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寫於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是曾國藩為唐鑑先生的《國朝學案》（《國朝學案小識》或《學案小識》）校對付刻後所寫。
唐鑑（1778-1861）字鏡海，號翕澤，湖南善化人。嘉慶十二年（1807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歷任檢討、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內召為太常寺卿。唐鑑服膺程朱之學，是當時義理學派的巨擘之一，蜚聲京門，被譽為“理學大師”，當時許多知名學者都曾問學於他。曾國藩則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慕名投拜這位湖南老鄉前輩，請教“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只一席談話，就令曾國藩耳目一新，茅塞頓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聽之昭然，若發蒙也。”可以說，曾國藩師事唐鑑，對他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學問都產生深刻的影響。
在這篇文章中，曾國藩從人的屬性入手，理出古代聖人詳知萬物的途徑和方法，都是依據具體事物而窮究它的道理（即物窮理），並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讀。進而指陳治學上的各種偏頗與流弊，在此基礎上，闡明唐先生《國朝學案》一書的要旨與特色。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成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即物而窮理。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
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為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慾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為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跡，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為無用。又一蔽也。矯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
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诐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巨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為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採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厘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務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為謀，則變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圓。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為善之志也。
唐鏡海先生編撰《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對文字並交付刊印。工作完成以後，特寫下如下的文字：
天地生人，賜給他們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強健、合理而常久不變的屬性，豈止是用來自我完善，將用來化育百姓完善世界從而彌補天地之間的缺憾。他們對於天下所有的事物，都要弄個明白。天與地的奠基，日月星辰的運行，百姓的生成，鬼神的情狀，草木鳥獸的各具其形，灑掃應對進退的瑣細事務，都是我們的屬性範圍內的內容。所以說：“世上的一切都為我而存在。”所謂人，是天地的中心。所謂聖人，他的智慧足以詳知萬物，他的才能無不合乎實際的需要，卻不敢一味地放縱、滿足自己的慾求，一定會依據輕重長短而自我約束。以舜的聖明，尚且喜歡諮詢考察；像周公那樣的聖人，遇有想不通的問題，便夜以繼日地思索。至於孔子，在聖人中可以說抵達了鼎盛，卻還是遇事喜好勉力仿效古人。像顏淵、孟子那樣的賢明，也講究通曉古代文獻和行事合乎道義。這是因為，要完備自我屬性這一個根由，就應當明了萬種事物的不同之處；要熟悉萬種事物的不同之處，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據具體事物而窮究它的道理。所謂依據具體事物而窮究它的道理，本是古代賢聖所共同使用的方法，並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讀。
自從陸象山開創心學一派，明代餘姚的王陽明繼承他的學說。他們的學說以良知為本體，認為我的心中自有天理，而不應當支離破碎地到具體事物中去尋找。而天理的本性在於誠，即事物的本來面目。眼睛湊巧看到什麼，如果不隨後用規矩準則加以衡量，就能夠做為依據嗎？況且像舜、周公、孔子、顏、孟那樣博學，卻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勉力仿效古人，博通文獻、契合道義，這樣的聖哲都勤奮如此，何況僅憑中等的資質，而看重物質慾望，飽受它的牽累，口中還念念有詞地說不違背準則，這難道不是有一點自欺欺人嗎？自此以後，沿襲這一派學說的代代有人。其間也有豪傑之士想要補救他們的偏頗，但是變化一種學說卻反生出一種遮蔽。高景逸、顧涇陽的學說，以靜坐玄思為主，所看重的仍在知覺，就是變化而反生遮蔽的例證。
近世乾隆嘉慶年間，各派儒者都力求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輩鑽研文字考據，依據漢代河間獻王劉德實事求是的宗旨，鄙視宋賢，認為他們所倡導的“即物窮理”流於空疏。難道所謂的事，不是物嗎？是，不是理嗎？實事求是，難道不就是朱子所宣稱的即物窮理嗎？將自設的名目看得很高，用以詆毀與日月同輝的宋賢，也是因變化而反生遮蔽的一類。另有顏習齋、李恕谷的學說，強忍嗜欲，苦練筋骨，勤於用力而見諸行動，等同於戰國農學家許行在推行主張的同時還實踐耕作，認為宋賢的即物窮理錯在無用。這又是一種遮蔽。矯正王氏學說卻不堵塞它的源泉，屬於五十步笑百步一類；由於後二種遮蔽，矯正王氏而超過應有的限度，屬於因噎廢食的一類。
我朝尊崇儒學一道，正學興盛起來。平湖的陸隴其，桐鄉的張履祥辟除邪說而返歸經典，意志堅定而不可搖撼。陸桴亭、顧亭林一派，博大精微，體用兼備。其他名儒盛學，連綿不絕。二百年來，大家小家，醇正謬誤，各有不同。唐先生因而輯成此書，大抵主張要莊敬，但不可過於注重靜坐玄思，窮究物理而不流於瑣碎，努力踐行而不走向狹隘。三個方面相互交融，都得到很好的體現。所採用選擇的名言，也大抵遵從這樣的做法。對於固守王學舊轍、以及改變王氏學說卻反而陷於上述三方面的失誤，則都細加清理與剔除。豈是喜好辯爭？因為現在距離古代一天天遙遠，各家務求張揚自己的學說。肯定紅色否定白色，相互間沒有辦法取勝。儘管有的比較接近真理，也不能說到每個人的心里而意見一致。志趣不同不能在一起謀劃，只好各異其趣。如果在這方面極有興趣而擇取了一條途徑，那麼便讚譽他的見識，去除他的驕矜，不因自己得道而自我標榜，不以門戶之見而自我圓通。不求皮毛之見，而求真正有所收穫，這才是君子所為。這正是唐先生與人為善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