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包括曾國藩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至道光二十四年九月間寫給幾位弟弟的四封信。
信中所涉讀書治學的內容非常豐富，譬如：只要立志真，讀書不擇時地；君子之志即君子所憂；《大學》三綱領，即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其要在格物與誠意兩項；明師益友重重夾持令自己自新。總括說來，其核心是在講讀書的目的。
曾國藩終其一生都是以儒學作為他安身立命的歸宿的，因此將自己修煉成聖人是他始終不渝的目標，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也用這一目標去指導自己的弟弟和子侄。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讀書，而讀書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動機、明確目的。這就是立君子之志，就是有民為同胞、物為同類的器量，就是要內修聖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其理想的標本就是堯舜禹湯與文武周公。因此他才批評六弟因小試失利便埋怨命運不佳是沒有君子之志與君子之憂。當然，外王是不容易實現的，至少是在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之後的事情。曾國藩特別可貴的一點就是教誨弟弟們不要把寶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對四弟，當他看出四弟並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勸四弟淡去科舉功名之想轉行孝悌。在這裡曾國藩談出了一個關於讀書的重要思想，即讀書的目的輕於文章而重在踐行，同時也體現出曾國藩因材施教的一貫思想。而且由此其弟兄的分工也大抵形成，日後終其一生，四弟都是專司家務，以解除曾國藩及另兩位弟弟在外安心國事的後顧之憂。
歸結起來，曾國藩關於讀書目的的闡述，恰是孔孟之道亦即儒學經典的要義所在。人生最佳的境界當然是內聖外王，沒有外王，退求內聖，而內聖與外王相比則更其根本。那麼內聖的實現途徑，則在於格物明理和誠意踐行。格物明理，實際講的是求知，求知是求的聖賢之知，聖賢之理，從他的信中可知，他對格物的“格”字講得特別深透。誠意踐行，就是踐行，就是行，就是做，他強調的是行聖賢之行，也就是做聖賢所做的事。譬如說“孝悌”，他對四弟說：現在的人都把“學”字看錯了，如果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部分學問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力就是一分學問，盡十分力就是十分學問。如今人學習都是為了科舉功名，對於孝悌倫理規則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書不相關。卻不知書上所記載的，寫文章時替聖賢說的，不過是要講明這個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筆下說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並且有負于倫理綱紀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寫得再好，也只可算是個名教中的罪人。
可見曾國藩鼓勵弟弟們以內聖作為讀書的終極目標，是將內聖落到實處的，是紮根於日常實用的。在信中他對弟弟們說：人生只有進德、修業兩件事靠得住。所謂進德，指增進孝、悌、仁、義的品德；所謂修業，指寫詩作文寫字的本領。最可貴的是，曾國藩認為：這兩件事都由自己作主，不同於功名富貴，則都由命運決定，一點也不能自主。在這裡，曾國藩高揚了人的主體性，儘管功名富貴由不了自己，但人只要把握住進德與修業兩項，就有了興家立業的本錢。也許在這方面說得最徹底的，甚至有些絕對的是他從“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話中推出：我欲為孔孟，則即可成孔孟，日夜孜孜以求，所學都是孔孟，那麼誰阻止你成為孔孟都休想。反過來，即便你天天同堯舜禹湯住在一起，也照樣他是他，你是你。這一方面是他讀書成聖的思想的體現，同時也將人的主體性價值推到了極致。
君子之志與君子所憂
四弟來信甚詳，其發憤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閣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做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誌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餘亦深以為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誌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餘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 《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朝廷以製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然則既自名為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修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盡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艮峰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
餘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餘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為虛心，愛我如兄弟，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餘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抄餘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折差，準抄幾葉付回也。
