這本《同官冊》，曾國藩研究運用相術的記載還大量見於其日記之中。
咸豐八、九兩年，曾國藩日記中大量記載了他接見部下時的相面結果，隨手舉出幾例：
陳青雲……眼圓而動，不甚可靠。
劉湘南……眼黃有神光，鼻樑平沓，口圓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氣可愛。
廖世霖……充哨長。鼻樑直，腰身正。在家小貿營生。頭髮、眉毛有濁氣。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準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紋俗……三年入羅營，從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營口官。顴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濁氣，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國藩之精通相術，與他的識人之明之間，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這自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多數人認為二者是有必然聯繫的。清末著名學者俞樾就這樣說：
湘鄉（指曾氏）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勳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
相面術在中國源遠流長。春秋之時，在中國貴族之中已經十分流行。 《左傳·文公元年》載：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難也收子。谷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也就是說，週天子派遣內史叔服前來魯國參加葬禮，公孫敖聽說內史叔服會看相，便讓自己的兩個兒子出來相見。叔服對公孫敖說：“谷可以祭祀供養你，難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頜豐滿，其後代必定興於魯國。”
而范蠡說“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尉繚講秦始皇“蜂準（鼻子高），長目，鷙鳥膺（胸部挺起），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在歷史上更是廣為人知的相面實例。
春秋以降，相術大興，歷代著名的相人專家層出不窮，比如，漢朝時的許負、王充、王符，唐朝時袁天罡，宋朝時陳摶，明朝時袁珙、袁忠徹。各類相書更是汗牛充棟，像《麻衣相書》、《五行相書》、《柳莊神相全篇》、《平鏡寶庫》、《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麵攤遍及城鄉，相面術成為影響中國人生活的一種重要方術。在晚清政治高層人物中，以相術擇人甚至成為一種風氣。
胡林翼在向曾國藩竭力推薦李鴻章時，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顯示他肯定會飛黃騰達：
少荃可治淮上之師，並帶去營哨官也。 ……少荃如評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勳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膽耳！
胡林翼還給曾國藩的另一位幕友馮卓懷相過面，結果評價很低，說他“唇不掩齒，非期頤之難致，即讒謗之易集”。馮卓懷就是曾國藩早年日記中常提到的好友馮樹堂，此人與曾國藩定交多年，關係深密，最後還是因種種原因終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國藩身邊的人，也經常給曾相面。王運相面的結論是：
其相法當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
而薛福成給曾國藩相面後得出另一種結論：
曾公器宇凝重而面如月滿，發髯奇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當代鉅公，無與匹也。惟鬃眉稍低，生平勞多逸少。
除了曾國藩的湘軍集團，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對相術很有研究，比如榮祿，在《夢蕉亭雜記》中，陳夔龍記載過榮祿和他的一次談話，內容是談論肅順的相貌。榮祿說：
以相法言，肅順長身玉立，鳶肩，火色，頭部長銳下豐，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貴。但忌聲嘶。肅順豺聲，是以不克善終。
曾國藩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研習相人之術的。
除了風水、相面外，曾國藩另一項頻繁進行的“迷信”活動是算卦。
咸豐八年十一月，因為深陷戰爭的九弟曾國荃“久無來信”，曾國藩“不勝懸懸”，於十一月十四日，“請李笏生佔牙牌數，似尚平安”。
另一次記載是關於軍事決策：
請陳雪樓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辭。筮餘軍是否南渡，得《解》之《師》。筮次青之應否赴浙，得《兌》之复。
他自己也會算卦。
每當軍事進退兩難之際，他常用算卦來推測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營，全局利鈍，都是他卜測的範圍。
進退兩難，寸心終日紛擾。履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審定全局確有定計。
早起鬱鬱，若無主者，又佔二卦。
自佔一卦，問江北有兵來南岸否。遇“坎”之“觀”，見者以為佳。
夜占卦問左軍利鈍，卦像不吉，焦灼之至。
因卦像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見他對算卦確實是十分相信的。我們這些崇拜曾國藩的後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國藩的軍事策略背後，居然隱約晃動著“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實上，曾國藩幕府中，一度專門養著些占卜之士，以至於在他剛剛升任總督，徵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議時，汪梅村建議他“屏術數星卜之士”。
從文字記載來看，曾國藩算卦，純用周易之理。比如，與太平軍作戰正緊張的時候，他在日記中說：“念金陵、寧國兩處危急，焦灼不可言狀。因佔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渙；寧國卦，遇屯之益。”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關的變卦。前者稱“遇卦”（即本卦），後者稱“之卦”（即變卦）。曾國藩為金陵局面佔的卦“遇否之渙”，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渙卦（之卦）。
曾國藩算卦，是他讀的副產品。
讀易本是理學家的本行。理學的宇宙理論，就建立在的基礎之上。世界的本源問題，是任何一個哲學理論無法迴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實言談並沒有給企圖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啟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給了他們以充分發揮想像力的機會。程子和朱子等理學大家通過注《易》，建立起了理學的宇宙原理，即“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萬物”，因此《易》可以說是理學體系的奠基石。
作為一個理學家，曾國藩一生對易經十分重視，用力至勤。考，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讀。這五次分別是：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二年十二月。也就是三十歲和三十一歲。
咸豐十一年正月到二月。五十歲。
