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恩怨

王國維與羅振玉是浙江同鄉，二人不僅僅是兒女親家，羅振玉對王國維來說，是老師，是摯友，對王國維有知遇之恩。 1896年，羅振玉在上海組創學農社並設立農報館，編輯出版《農學報》，需要聘用翻譯人員，以便把歐美及日本的農科書籍和農學書報介紹到中國來，乃於1898年6月以私人資本在上海新馬路梅福里開設東文學社。 據羅振玉的外孫劉蕙孫講，戊戌年正月初二，羅到《時務報》館給館主汪康年拜年，進門以後，闃然無人，一直走到樓上，見一小房間裡有個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攤著一本書自斟自酌，不覺有點奇怪。進房一看，其人讀的是《文選·兩都賦》，斟的是紹興酒。益覺奇怪，進而問詢，那人乃起身讓坐，原來是《時務報》校對員海寧人王靜安（王國維字靜安），對坐攀談，覺得此人才華和學養都不平凡。繼又看到他為同舍生撰題的扇面上有詠史絕句，其末句為“千秋壯觀君知否，墨海西頭望大秦”，乃“大異之”，認為他確有過人之才，遂勸他入東文學社，並說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進入師範班。又說，他身為公學監督，願助一臂之力。王說：“奈生計何！”羅乃問明每月工資30元，遂說：“你去讀書可也，我在《農學報》館給你掛個名，閒時寫寫文章即可，月薪40元，則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維持了。”王遂入東文學社學習。是年王國維才22歲，他後來能夠成為大學者，跨進東文學社門坎這一步，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契機。王國維非常感激，當年曾寫詩以“匠石”隱喻羅振玉：“匠石忽顧視，謂與凡材殊。”

1911年11月，羅、王二人聯袂東渡。之前，王國維的興趣本來在西方哲學，到這時斷然轉向了國學。據劉蕙孫回憶，這也是羅振玉力勸王國維的結果。 從二人相識開始，王國維的大多數重要活動幾乎都與羅振玉密切相關。留學日本，系羅氏資助之；到南通師範學院講學，系羅氏推薦之；入京任晚清學部官員，系羅氏帶領之；乃至於王國維先學西學，後轉而專治國學，也是羅振玉相勸之功……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記：“辛亥之役，羅氏避地東渡，先生亦攜家相從，寓日本之西京。羅氏痛清室之淪亡，於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且勸先生專治國學。先生乃大為感動，遽取前所印《靜安文集》盡焚之。” 羅振玉學問不及王國維，但在其他方面則長袖善舞，當過末代皇帝的老師，參與重要的政治活動，還有很強的經營手腕……他對王國維有恩，但也讓王國維做了許多事情。而王國維性格憂鬱悲觀，埋首學術，不問功利，是典型的學者氣質，人稱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據說，羅振玉不少重要的學術成果其實本是王國維的，有人講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有人講王國維投水自盡乃羅振玉所逼……

