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於咸豐九年初，前一年的7月，曾國藩得以再返軍營，重操軍務，其行色倥傯可想而知。然而他居然忙裡偷閒，潛心治學，寫出這篇享有盛名的《聖哲畫像記》。
在這篇文章中，曾國藩一反傳統將學問分為義理、詞章、考據三種的觀點，不僅將經濟之學特別提出列為孔門的政事之科，更將禮學視為四種學問的綜合體，認為禮學就是古代的經世學，亦即歷史學，本身是包括義理、詞章、考據在內的。鑑於書籍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終其一生，甚至幾代也難以讀完，故此曾國藩便慎選古今聖哲三十二人，教兒子紀澤畫下他們的畫像，合為一卷，藏於自家學館。他認為：“後人有志讀書，讀這些人的著作就夠了，不必廣求博覽，而學業相傳沒有超過這些的了。”他的同鄉友人郭嵩燾說：“《聖哲畫像記》，並數千年人物於尺幅圖像之中，其識量之閎，領悟之深，為自來文人所不可及”。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普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為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歟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馀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巨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雲。
左氏傳經，多述二週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禦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遊、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誌，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明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餘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餚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餘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餘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週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製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已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惠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週、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範、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週、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幸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商富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週、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排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範馬，週程朱張，韓柳歐曾，李社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國藩以治學為志向的時間不是很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讀了許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獵到先代聖賢大儒長者的學業；因為才質愚鈍，身體多病，所以一無所成。後來南征北戰，學業更加荒廢。喪亂還沒有平復，我的年紀將要五十歲了。從前我讀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發現他所列的書目繁雜眾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數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樣的光明，有的卻湮沒無聞。及至做了文淵閣直閣校理，每年兩個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以看到《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收錄書籍之多，遠遠超過前代的收藏；而且僅存書目的書籍幾十萬卷，還不在其中。天啊！怎麼會這麼多呀！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資質，連續幾代也不能讀完那些書，何況資質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書籍之多，作者之眾，像江海一樣，不是一個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最要緊的在於慎加選擇。我既然自知能力不夠，就選擇了古今聖哲三十餘人，教兒子紀澤畫下他們的遺像，合為一卷，藏於自家學館。後人有志讀書，讀這些人的著作就夠了，不必廣求博覽，而學業相傳沒有超過這些的了。從前在漢代，像武梁祠、魯靈光殿，都圖畫偉人的事蹟，而且也有圖像。後人受到感染，情趣激發，學業大興，形成很長的歷史。熟悉了聖哲們的儀容，進而探求他們的精神，會通他們的微旨，契合他們的靈魂，只要誠心攻讀，仁道豈能很遠？國藩記。