同治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五十五歲。
同治九年十月。五十九歲。
同治十年二月到三月。六十歲。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的喜愛，終其一生，至老彌篤。他從這部古老的經典中不但讀出了辯證法，讀出了大量為人處世的道理，也學會了算卦。
曾國藩的卦算得準不准，日記中沒有詳細記載。但從他樂此不疲的事實判斷，他對此中消息確有吟味。
應該說，易經占卦，並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點哲學啟示在。認為，宇宙是個相互感應的大系統，系統內的每一事物都與全體相通。世相雖然繁雜，但多不礙感應，體不礙互通。因此認為，世事並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規律地發展的（就是“道”）。這一規律，雖然混沌難明，但人竭盡全力，還是探討得一點消息。
雖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對“怪力亂神”感興趣。因為風雲變幻、旦夕禍福的生存環境使中國人特別希望解讀未來和變數。而當時人文的智慧成果卻對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讀力。
在傳統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荒謬的界線並不那麼分明。非理性的氣氛瀰漫在大部分經典之中，幾乎所有學說中都有著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來荒誕無稽的五行學說，是中國上古各派哲學的共同理論依據，也是古代醫學、科技的理論基礎，更是神秘主義者修仙、預測的共同依據。可以說，中國古典智慧都是游離在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謬誤、世俗與神秘中間。 《黃帝內經》說：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漠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這是用傳統政治中的君、臣、父、子這樣的倫理關係比附內臟系統。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將軍，膽是參謀……所以舌乃心之靈苗。
其實，儒家學說何嘗不是如此。董仲舒這樣論證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說，“人副天數”，也就是說，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晝夜，人有視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惡；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應。
如果單看理論體系，中醫和儒學，與相面和算卦並無高下之分。事實上，對於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並不重要。中國式智慧真正的寶貴之處在於荒誕的體系架構下大量的與這個架構也許沒什麼關係的寶貴經驗。對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只是一個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東西。中國式學問的妙處在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聖者的許多話，聽起來空谷足音，無根無傍，玄而又玄。也許突然某一天，與你的人生經驗發生共鳴，使你醍醐灌頂。
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將曾國藩的“迷信”歸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動，反映出其思維的局限性和落後性的一面。但同時，在曾國藩與中國神秘文化的關係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曾國藩窮盡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精神資源。
站在今天的知識高度反觀，曾國藩在他的歷史時代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雖然汗牛充棟，基本精神卻千篇一律。而曾國藩要面對的世界卻是複雜的、寬闊的、流動不息的。他身上肩負的任務太重了。他要指揮戰鬥，治理地方，修身齊家，內聖外王。他要恢復社會的秩序，指引國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對於這些，僅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空疏教條是不夠的。
曾國藩是渾厚、開闊，無所不包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曾國藩像一隻敏銳的雷達，收集分析著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從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興趣，自然在情理之中。當然，與經史子集比起來，神秘文化中的營養的成分少得可憐。但曾國藩凡事都願親身嘗試一遍，才能放心。
曾國藩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與其說曾國藩從、從相術中學到了知識，不如說他讀易、讀相法、讀風水過程中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偶有所印證而已。 、相法之類對曾國藩來說，只不過是些鉤子，用來系掛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說，曾國藩從易經中學到了“盈虛消息之理”，讀出了“一分為二”的觀點，讀出了謙虛謹慎，讀出了自強不息，其實更應該說，他是藉中這些經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經驗系統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沒有自己一生的複雜歷練，曾國藩坐在書齋中讀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所得。還是曾國藩自己總結得好：
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於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神秘文化當然不會給曾國藩驅災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從正面來看，神秘文化應該給了他如下啟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訴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啟示他宇宙的規律可以索解，人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中天人合一，陰陽相生的思維方式，相面術中對精氣神的判斷，風水理論中關於水源的選擇，以及傳統養生術中動靜結合理論，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對於他的日常生活發揮過正面影響。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於他的，也許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國藩算卦之中的自娛自解的成分，也許大於求索未來的慾望，他所求的，其實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緊張。至於“命運”之說，對他開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極度困難痛苦之際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