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曾國藩於同治五年（1866年）為《王船山遺書》所寫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農，因晚年居住在衡陽的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與黃宗羲、顧炎武並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豐，其中以《讀通鑑論》、《宋論》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進入曾國藩的視野，也許始於唐鑑先生的影響，因為曾國藩初入翰林院，曾師事唐鑑，唐鑑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學識，在他的《國朝學識小案》中專設《船山學案》，而《國朝學識小案》一書經由曾國藩校對與刻印，並寫下《書學識小案後》一文。其後也許與湘軍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燾有關，郭氏早在元豐初年就開始認真研讀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國藩與郭嵩燾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夠奉旨幫辦湖南團練，有賴於郭氏的力勸，由此走上創辦湘軍，平定叛亂之路，最終成就平滅太平軍的赫赫事功。
當然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急迫的現實需求。從曾國藩的日記中可知，曾國藩研讀王船山的《讀通鑑論》始於同治元年十月，這時正值同太平軍的戰爭趨向高潮之際，從地理位置上，與王船山所論三國時劉備、諸葛亮、魯肅等都是處於長江東南沿線，曾國藩正是藉助王船山精闢的史論，來映照眼下的現實，以尋求恰切對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軍總部金陵後，於次年五月又很快轉赴山東剿滅捻軍的戰場，曾國藩除了繼續研讀《通鑑論》外，又進一步研讀《宋論》，從王船山對歷代農民戰爭中的游擊戰術的總結中，學習應對捻軍之策。
不過曾國藩絕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者，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及內聖外王宏大抱負的曾國藩，從更高更深的層次讀懂了王船山的價值，誠如他文中所說：從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禮並稱，這是因為聖王所用來平息天下為私慾而肆意進行的爭鬥，從內在而言沒有比講求仁愛更重要的，從外在而言沒有比實行禮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隱遁的日子裡，於“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謂哺育萬物的仁心與經邦濟世的禮儀。”
此外還有一點原因，那便是曾國藩親手打造的湘軍，無疑有著極強的地域性，王船山作為湘籍前賢，很容易進入湖南人的視野，從唐鑑、郭嵩燾到曾國藩都是湖南人，於是，王船山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一面旗幟在湘軍中被高高揚起。而其間最有力最切實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遺書》的刊刻，這不能不歸功於曾國藩與九弟曾國荃以及劉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軍幕府中專設編書局，聘請家學淵源的劉氏父子主持，其間曾國藩本人則於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閱、訂正的工作，並寫下了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馀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為序曰：
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眾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万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睹是時朝政，刻核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鶩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頹俗日蔽。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為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為，乃匿跡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尚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閟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謗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遁，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征劉毓嵩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於安慶，蕆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粗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王船山先生的遺書，於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畢，共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的部分是：《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各種經籍、軼聞、注疏的考異十四卷，共訂正錯誤、遺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處。軍中很少閒暇時間，不能細加總理全編，特作如下這篇序文：
從前，孔子用美好的語言闡發仁的內涵，用通用的語言執守禮制。孟子同樣仁禮並稱，這是因為聖王所用來平息天下為私慾而肆意進行的爭鬥，從內在而言沒有比講求仁愛更重要的，從外在而言沒有比實行禮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時候，老子和莊子就已經鄙棄禮教。楊朱的“為我”和墨子的“兼愛”儘管涵義不同，但共同之處都在於毀棄仁愛。其後各種觀點紛然湧現，著書立說，競相傳播，最終落得個被一把火燒掉的下場，從此精微深刻的論述中途斷絕，人間的綱紀也就亂了。漢代的儒者蒐集遺留下來的經籍，小戴戴聖作了《禮記》，保存了禮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經歷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遠承已經很不景氣的餘脈，陝西橫渠的張載作了《正蒙》，來討論實行仁的途徑。船山先生為《正蒙》作了幾萬字的注，為《禮記》作了幾十萬字的注，將隱含在民間同源而異彩的各種風物風情，同顯明的綱常禮法聯繫起來，以期將禍亂消泯在未形成之時。其對於古人明體達用、紮實進步的主張，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農，於崇禎十五年鄉試中舉。目睹當時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沒有親情，而士大夫又以譏議朝政而邀名，東林、復社之輩，各自結黨而互相攻伐，此種衰頹的習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書中貶斥以申韓為代表的法家的主張，嫉恨朋黨的惡劣風氣，抨擊之詞往往長篇大論，卻又忍不住再三歎息，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員。知道抗清事業最終不會成功，便隱匿於永、郴、衡、邵一帶，最後於湘西的石船山辭別人世。
聖明的清朝大局穩定以後，便四處訪求隱逸的人才。學問淵博的人士，依次被薦舉選拔上來。儘管像顧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樣的堅貞不仕，但朝廷的徵聘還是絡繹不絕地來到他們的住所。惟獨先生深深隱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無情地揭露黨人所競相標謗的惡習：說自己不想通過隱逸而博取文名，還要反過來予以嘲笑。正是基於這一原因，他才長期隱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無聞，他的學說也終身不顯於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謂哺育萬物的仁心與經邦濟世的禮儀。所研究的範圍，窮盡了世間萬事萬物，卻於千變萬化之中最終尋求到它們的本原；而對於這種研究心得，即便歷百世都不為人知，自己也不感到遺憾。先生謝世以後，巨儒更迭興起，有的攻擊良知可通過捷徑獲取的學說，有的論辨河圖、洛書等關於易的各種圖形的確鑿，有的詳細考證名物，研求文字音韻，訂正關於《詩集傳》的註解文字，有的修補有關“三禮”中現時所用的儀禮，都號稱卓絕。然而這些，先生都早在他們的前頭就已經涉獵，與後賢們的研究十分契合。儘管他的著述特別繁多，難免精純與駁雜糾結在一起，但是卻完全稱得上是廣求學問而恪守禮法、獨立不羈卻承擔道義的君子。
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後世子孫王世全開始刊刻先生文集一百五十卷。實際刊刻事宜是由湖南新化的鄧顯鶴（湘皋）先生主持，並得到湘潭歐陽兆熊曉晴先生的讚成。咸豐四年，賊寇侵犯湘潭，印版毀於戰火。同治初年，我九弟曾國荃又謀劃重新刊刻，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二卷，刊刻過程仍請歐陽兆熊先生監管。南彙的張文虎（嘯山）、儀征的劉毓嵩（伯山）等諸位先生，分別負責校勘。在安慶開始籌備，最終在金陵完成。先生書籍，因而大抵具備。後世的學者，如果有誰懷著一顆恭敬的心，想要理清王學體系的根本與全貌，也將離不開這一文集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