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節“盛世”的武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驛馬穿過西便門，風馳電掣般直奔大清門。 驛馬送來的是萬里之外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捷報。他向皇帝匯報說，天山南北所有叛亂都已經徹底平定。這片不馴服的土地經過連續四次大軍踐踏，終於服服帖帖，不再心存異志。 這場胜利，是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開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個漂亮結局。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從此盡入大清版圖，被稱為新疆。兩朝遺志終於被圓滿實現，清王朝最大一塊心病被徹底根除。消息傳來，四十九歲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連續拜謁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匯報這一喜訊。望著雍正皇帝留下來的寶劍，他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出聲，因賦詩道：“質明峰樹辨陵園，趨謁松宮冠劍存。敢曰志成盪鹽澤，亦云功定靖花門。凡茲萬里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憶痛難言。”

這場胜利確實來之不易。 事情起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 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書從蒙古烏里雅蘇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布汗省省會）送到了清廷。將軍成袞扎佈在奏摺中匯報，準噶爾汗國的三個小首領，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蒙克（史稱三車凌）率領三千戶蒙古人，一萬多人口，宣布脫離準噶爾汗國，投奔大清國尋求庇護。他們離開了世代居住的額爾齊斯河牧場，頂著凜冽的寒風，趕著牛羊，攜帶著老小，經過十余天長途跋涉，才到達烏里雅蘇台地區。 將軍在匯報中說，準噶爾汗國長期與大清為敵，這些人聲稱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還是準噶爾人的詭計？他請示皇上，對這些人採取什麼態度？ 收到這封奏報，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對於三車凌的投奔，他並不感覺意外。從乾隆十年（1745年）以來，他已經多次收到過情報，說準噶爾汗國正處於內亂之中。這次一萬多人的內附，更加證明了這些消息的準確。

數代以來，準噶爾汗國一直是大清王國最大的威脅。 準噶爾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長期以來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帶。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製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後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於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隨後，他信心暴漲，制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後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復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製造銅幣，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面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東方的康熙皇帝相提並論，稱他為“博碩克圖汗”，認為他們是歐亞大陸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會問鼎北京，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蒙古族統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時。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部的籠絡和控制，使噶爾丹統一蒙古的夢想無法實現。接著康熙又兩度率兵親征，舉全國之力與準噶爾蒙古較量，終於於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兩次大敗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在沙漠中懷抱未能實現的夢想，鬱鬱而終。

雖然擊敗噶爾丹一直被列為康熙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僅僅遭遇了挫折，遠遠沒有被打垮。在噶爾丹之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又使汗國強盛起來。他們重拾噶爾丹的舊夢。雍正九年（1731年），清準兩方再起戰端，兩軍大戰於和通泊。清軍大敗，副將軍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兩千人。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內外戰爭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雍正十年（1732年），準噶爾部再度內侵，幸虧歸附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拼命抵抗，才擊敗了準部。在雍正年間這兩次戰爭打了個平手之後，清帝國和準噶爾握手言和，雙方劃定了邊疆，開始了貿易，中國西部出現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戰永遠是大清帝國的噩夢，準噶爾部一直窺伺著內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現什麼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像兇猛的狼群一樣迅速出擊，在大清帝國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來，雖然天下太平，乾隆卻一直警惕地關注著大清的西部版圖，凡有準噶爾的消息，他都不放過。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汗國已經有一千多戶東遷到察哈爾，歸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們，命賞給他們牲畜，妥善安置。從這些人嘴裡，他獲取了大量的情報信息。 原來，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國原首領噶爾丹策淩病逝，他的三個兒子為爭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殘殺，導致汗國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領達瓦齊討伐不聽指揮的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的三車凌為了尋求活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投靠清朝政府尋求保護。 因此，接到匯報後，乾隆在第一時間即斷定三車凌是真降。他命令守邊將軍妥善安插三車凌人口，賞賜給他們大量的銀兩、米麵和牛羊，還專門設了“賽因濟雅哈圖盟”，任命車凌為盟長，車凌烏巴什為副盟長。

投降的三千戶西蒙古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不僅如此，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凌“率萬餘眾，傾心來歸”的功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還特別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三車凌。皇帝分別冊封車凌為親王，車凌烏巴什為郡王，車凌蒙克為貝勒，其餘頭目也都分別封為貝子、公、台、吉等。他連續八次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盛大的宴會。自山莊建立以來，還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對待三車凌，不僅僅是為了表彰他們“萬里遠歸”，更主要的，是為了了解準噶爾汗國的虛實。他與三車凌數次長談，深入掌握了準噶爾汗國的情況。他發現，今天的準噶爾正處於歷史上最虛弱的時期。 皇帝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迅速出兵，掃滅準噶爾汗國。他下詔說明自己想大舉興兵作戰的想法：

