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一節“以民為本”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戰爭的另一個意義是它的標誌性。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無缺的階段。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全面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雖然對官員嚴酷苛刻，但乾隆對平民百姓卻十分仁慈。這一點與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繼承自母親的善良。小時候宮中小動物死亡，他經常會淚流不止。雍正在遺詔中稱乾隆“秉性仁慈”，並非虛譽。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擔心乾隆是否過於仁柔，以至於不能勝任皇帝這個職務。 從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農”“憫農”思想牢牢地刻進了乾隆的腦海裡。雖然生長於深宮之中，他卻對農民生計之艱辛有頗多了解。學生時代，他寫過許多首以“愛民”為主題的詩歌。嚴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閣的爐火邊，聽著窗外北風呼嘯，驀然想起城外茅屋裡的窮人會怎麼熬過這個寒夜：“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飢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

隨父親外出謁陵打獵時，他看到農民正在地裡秋收，揮汗如雨，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穀價低，歉年委溝壑。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這些詩歌中的拳拳之意，較以寫憫農詩著名的李紳等並不多讓。雖然在學生期間形成的許多政治理念，在後來漫長的政治實踐中被大幅修正，但憫農重農思想，卻始終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還親筆臨摹了南宋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然後命刻印多份，發給各地官員，讓他們“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為對民生的關切，所以乾隆對水旱災荒特別關注。各地的天氣和收成時時牽繫著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為災情而流淚。

有一年，安徽太湖縣受災，災民在野外掘野菜時掘得一種“黑米”，數量甚大，摻在其他糧食中，可以用來充飢。乾隆得知後，命地方官把這種“黑米”呈上一些，自己親口嘗試後，不禁潸然淚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 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 嗟我民食茲，我食先墜淚。 …… 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這些“黑米”分別寄給幾位皇子，讓他們了解民間疾苦。 乾隆多次說，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賑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告誡地方官員“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他當政幾十年間，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隱匿災情不報，而罷了甘肅巡撫許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兩江總督那蘇圖也因匯報災情不實而受到皇帝的嚴厲申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牆上生活多日。由於城中乏糧，百姓飢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麼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准才行。否則擅動倉谷，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复，那麼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打開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消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谷，蔑視國家體制，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麼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谷，准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 （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捨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捨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麼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穀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佔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幹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採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鑑，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飢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曆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飢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匯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布，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徵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沈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沈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綽。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歷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200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405億元人民幣。如果說這個數字仍不夠直觀，那麼我們再用另一個數字來表述一下：乾隆減免的農業稅佔乾隆朝財政總收入的7.57%。而我國於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農業稅，其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不過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採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餘的弘曆，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 “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除了免稅救災、鼓勵墾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興修水利工程，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鼓勵人口流動方面都採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項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國歷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說，乾隆年間的人口增長並不是中國出現的個別現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整個18世紀，全世界的人口從6.41億增長到了9.19億，增幅高達43%，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得力於紅薯、玉米這兩種“18世紀的食物革命”。 確實，紅薯、玉米是推動乾隆“全盛”的兩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這兩種作物的推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種植，並鼓勵人們研究紅薯種植法。最先到山東、河南推廣甘藷種植技術的福建監生陳世元，得到皇帝恩賞的國子監學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陸耀因為編寫《甘藷錄》而被晉升為湖南巡撫。在皇帝的勸諭下，川、楚、陝、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種玉米”。經乾隆一朝的倡導，紅薯、玉米已經成為中國貧苦農民的基本口糧。 當然，我們不能說乾隆全盛主要是這兩種植物的功勞。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確切地說，增長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 18世紀初，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3.4%，到這個世紀末則達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勞歸於水利，由於乾隆年間特別是中前期政治紀律清明，國家執政能力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誌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歷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歷史的極峰。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50年裡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