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國藩寫給劉蓉的信。劉蓉是曾國藩一生的同鄉密友，還同曾氏結為兒女親家，晚年做到陝西巡撫，因軍事不利而免職歸里。曾國藩寫這封信時，還在京師為翰林院侍講，而劉蓉則在原籍做塾師。
曾國藩寫這封信是基於漢學與宋學相爭這樣一種學術背景。所謂漢學，是指在理論上崇尚原始儒學和盛行於東漢的古文經學，在治學方式上提倡“實事求是”，具有崇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辨的特色；所謂宋學，並非泛指宋代學術，而是指宋代理學，以崇尚義理為其主要特色。自清初漢學與宋學就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漢學形成了獨立的學術派別，漢學與宋學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對立，其後漢宋之爭趨於兼採。而曾國藩在這封致劉蓉的信中便是持這種漢宋兼采的見解的。在這裡，曾國藩闡述了文與道之間的關係，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文字與道並重、漢學與宋學並舉的觀點，尤其是針對崇道貶文的觀點，提出一個深刻而生動的命題：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氣，他說：倘若知道舍除血氣則無以見心中所存之理，則知道舍除文字則不可能見聖人之道。進而發下宏願：文道兼修，身體力行，並付諸文字以傳於後世。
聞此間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迮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
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相續、字與字相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切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
三代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詠，若伊、莘、週、召，凡百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沒辦法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既歿，徒人分佈，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土，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白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枓。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遊、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复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睹《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繪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
週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
聽說這裡有擅長作古文與詩的人，就此細加查訪，原來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姚鼐的言論的確有可取之處，於是將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盡心閱讀，其他六朝善於寫詩者以及李白、蘇軾、黃庭堅等人，也都閱讀他們的作品而探究他們的源流歸屬，然後懂得古時悟道者，沒有對文字不明了的。會寫文章而不悟道者，或許有，怎麼會有悟道而不會寫文章的人呢？
古時的聖人觀天地的紋理、鳥獸的行跡，而製作書契，於是便有了筆劃。筆劃與筆劃互相交錯而成為字，字與字相連續而成為句子，句子與句子相連續而成為篇章。口頭上不能表達的，文字能曲意傳達，所以文字能代替口頭而傳之千秋萬代。伏羲已經深知治理天地人之間的法則，而畫出八卦以使其明了。文王、周公擔心人們還不能明白，於是以文字來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編各種經典來闡述它，於是散見於萬事萬物中的道也便盡可能見於文字了。
聖人之所以可貴，在於他確立的所行與萬事萬物相聯繫，隱然符合於道，他的文字可以教育後世。我們士人之所以能夠學習聖賢，也是靠著文字來考察古代聖賢的作為，窺究他們的用心之所在。如此說來，這些句與句、字與字相連續的篇章，便將古聖賢的精神語言笑貌都寄寓了。假如出現毫釐之差，便會錯致千里。詞氣的緩與急，韻味的厚與薄，作文者一有不慎，則格局立即變化，讀書者一有不慎，則於文中之意瞢懂無知。故而國藩懇切地說，今天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