（準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此正可乘之機。若失去這個機會，再過幾年，等其局勢平定，必然還會與我為敵作戰。那時我軍再與之戰爭，耗費必然更為巨大……朕以為機不可失，準備於明年分兩路進兵。這是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 （《清高宗實錄》） 此詔一下，大清舉國震驚。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本來是一個“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統治的前20年裡，大清天下也風平浪靜，邊疆無警。除了那場本沒有必要的金川戰爭之外，大清不聞兵戈之聲。 發動平準之戰，在所有人看來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發動這場戰爭，歷史絕不會因此而指責他。主動出擊成功，固然榮耀無比，一旦失敗，那麼他20年統治的成果會毀於一旦，自己也身敗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決定出兵時，遇到的幾乎是一致的反對之聲。 理由之一是所謂“兵者不祥之器”。 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敗在大清官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太深了，一提起準噶爾，他們就心驚膽戰。在他們看來，蒙古人不來進攻大清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大清怎麼可以主動挑起戰端呢？確實，農業文明並非尚武型的進取文明。一般情況下，漢族與周圍民族的戰爭，都是少數民族主動挑起的。幾千年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幾乎從來沒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真研究過這些蠻夷的內部政治結構和軍事行動規律。歷史上漢人王朝對待邊疆少數民族，通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羈縻”。也就是說，被動應付，委曲求全，用金錢和布匹收買。他們認為，這些蠻夷是“犬羊之性”，思維方式不同於人類，完全不可理喻。他們來如急雨，去如飄風，無法抵抗也不可預測。漢人對他們的莫名恐懼積累了幾千年，已經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準噶爾汗國已經共享了20年的和平，雙方都從這種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雍正末期的兩次大戰打了個平手之後，雙方清楚地劃定了邊界，謹慎地控制著自己的力量，在邊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雙方的貿易也迅速興起，每次交易，牛羊上萬頭，給雙方都帶來了實惠。實現和平之後，清朝10多萬大軍撤回內地，20年間節省了數千萬兩軍費，陝西、寧夏、甘肅等地民眾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糧食供應任務，生活大大改善。正是邊疆的穩定，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應該繼續這種和平狀態。他們甚至認為如果出兵就是“師出無名”，雙方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大清乘準噶爾內訌之機破壞條約大舉入侵，於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國應該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沒有大規模戰爭，全國上下已經習慣了和平，“人心狃於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規模對外作戰，人們毫無精神準備。況且戰爭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特別是遠赴西域，必須往西部運送大量的軍糧和軍事物資，這些在幾個月之內根本不可能。而且一旦戰爭失敗，那麼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勝追擊，一舉深入內地，給大清帝國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這個後果，誰也承受不起。 雖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後，乾隆皇帝已經在大清帝國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權威，把大清官僚機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決定一發出，還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這些奴才懷抱著為主子考慮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樣飛來反對的奏摺。他們一致認為，皇帝登基以來，萬事都英明偉大，只有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摺不屑一顧。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眾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托。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將載有“寶親王弘曆（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康熙）於諸子孫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詔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託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僅僅滿足於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著眼於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因此，他要從內外兩方面，盡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只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歷代漢族帝王對於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態。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他們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個民族的歷史、現狀、內部關係，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歷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麼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確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歷史，在平準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歷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於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準噶爾表面上只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係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這個國家的存在關係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寧日。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慼系焉。”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並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復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準部處於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恆贊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後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並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因此，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爭軌道。 乾隆皇帝后來回憶說：“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御製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爭，讓他幾乎精疲力竭。他連篇累牘地發布諭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討伐的必要性，並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他說：“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難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复思想動員，終於，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爭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恆真心誠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將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成兗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將素稱勇敢干練，可是對這場戰爭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爭先之態。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如果按照“兵出糧隨”的用兵常理，這場戰爭根本沒法打。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前線並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一是從內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二是即使清廷財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徵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拋棄行軍常規，“因糧於敵”。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餘口糧，沿途取之於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諭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將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所謂將來補償，只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這一大膽的舉動後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後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諭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陝甘總督劉統勳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餉，然後再進兵。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勳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定西將軍永常也反對因糧於敵。乾隆皇帝說得口乾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謬，至於此極！” 一頓痛罵，終於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配備駱駝一萬峰。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將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準部連年內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湧……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大軍剛剛出動，就有札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願率屬效力”。緊接著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台吉也率部屬投降。五月，兩路大軍會師於新疆博樂縣（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進軍。伊犁民眾也紛紛迎降。 “大兵至伊犁，部眾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鏃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準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軍窮追不捨，將其擒獲，送往京師。平準戰爭初獲勝利。 過於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著問題。清軍攻克伊犁後，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並無積存物資。因為軍糧不繼，平定了準部之後，清朝大軍只能迅速撤離，只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將軍的護衛，準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將軍共同管理。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後，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準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平定準部之後，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準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凌駕眾人之上。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於是他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將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爭進展得很不順利。由於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榨取。到了新疆之後，又大肆搶奪準部故地的牲畜糧食。準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飢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眾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而前線將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乾隆皇帝一籌莫展。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持乾隆平準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榨取超過了極限。 “因糧於敵”的策略在戰爭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於友。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產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徵用的方式奪走了。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產，被打發去打仗”。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袞雜卜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二十三個札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爭。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 “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於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將因功賞賜。”（瓦西里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將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於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袞雜卜起義，掃除了後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於不再“因糧於敵”了。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里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後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這一次，他終於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經過連年戰爭和飢荒，準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鬥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內，後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爭意義非同一般。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著內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寢。