無論如何，在王國維的長子亡故之前，王國維與羅振玉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非常好的。當羅振玉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王國維的長子後，雙方自然是親上加親，像一家人。 王國維的長子潛明是個不願依賴父輩、喜歡過獨立生活的人。 1919年9月，他在與羅振玉三女孝純婚後不久，從上海工部局所辦育才公學肄業，並由校方介紹，考入了海關。翌年，調至天津海關，寄居嘉樂里岳父家中。不久，海關新建公寓落成。羅氏念小兩口才結婚，尚無生活經驗，勸他不要急於另立小家庭。王國維也來信對他說，你剛入海關，工薪有限，還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節省開支，又彼此有所照應，要他聽從羅氏勸告。但王潛明還是執意遷出羅宅，搬入公寓，過起了獨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潛明奉調上海海關。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僅27歲。那位做了遺孀的孝純，時年僅24歲，與潛明完婚八載，先後生有二女，王國維十分喜愛。不幸的是，兩位寶貝孫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國維是在料理潛明喪事後，於10月15日自滬乘車返京。其間還託人在海寧為潛明購置了墓地。在處理潛明後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誤會”，不僅激化了所謂婆媳家庭矛盾，還致使羅、王兩親家為潛明遺款的收存問題，打起了筆墨官司！ 原因是羅振玉在潛明醫療問題上曾指責過女兒“偏執”，所以王國維在潛明遺款的問題上，也以長輩的身份不客氣地批評了長媳“無理”，並請羅氏喻以“正理”。孰料，羅振玉非惟不“喻”，反過來還予以袒護。筆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後終於導致了羅、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這期間羅、王來往書信落款時間，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齟齬而交絕，歷時20天。從書信行文口吻看，王國維始終珍惜舊誼，而羅氏則咄咄逼人，直至最後一信，說自己發斷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許悔意，但仍指責王國維“來書嚴峻”。 羅振玉的侄子羅守巽晚年說：先伯父（羅振玉）性子急，脾氣大，待人處事欠冷靜。兩親家晚年失和，同他的這個“脾氣”有很大關係。但真正的原因是，羅振玉認為，王國維來信中自稱“我輩皆老”，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評他做父親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嚴正地講到“蔑視他人人格”，實際上是批評他父女倆有悖“聖人之教”。 據羅振玉的長孫羅繼祖當時已經十四五歲，據他說，姑母（即羅孝純）婚後與潛明繼母潘氏夫人關係處得不好，中間又受到僕婦們的挑撥，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潛明病亡，王國維夫婦到上海主喪；羅氏“痛女心切”，也赴滬探視，兩親家因而發生爭執，事情越鬧越僵。他這樣追述羅、王爭執經過：潘夫人處置善後偶爾失當，姑母泣訴於祖父，祖父遷怒於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 ……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氣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獨斷，而王先生性格卻相反，平日理頭治學，幾於不過問家政，一切委之閫內。 ……事情鬧僵，又沒有人從中轉圜，以至京津雖密邇，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過，這都是出於羅氏後人的申述。 “羅王交惡”，表面上看起因於潛明“遺款”問題，卻非出“一時之誤會”，乃是由於心中早有不滿。在此之前，至少有兩件事情頗使羅氏耿耿於懷。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國維入小朝廷不久，書告羅氏：自己的《觀堂集林》已在滬裝訂，打算將其中的精印本“進呈”博儀。羅亦趁此將他自己的《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從天津寄到北京，請王國維託書店做了黃綾套代為“奏呈”。這使初入“南書房”的王國維頗感為難。因為他知道羅振玉與小朝廷內鄭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為避嫌，擬待“數月以後”再辦。羅很生氣，當即回信，要王不必做書套代呈了，將原書交人“攜津”。 另一件是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時，小兩口皆暫住羅宅，故王國維常去天津看望，而兩親家見面的話題則是溥儀及小朝廷內的人事紛爭。羅氏及薦王入“南書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聯名上奏摺參劾以鄭孝胥為首的“新派”，讓王代呈。王國維回京以後，卻聽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樑及溥儀的岳父（婉容之父）榮源對升、羅二人“結黨”的議論。他既怕羅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親家因而受到中傷，故寫信婉言勸羅改“奏”為“函”，建議不必向“皇上”呈奏摺，可直接致信榮源，較為妥帖。這本出於好意，羅氏卻很不高興。

以上兩事，羅、王之間已埋下了“嫌隙”。由潛明喪事而致羅氏發出“絕交書”，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與升、羅引薦王入小朝廷，而王不盡聽命，關係極大。 再就羅、王兩家關係而言，直到潛明病重，潘氏夫人與羅宅親家母之間，應該說是處得比較好的，對長媳也一直很關心。所以，王東明（王國維長女）不同意說她母親潘氏夫人處理善後失當，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臆斷之辭”；因潛明喪事而羅、王誤會以致絕交，“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那時，王東明女士也已十幾歲了，猶能記當時情景，說：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鬱鬱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然後把大哥生病時的醫藥花費全匯去羅家，他們寄回來，父親又寄去，如此往復兩回，父親生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友（有）道……

但羅氏的那封“絕交書”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王東明讀到“絕交書”後感慨萬分，說：任何一句，無不傷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親焚去的信件，當有更甚於此者。再從父親給羅氏的信來看，無不婉轉謙抑，委曲求全，未發現有惡言相向的。我常常癡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親傷心時得到摯友的勸解慰藉，迷惘時獲得勸解宣洩，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與推一把，其結果就不可以道裡計了。 當誤會發生後，羅振玉帶著愛女孝純先行返津。王國維雖至為難堪，但仍認為只是一種暫時現象。所以，他在妥善處理潛明喪事的同時，又盡其所能為安排好長媳未來的生活，辦了兩件事：首先是立嗣。由於潛明無後，決定將次子高明的長子慶端過繼。其次是卹寡。辦理潛明的海關卹金等遺款，委託在滬的老友金頌清，通過銀行將款全數匯至天津羅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維以不德，天降鞠兇，遂有上月之變。於維為塚子，於公為愛婿，哀死寧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故維初十日晚過津，亦遂不復相詣，留為異地相見之地，言之惘惘。”又說：“初八日在滬，曾托頌清兄以亡兒遺款匯公處，求公代為令嬡經理。今得其來函，已將銀數改作洋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元匯津，目下當可收到。而令嬡前交來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鐲兌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關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個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陸銀行匯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與前滬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請公為之全權處置，因維於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師亦非善地，須置之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當感激也。”