餘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惠西之談經，深思有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抄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餘自十月初一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餘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蓋釋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讀書。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元1842年11月28日）
諸位賢弟足下：
四弟來信寫得很詳細，他發奮自勵的志向，流露在字裡行間。但一定要出外找學堂，這是什麼意思？不過說家塾學堂離家裡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外出比較清靜。然而出外從師，自然沒有耽擱。如果是出外教書，那耽擱起來，比在家塾裡還厲害。
況且真能發奮自立，那麼家塾可以讀書，就是曠野之地，熱鬧之所，也可以讀書，背柴放豬，都可以讀書。如不能發奮自立，那麼家塾不適合讀書，就是清淨之所，神仙之地，都不適合讀書，何必要選擇處所，何必要選擇時間，只要問自己：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運不佳，我也深以為然。但只是小試失利，就發牢騷，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憂慮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民為同胞、物為同類的器量，有內修聖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然後才不負父母所生，不愧為天地間的一個完人。所以他所憂慮的，是因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憂慮，以德不修、學不成而憂慮。所以，頑固的刁民不能感化，則憂；外夷侵擾我中國，則憂；小人在位，賢人被困，則憂；匹夫匹婦沒有得到自己的恩澤，則憂。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悲天命而憫人困窘，這是君子的憂慮。如果是一個人的屈和伸，一家人的飢和飽，世俗所說的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本無暇顧及到這些。六弟受挫於一次小試，便自稱命運不佳，我暗笑他所憂的東西大小了。
人若是不讀書也就算了，既然自己稱作讀書人，則必須研讀《大學》。 《大學》的綱領有三個方面：弘揚光明正大的德行、讓民眾棄舊圖新、抵達最完善的境界。這三個方面都是我的分內之事。倘若讀書不能聯繫到自身，說這三方面與我毫不相關，那麼讀書有什麼用？即便能寫文章能賦詩，自以為博雅，也只能算一個識得字的養豬奴而已，怎能稱得上明理有用的人呢？朝廷以科舉文體來考取士人，也是說他能代聖賢立言。必須要能夠知聖賢所知的道理，做聖賢所做的事情，能夠做官管理民眾，修煉自身給僚屬做出表率。倘若將明德、新民視為分外之事，即使能寫文章能賦詩，而於修煉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茫然不講，朝廷用這樣的人做官，與用養豬奴做官，有什麼區別？
如此說來，既自稱讀書人，那麼《大學》的綱領，都是自己切身之事就很清楚了。它的條目有八點，在我看來，需要用功的地方，僅兩點而已：一點叫做格物，一點叫做誠意。格物，是努力求知上的事。誠意，是努力踐行上的事。物是什麼？即所謂從源起到結局、從本質到現象的事物。軀體、心靈、意願、知識、家庭、國家、天下，都是物，天地萬物都是物，日常做的事情也都是物。格是什麼？就是針對物而深究它的道理。比如說，侍奉雙親早晚問候，這是物，探究它之所以要早晚問候的道理，即格物；侍奉兄長跟隨兄長，這是物，探究之所以要跟隨兄長的道理，這就是格物：我的心靈，這是物，探究我之所以存有這樣心靈的道理，又推廣開來探究通過省察涵養來存有完善心靈的道理，即格物；我的身體，這是物，探究我的敬惜自身的道理，又推廣開來探究通過立姿恭肅坐姿端莊等方式來敬惜自身的道理，這就是格物；每天所讀的書，句句都是物，切合自身體驗，根究它的道理，這就是格物。這些都是努力求知上的事。誠意，即將所知的道理努力踐行，這就是不欺騙自己。知道一句，便踐行一句。這就是努力踐行上的事。這兩個方面齊頭並進，普通的學問在這裡，高深的理論也在這裡。
我的朋友吳竹如格物工夫很深，一事一物，都要尋求它的道理。倭艮峰先生誠意工夫很嚴，每天有日課冊子。一天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都記載下來。字都是正楷。三個月就訂一本，從乙未年起，已訂了三十本。因他慎獨嚴格，雖出現妄念偶動，必定即時克服，寫在書上。所以他讀的書，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藥，現將艮峰先生日課，抄三頁寄回，給弟弟們看。
我從十月初一日起，也照艮峰的樣，每天一個念頭一件事情，都寫在冊子上，以便隨時看見了加以克服，也寫正楷。馮樹堂和我同一天記起，也有日課冊子。樹堂非常虛心，愛護我如同兄長，敬重我如同老師，將來一定有所成就。我向來有不能持之以恆的毛病，從寫日記本子開始，可以保證一生有恆心了。這是因為明師益友，一重又一重挾持我，只能進不能退。本想抄我的日課冊給弟弟們看，今天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所以來不及抄。十一月有信差，准定抄幾頁寄回。
我的益友，如倭艮峰的莊重嚴謹，令人肅然起敬；吳竹如、竇蘭泉的精研究義，一言一事，定求根蒂；吳子序、邵蕙西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恰，尤其是談詩最為切要。子貞很喜歡我的詩，所以我從十月以來，已作了十八首，現抄兩頁寄回，給弟弟看。馮樹堂、陳岱雲立志，急切追求卻不惶促，也是良友。鏡海先生，我雖然沒有帶著禮物去請求授業，而心裡早已師從他了。
我每次寫信與諸位弟弟，不覺寫得長，我想諸位弟弟或者厭煩不想看。但弟弟們如有長信給我，我實在很快樂，如獲至寶，人真是各有各的性情啊！
