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異見

錢穆的《師友雜憶》一書雖記述錢穆與陳寅恪交往諸多片斷，但多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來，如雙方結交緣由、北大任教時雙方任課情況、抗戰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國前夕錢就何去何從問題訪陳未果等，但真正語及陳寅恪學術的文字卻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二人對於史學的研究方法的分歧導致。 1931年，錢穆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次年，國民政府通令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學界“治史有專精者，分門別類，於各時代中分別講授”，錢穆也分佔一席。他在課堂上明告諸生，通史有數人分講不能“有一條線通貫而下”。 “乃有人謂，通史一課固不當分別由多人擔任，但求一人獨任，事也非易。或由錢某任其前半部，陳寅恪任其後半部，由彼兩人合任，乃庶有當。余謂，餘自問一人可獨任全部，不待與別人分任”。錢穆拒絕與陳寅恪分講通史就可以看出二者對於當日研治通史問題顯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學來北大歷史系任教。不久，文學院院長胡適訪錢穆，談蒙文通上課，“學生有不懂其語者”，因而將不續聘。錢曰，“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餘敢言，以餘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在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其他餘無可言”。此番話顯然表明了錢穆對陳寅恪某種引而未發的評斷。因為當時研治晉至唐史的人選，陳寅恪應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錢穆對胡適說若蒙文通離任則聘不到繼任教員，說明錢穆並不認同陳寅恪在此領域的工作。 1960年，錢穆致函時在美國求學的高足余英時，談對其文章的意見，信的後一半論及近代學者之文章，他對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陳垣，均是褒多於貶，但論及陳寅恪時，錢穆說：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王國維），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