堯、舜、禹、湯，都沒有著作，只有史官記載他們的言論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寫文章，演繹《周易》。周公、孔子，相繼興起，六經彰明，師道也就完備了。秦、漢以來，孟子大抵與莊子、荀子並稱。到了唐代，韓愈獨尊孟子。而宋代的賢哲，更認為可把孟子升高至僅次於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書，同相提並論。以後論學的人，沒人能改變這種看法。所以我把他置於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聖人的後面。
左丘明作傳解釋《春秋》，多記述東西二週的典章禮制；又好援引離奇怪誕的事情，辭采華麗，超出了本來事實。太史公稱莊子的著作都是寓言，我看他自己所寫的《史記》，寓言也佔六七成。班固在才識與抱負方面，比司馬遷相差很遠；但是對於治世的典章，六經的主旨，文字的源流，無形與有形的情狀，敘述得非常清晰詳盡。這豈是那些才識短淺，在先生面前互爭得失，自我感覺良好的人所能比的？
諸葛亮生於亂世，服膺儒術，立身行事能從容合道。陸敬輿事奉多疑的君主，駕御難以馴順的將官；他用光明照亮君主的心胸，用誠懇統領將官。譬如駕劣馬登陡坡，雖有險阻，卻仍能縱橫馳騁，這是何等的神奇！范仲淹、司馬光，遭遇的時代稍為好些，然而在堅貞卓絕真誠信實方面，各有獨特的造詣；他們堅守正道，帶動社會蔚然成風，氣度也算是很遠大的了！從前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尹、呂尚只能同他旗鼓相當，至於管仲、晏嬰之輩，幾乎不能同他相比了。而劉歆則認為董子所受師友的熏陶，簡直比子遊、子夏都要遜色。以我看管仲、晏嬰、子遊、子夏這四位賢者，雖然比不上伊尹和呂尚，必定比董仲舒強。只可惜我不能如劉向父子一樣來論定他們的優劣而已。
自從朱子表彰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以為他們的學說是上承孔、孟的道統，後代的君、相、師、儒，忠誠地守衛他們的學說，沒有人能夠改變。乾隆年間，大儒輩出，訓釋經籍，考辨詳博，超過了前賢，別立標幟，號稱“漢學”。這派人排斥宋代周、程、張、朱五子的理學，認為他們不應該獨享尊崇。而篤信五子學說的人，也摒棄漢學，認為漢學支離破碎，有害於道，爭辯個沒完沒了。我看五子立說，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而漢學一派，雖訓釋經書，稍有不妥，應該拿近代對經書的解說加以輔助，又怎麼可以排斥眾說而自限呢？這兩派人，也同樣可笑。
西漢的文章，像揚雄、司馬相如的雄偉，本為天地間的強勁之氣，獲得了陽剛之美的，這是天地間的義氣。像劉向、匡衡的淵深美好，這是天地間的溫厚之氣，獲得了陰柔之美的，這是天地間的仁氣。東漢以後，在博雅方面，並不比古時遜色，但是風骨稍為衰弱了。等到韓愈、柳宗元相繼而起，把揚雄、司馬相如的雄奇萬變，完全用在記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堪稱不同凡響！歐陽修、曾鞏，皆取法韓愈，但是文章的體質，和匡衡、劉向相近。由此看來，文章的變化，沒有人能研究透徹。總而言之，不會超出陽剛與陰柔這兩個途徑，即使再經百代，也是可以預知的。
我抄錄古今詩，從魏晉到國朝，共選了十九家。一般說來，詩的途徑是很廣泛的，各人的嗜好趨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於那方面而定。譬如百味佳餚，擺在桌上，只要選取適合自己口味兒的，吃飽而已。如果一定要窮盡天下的佳餚，遍嚐以後才能供給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一定要強勉天下人的口舌，都來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莊子曾經說過：“大惑的人終生不能穎悟，大愚的人終生不會聰明。”我在這十九家中，又篤守其中的四家：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蘇軾、黃庭堅，喜好他們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歡他們的人也將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莊子終生不悟、不聰明的譏諷，所以就選取這些人的作品，終生學習。
司馬遷網羅了以前的傳聞，貫通了三古而作成的《史記》中的八，卻頗嫌簡略。班固《漢書》中的十《志》，比較詳備了，然而只寫一代，不能會通歷史。要想遍覽治世大法，必須從杜佑的《通典》開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鄭樵的《通志》，則比不上它。近百年來，學者講求形聲訓詁的學問，專門研究說文解字，大多數的人都推崇許慎、鄭玄，很少人談及杜佑、馬端臨。我以為許慎、鄭玄考證先王製作的本源，杜佑、馬端臨辨析後代因革的大要，就實事求是而言，二者殊途同歸。