我從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不忘想改過自新。回憶從前與小珊有點嫌隙，實在是一時的氣憤，不近人情，當即想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當天晚上我就到小珊家談了很久。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嫌隙盡釋。近來的事大致這樣，容我以後再寫，兄國藩手具。
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力就是一分學問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
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
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悌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污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只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悌”兩字上用功？ 《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
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即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悌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餘白折，餘所寫折子甚少，故不付。大銅尺已經尋得。付筆回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當付還。
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仙，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抄一遍，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為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女，人人紡佈為生，如我境之耕田為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為業，此並不足為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為妙。書不盡言，容後再敘。
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公元1843年7月3日）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接連收到三月一日、四月十八日所發的兩封家信。
四弟的信，字裡行間洋溢著真情實意，一派受困遇阻憂鬱層積而亟欲通暢的景況。只是這樣的事絕不能求速成，求速成必如拔苗助長，不只無益，而更有害。只要日積月累，好比愚公移山，終會有豁然貫通的時候，越急於求成越會被禁錮遮蔽。
來信往往詞不達意，我深深體諒你的難處。現在的人都把“學”字看錯了，如果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部分學問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力就是一分學問，盡十分力就是十分學問。如今人學習都是為了科舉功名，對於孝悌倫理規則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書不相關。卻不知書上所記載的，寫文章時替聖賢說的，不過是要講明這個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筆下說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並且有負于倫理綱紀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寫得再好，也只可算是個名教中的罪人。賢弟性情真誠，詩文並沒進步，何不每日在“孝悌”兩字上用功？ 《札記》中《曲禮》《內則》章所講的，句句照做，務必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舒心，其下兄弟妻兒都睦然有情，井然有序，才真是大學問。如詩文不好的小事，不足以掛心，即便寫得再好，也不值一文，不知賢弟肯聽這話嗎？
科舉功名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得到後足以使長輩高興，可以用官俸供養雙親。現在我已得了功名，即使各位兄弟得不到功名，也可以讓長輩滿足，可以供奉雙親，何必大家都要得功名呢？賢弟如果仔細想一下這個道理，就在孝悌上用功，不必在詩文上多費工夫，那麼在詩文方面則會出人意外地長進。
凡寫字總須有筆勢，務必做到一筆運行可走千里。三弟的字，筆筆無勢，故此局促而不能放縱奔遠。去年曾與九弟講到這個問題，估計近日已忘記了。九弟想看我寫的白折。我所寫的折子很少，就不寄了。大銅尺已找到。寄筆回家，目前實在沒有便利的機會，等秋天一定寄回來。
去年寫給牧雲的信未有發出，信中的前半部分是對牧雲進行勸勉，後半部分勸凌雲莫看地仙，這是有道理的。九弟可把此信重寫一遍，仍交給他，不過要把紡棉花一段去掉。地仙為人處理喪葬之事，害人一家，虧良心不少，沒有不致人家破人亡的，因此不能不用力勸阻凌雲。關於紡棉花一事，如直隸的三河縣、靈壽縣，不管貧富男女，人人以紡佈為生，好像我們家鄉人人以種地為生一樣。江南婦人種田，好比三河男人紡布。湖南如瀏陽的夏布、祁陽的葛布、宜昌的棉布，也都是無論貧富男女，人人以此為業，不值得為之吃驚。各地的風俗很難一時就會改變，必然會駭人聽聞，不如刪去這一段為好。書不盡言，容後再敘。
國藩手草
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暢快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誌有恆，乃有成就耳。餘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悌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馀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為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為門生。後其兩孫歲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橫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