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於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這場戰爭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歷了數度煎熬。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爭只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沒想到，戰爭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爭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將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爭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後怕。在準噶爾四部中，只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這支歷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確實有著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後，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 其實，在整個平準戰爭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頭兩次平準戰爭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於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後來大多死於飢餓。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後，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他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眾，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台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清軍認為他們形跡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將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隨後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游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後，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內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後，乾隆分別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隨阿睦爾撒納复叛的消息後，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諭清朝將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準戰爭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餘戶離開故土投奔內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里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清朝將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寧左勿右的宗旨。儘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於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儘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隻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臥廬”，一聲令下，對沉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餘人”。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後，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於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後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匯報上來，乾隆帝誇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敘”。雅爾哈善於第二年被授為參贊大臣，擢兵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皇帝明確諭示：“厄魯特人等反复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於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複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鑑”。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伊犁附近的賽里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雲，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一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裡進行著一場盛大的圍獵。他們圍獵的對像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索，遇到蒙古包，就衝進去，把裡面的人統統砍死。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裡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里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這支部落已經在這里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部落中的男人騎著駿馬，慢悠悠地驅趕著牛羊，女人在帳篷裡趕製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著鼻涕，扯著剛返青的枝條玩著打仗的遊戲。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別。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著嘴呆呆地看著這些陌生的異族人。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只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裡把蒙古人驅趕出來。個別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 不到半個時辰，這個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趕到了湖邊。在清軍的指揮下，他們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來，每十人為一隊，被拉到一個低窪處，挨個兒斬首。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爭質問，這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憑什麼如此大開殺戒，得到的回答只是提前的一刀。鮮血流進賽里木湖，近岸的一畝多湖水被染得赤紅。大部分蒙古漢子知道任何掙扎都無濟於事，習慣於聽從首領和命運的他們一個個一言不發，聽話地走向指定的地點。一個多小時後，這個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們被徹底消滅。史書對這種情景的記載是“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 在處理男丁的同時，在另一側，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清軍從隊伍中挑選那些年輕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來伶俐聰明的孩子，準備運回內地，作為奴隸。大約三百名婦女兒童被挑走了，史書記載說這些人後來“多死於途”，因為飢餓死於路上。還剩下二百多名老醜病殘的女人以及七歲以下的孩子，清軍將領一聲令下，數百匹戰馬衝入人群當中，這些沒人要的戰利品被作為樁靶，為清軍的軍事訓練貢獻了最後一點作用。 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將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將軍成袞扎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里坤起程。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並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因為蒙古游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袞札佈在奏報中，匯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里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於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於博多美和羅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從這些匯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乾隆命令將軍到伊犁時，“將彼處喇嘛等剿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眾都逃入了山谷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 《嘯亭雜錄》載，清軍將領二人分別從博羅布爾、賽里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里地方，不管是山谷還是林區，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 （《嘯亭雜錄》）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內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見到清軍到來，“婦孺歡呼，如出水火”。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對於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縝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准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將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內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眾，可向內地遷移，等到過了巴里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別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軍攻克伊犁之後，乾隆再次下旨說：“現在，兩路大軍接納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們外表歸順，內心未可全信。可將他們先遷至巴里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數万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內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裡，被全部殺掉。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系的消失。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淩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 《草原帝國》稱：“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據清軍將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只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歷史上無準確記載。 《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復存在。 “數千里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面：“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註）故種者。”（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干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於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採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麼數万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御製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乾隆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制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洩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制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裡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繫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裡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里，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歎“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咸。”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爭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繫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 （《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 （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歷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歷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歷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 （《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御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只有乾隆總結吸取歷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栗。歷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佔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 （《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 《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乾隆朝財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標誌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面積1453多萬平方公里。 （《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 “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 （《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邇。 《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前所未有。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只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制，比如萬曆皇帝之控制努爾哈赤部落。只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制權力牢牢控制。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直到乾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內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產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歷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標誌。孟子說“廣土眾民”。 “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1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歷時近1200年。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蹟”。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