先王的大道，所謂修養自己、治理人民，織構萬類的歸宿是什麼呢？也不過是禮而已。秦朝焚滅書籍，漢代學者們所搜求的，鄭康成所以能夠超越常人，都是因為禮。杜君卿的通典，談論禮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見識已超過八代了。宋代張載、朱熹所討論的，馬貴與、王伯厚所纂輯的，無不謹慎地把禮作為對象。我們清朝的學者，以顧炎武為大師，國史《儒林傳》，赫然列為第一。我讀他的書，談到禮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的氣概，是何等的雄壯！後來張蒿庵作《中庸論》，以及江慎修、戴東原等人，特別把禮視為優先的事情。而秦尚書蕙田，因而纂修《五禮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間所有的事情，都用禮來貫綜它，可以說是規模宏大，思慮精嚴了。我畫國朝先賢的遺像，首先是顧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豈能沒有深意？桐城的姚鼐、高郵的王念孫，他們的學術都不純於禮。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論閎博通達，國藩能夠粗略地懂得文章，是由姚先生啟發的。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高深的造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們放在後面壓陣。
姚姬傳先生說學術的途徑有三方面：就是義理、詞章、考據。戴東原先生也是這樣說。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聖德，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的才華，的確不能局限在某一個方面對他們進行討論。至於像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在孔門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在孔門中是德行科，都是屬於義理方面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在孔門中是言語科的，就是所說的詞章方面的。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門中是文學科的，顧、秦跟杜、馬較為接近，姚、王跟許、鄭較為接近，都是屬於考據方面的。這三十二位聖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誦讀他們的一部書，終生使用起來，都不會有窮盡的時候。假如又有人嫌這些人簡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還沒有見到泉水，就認為一個井太狹窄，而必須廣泛地挖掘數十甚或一百個井，身體衰老了，力氣疲怠了，卻始終沒有看見泉水的一天，這怎麼會是恰當的呢？
自從佛教徒講因果禍福的道理以後，行善應得報償的說法，深植於人們的心中，堅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剛開始讀書，就期望能考取功名，獲得高官厚祿的報償。有的人稍微讀了些古書，窺探了古人浩如煙海的著作，就想得到遠近的讚譽，後世的美名，以作為報償。有的人編一本書還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個有影響力的人，將他宣揚給每一個人，以補償自己的辛勞。早晨耕種，晚上就想收穫；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報償。譬如買酒買肉，吵吵鬧鬧地講價錢，可是賣酒肉的人又從中取得兩倍的利潤。利祿達不到的時候，就希望在死後能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說孔子在世的時候，得不到官位，死後所獲得祭饗的報償，比堯舜還要隆盛。一般鬱鬱不得志的人，就拿來作為證明和安慰，這是多麼鄙陋啊！現在一個只有三戶人家的小買賣，在財利上斤斤計較。有人欠了一百個錢，就怨恨到他的子孫。假如買賣做到整個都市，珍貴的貨物堆積如山，交易量動輒超過千金，那麼一百個錢的有無，有時就無暇去計較了。至若富商大賈，操持百萬黃金，公私流轉繁衍，那麼數十或一百緡的費用，有時就無暇計較了。同樣是人，所操持的財貨大了，尚且有無暇計較小數目的時候，何況上天所操持的特別大，而對於世人絲毫的善行，淺薄的學問，卻要一一設法報償，不是太勞苦了嗎？商人的貨殖相同，經營的時間也相同，但是有的賺錢，有的虧本；應對策問的人所答的題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為學著書的功力深淺相同，但是有的留傳後世，有的未能留傳，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這也都有命數在，不是可以勉強做得到的。古時的君子，大概沒有一天不憂慮，沒有一天不快樂的。道術不能通曉，自己不免還是個鄙野的人，或者有頃刻的懈怠，這都是值得憂慮的事；自處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慚於人，這都是值得快樂的事。從文王、周公、孔子三位聖人以下，直至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無不是終生在憂慮，終生在快樂。他們本來沒有什麼祈求，又要什麼報償呢？自己力求隱藏，又要什麼名聲呢？只有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個人，傷痛生不逢時，怨恨的情緒，表現在書本上，這和聖賢自得其樂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違背和不同。但那是他們在痛惜自己非凡的才學，絕不是那些無真才實學又想盡快獲得俗名的人所能比的。如果急於想獲得名聲，那就和三十二位聖哲相差太遠了。將要到河北、山西一帶去，卻把車轅朝向南方，這在路徑上不是差得太遠了嗎？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子，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與程頤、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與王引之。這三十二位聖哲，陳設祭禮，焚香奉祀。好像在我們上面，監臨我們；又好像在我們身旁，供我們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