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荊七遣去後，家中亦甚整齊，問率五歸家便知。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
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1844年10月10日）
四位老弟左右：
昨天，即二十七日接到來信，暢快極了，因為回信多而所寫的事處處詳細明白。四弟的七夕詩很好，意見已詳細批在詩的後面。從此多做詩也很好。但要有誌有恆，才有成就。我對於詩也下了工夫，只恨當世沒有韓昌黎和蘇東坡、黃庭堅一輩人，可以同他們說出我的狂言。但人事應酬大多，所以不常作詩。用心思索，那還是時刻不忘的。
我們這些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件事靠得住。進德，指孝、梯、仁、義的品德；修業，指寫詩作文寫字的本領。這兩件事都由自己作主，得進一尺，便是我自己的一尺；得進一寸，便是我自己的一寸。今天進一分德，便可算是積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業，又算存一分錢。德和業並進，那麼家業就一天天興起。
至於功名富貴，都由命運決定，一點也不能自主。過去某官員有一個門生，為本省學政，便把兩個孫兒託他幫忙，當面拜做門生。後來那兩個孫兒在歲考前大病一場，到了科考又因家喪守孝，不能入學。幾年後，兩人才都入學，大的還舉人、進士兩榜連中。可見功名的遲早及得中的時間都是天生命定。能否盡力在我，能否考中聽天由命，萬萬不要產生妄想。六弟天分比諸位弟弟更高些，今年沒有考取，不免氣憤埋怨。但到了這一步應該自己靜心反省，狠下臥薪嘗膽的工夫，切不可以因氣憤而廢棄學習。
九弟勸我治家的方法，很有道理，很高興很安慰！自從荊七打發走以後，家裡也還整齊，等率五到家後一問便知。曰：“不是認識難，而是實行更難。”九弟所說的道理，也是我所深知的，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著像神明一樣可畏。自此以後，當以九弟的批評當作座右銘，時刻警惕反省。季弟天性誠篤厚重，正像四弟說的：快樂無比！要我指示讀書方法和進德的途徑，我另外寫信。其他不多寫。
國藩手草
欲為孔孟，必成孔孟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寄信百倍之難，故餘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如何？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為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毫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有與於我哉？
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我以為離卻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己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促也。
去年餘為擇師丁君敘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餘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消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
餘受父教，而餘不能教弟成名，此餘所深愧者。他人與餘交，多有受餘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餘之益，此餘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抄存信稿而細玩之，此餘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
六弟前囑餘將所作詩抄錄寄回，餘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抄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公元1844年10月30日）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發信以後，沒有接到弟弟們的信。鄉里寄信，比省城寄信要難百倍，所以我也不望。然而九弟前次信中說他有意與劉霞仙結伴讀書，這個想法很好。霞仙近來讀朱子的書，大有所見，但不知道他的談吐舉止、規模氣象怎樣？如果確實言行有禮，威儀可為表率，那麼直接他拜他為師也可以，哪裡只限於同他做朋友呢？只是與他同住，也要真能受益才好，不要徒然仰慕人家的虛名。一個人假若能自己立志，那麼，聖賢豪傑，什麼事情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想具有仁，仁便到了。我要做孔、孟，那就日夜孜孜以求，惟有孔、孟才是所學，誰又能擋得了我呢？如果自己不立志，那麼雖說天天與堯、舜、禹、湯同住，也自然他是他，我是我，於我何有？
去年溫甫想到省城讀書，我以為離開家庭狹小天地，而與省誠那些強過自己的人相處，進步一定不可限量的。兩年以來，看書也不很多，至於詩文，則絕沒有長進，因而不得歸咎於天地的局促。
去年我為他選擇丁君敘忠，後來因丁君處大遠了，不能夠隨從，我意中便沒有其他老師可從了。今年弟弟自己選擇羅羅山改文，以後卻杳無消息，這又不得歸咎於沒有良師益友。時光飛逝，再過幾年，就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歲以前立志猛進。
我受父親教育，而不能教弟弟成名，這是我深感慚愧的。別人與我交，多數受到我的益處，而惟獨幾位弟弟不能受益於我，這又是我深感遺憾的。今寄霞仙信一封，各位弟弟可抄下來細細把玩，我數年來學習思考所下的力量，大抵都在這裡了。
六弟以前囑咐我把作的詩抄錄寄回，我往年都沒有存槁，近年存了稿的，不過百多首。實在沒有時間抄寫，等明年把全本付回好了。
國藩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