三代昌盛的那個時代，聖君賢相融洽繼承，道德中的精華深浸骨髓，至於尋求學問的風氣則到達市井小巷，所以當時即便是獵捕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在漢水北岸的女子，都性情貞嫻而能吟詠，至於伊尹、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諸如仲山甫這些人，他們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工，則更不用說了。到了春秋時期，王室恩澤衰竭，道德本來將要廢止，而文章也大抵發生變化，故而孔子看到麒麟被捕獲時說我的道將要走到盡頭，被匡人拘禁時則說文章將要喪失了，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經》，昭明百代聖王的道德戒律，使之流傳千世而不變，用心至苦，而事業則極其盛大！
孔子死後，他的門徒四處分佈，將學問傳遞下去，此後聰明杰出的人士中有見識懂著書的人，大致說來都是孔子學說的後人，他們文章的醇厚與雜駁，都可以從他們對道明了的多少來區分。對道明了特別多的人，文章則尤其醇厚，孟軻就是這樣的人。次一點的，醇厚上也差一點；對道明了少的，文章則雜駁，尤其少的，則尤其雜駁。從荀子、揚雄、莊周、列子、屈原、賈誼以下，他們的等次差別，大致可以指數出來。
那麼，明了道的多與少如何來區分呢？可說是：深與博。從前，孔子用稱讚來闡明天道，用作《春秋》來由衷探求人事的恰切，這可稱作深刻！孔門學問有四科。子路懂得軍事，冉求能使國家富裕，向柱史問禮，與魯伶討論樂，多種學說都知道它的源頭，可稱作廣博。深刻，則能鑽研萬事萬物細微端倪；廣博，則能詳萬事萬物的情狀而用之不盡。後來那些對道的明了不及孔子者，在深刻上有差別，在廣博上有差別。能夠做到深刻而且廣博，在文章寫作上又不失古代聖賢情懷的，孟子之下，只有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裡少有人能匹敵。許慎、鄭玄，也是能深刻廣博，但他們詳釋字義字音的文章或有所缺失而顯得零碎；程頤、程顥、朱熹，也是深刻廣博，而給人以指示的語言或有所缺失而顯得狹隘。其他比如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一類人，能夠廣博但不能深刻，他們的文章流於支蔓，遊酢、楊時、金履祥、許謙、薛季宣、胡宏一類人，能夠深刻但不能廣博，則文章失於淺顯。於是有了漢學與宋學的區分，互相爭辯，已不是一朝一代了。
我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之長，對道的明了既做到深刻廣博，在為文上又達到無累的地步，對於一己的渺小之心，這自然承受不起的奢望，好比以蚊子之力而想擔山，又像盲人而想長行萬里，也的確可笑！這是因為我往上看仰慕《通書》、《正蒙》，其次則特別嗜好司馬遷、韓癒的書，認為這二位先賢的確是深刻廣博而又看出古人為文的法則。現在的評論者不去細究二位的見識學問，動輒就說司馬遷的書充滿憤懣不平之氣，韓癒的書則傲岸自得，您或許沒有深入考察，也贊同世人的這個說法，這好比看到《盤》、《湯誥》等艱澀難懂而說《尚書》不可讀，讀鄭國、衛國那些涉及淫亂的詩而說整個都可刪去，豈不是以偏概全而不加以細細推究了嗎？孟子說：“君子所擁有的天性，即便是大為風光也不加譽，是窮困獨居也不貶損。”我則說，君子所擁有的天性，即便讀破萬卷也不加譽，即便一字不識也不貶損。從這個角度來看，君子可以離開書籍而談論道，反而使得他身上具備仁、義、忠、信。就天性而言，堯舜孔孟等人並非有餘，愚夫愚婦也並非不夠，本來就與文字無關。就書籍而談道，則道好比人心所負載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氣。血氣固然不可以稱為理，但舍除血氣，性情又將以什麼為依託呢？當今好雕蟲小技的讀書人，沉溺於聲律詞藻的末節，至於有些略微明了道的人，又說讀聖賢書應當在於明了道理，不應詳究他的文字。這好比討論看人應當看他的心所負載的理，而不應當看他的表面言行這樣的血氣末節，這話豈不荒謬嗎？倘若知道舍除血氣則無以見心中所存之理，則知道舍除文字則不可能見聖人之道。
周敦頤說文以載道，而用空車來諷刺世俗讀書人。空車固然不行，而沒有車又能遠行嗎？孔子孟子已經去世而他們的道流傳至今，全靠有這種能遠行的車。我們今天倘若有所見解而又想遠行的話，又豈能不早早準備堅固的車輛呢？所以我的淺陋心願是，假若對於道有所見解的話，不僅僅只是見解，而必須力行；不僅身體力行，還務必求得以文字來傳之後世。雖說可能達不到，但志向總該如此。對於諸子百家的著述，都依據他的文字來校核其道的多少，剖析其細微而排列他的前後位次。對漢學、宋學兩家的爭論，都不偏袒而附和起哄，對於眾多儒生推崇道而貶低文字的言論，尤其不敢苟同追隨。深知這樣做有些狂妄甚至荒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加屏棄，但沉默不言，這種文過飾非的錯誤會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