王國維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誤會的心意，且匯款給羅振玉，並用“求公代為令嬡經理”、“請公為之全權處置”等委曲求全的語句，表達了自己的誠意。 王國維又派了男僕馮友專程赴津，將從上海運回的潛明夫婦的家具送至羅宅。然而，馮友從天津返回時，帶來了羅氏的拒款信。羅振玉以自己女兒的名義，將錢退回。王國維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羅振玉信，仍請羅將錢收下，說：“令嬡聲明不用一錢，此實無理，試問亡男之款不歸令嬡，又當誰歸？仍請公以正理諭之。我輩皆老，而令嬡來日方長，正須儲此款以作預備，此即海關發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質之路人無不以此為然也。京款送到後，請並滬款一併存放，將原折交與或暫代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並無首尾可言。”

羅振玉仍不領情，再次將錢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絕，王國維覺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氣得不言語。女兒王貞明看見父親從書房抱出了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王貞明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寫信給羅振玉，說：“亡兒遺款自當以令嬡之名存放。否則，照舊時錢莊存款之例，用'王在記'亦無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當然是令嬡之物，不容有他種議論。亡兒與令嬡結婚已逾八年，其間恩義未嘗不篤，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之拒絕？若云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復有損。總之，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求公再以大義諭之。此款即請公以令嬡名存放，並將存據交令媛。如一時不易理諭，則暫請代其保存。” 直到此時，羅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說：“擬以二千元貯蓄為嗣子來日長大婚學費，馀千元別有處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為歸，不負公所託也。” 雖然如此，二人的心結一直未能打開。 1925年8月上旬羅振玉六十大壽的時候，王國維還專程到天津祝壽並寫詩賀之，詩尾有“百年知遇君無負，慚愧同為侍從臣”句。不料，剛剛不過一年光景，二人關係竟發生如此巨變。此事無疑在王國維心中留下巨大的陰影。 半年以後，羅振玉接到親家去世的噩耗，赴京為之經紀喪事，又在津為之刊印遺著，看來是痛感了這一點的。晚年追憶往事，羅氏在自己的書齋“魯詩堂”裡曾對孫兒輩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王國維逝世當天，其姨甥、清華研究院助教趙萬里給在天津的羅振玉拍了電報：“師於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代奏。”羅振玉甚為悲痛，即於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喪，據在清華研究院辦公室工作的王國維第三子貞明，給其執事於上海郵務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羅本擬親來北京清華園，因家人“恐彼來此有所感或有他變，故不肯放他來京。” 羅振玉後又代王國維給溥儀上了一道遺折，溥儀下旨為王國維賜諡號“忠愨”。其實這封遺折是羅振玉感念他與王國維的友誼，對於兩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為了彌補自己的歉意，不惜冒著欺君的罪名為他謀求諡法，因此讓他的第四個兒子模仿王國維的筆跡作了個“遺折”。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園內設“忠愨公”靈位，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公祭，羅還親撰《祭王忠愨公文》，最早發表在天津《日日新聞》上，讚頌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 公祭後羅振玉旋即赴京，參與處理後事。他帶著溥儀的“諭旨”，從清室駐北京辦事處領得貳千圓賞銀，全數交給了王國維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親友中間數額最高的葬禮銀一千元。從各個角度講，均不失三十年友誼的情份。 王國維的家屬子女依父親的意願，不請風水師擇墳，也不挑選“吉日”，而在清華外面七間房買塊地安葬，“墳是清華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個碑，上書宣統皇帝加予的'諡號'王忠愨公，墳地四面都種了樹”。 此後，羅振玉主持了王國維遺著的校理和編輯出版工作，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編四集，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為書名出版，盡了對逝者的一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