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逸事

胡適在家鄉念過九年私塾，在這裡他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學生逃學，先生抓著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師收入太少，一個學生每年才交兩塊銀元，老師生活困難，當然沒精力認真去教，學生只有念死書，背死書。這樣自然很苦，不願去學，更談不上去用功學習了”。胡適的母親為他多交學費，才使兩位先生認真為他講書。 1904年始胡適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後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及中國公學就學。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復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騂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溫源寧這樣描寫胡適：“四十出頭了，胡博士還顯得很年輕。臉刮得挺像樣，衣服穿得挺像樣，他真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頭髮漆黑，不見二毛；前額突出，跟奧古斯都大帝相似；一雙坦率的大眼；兩片靈活的嘴唇，顯得能言善辯；面色紅潤，卻不是由學者的'生活樸素，思想高超'而來，也不是由俗人的'飲食豐美，生活放蕩'而來。中等身材，十分勻稱，一舉一動，輕快自如。從外表看來，胡博士是由俗人變為學者，而不是由學者變為俗人。”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後，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胡適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的“朋友”遍天下，連美國人也不能倖免。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消息後，便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麼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定沒錯。宴會散後，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這樣的客氣話。 “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麼地方呀？”胡大使聽後哈哈大笑，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面呵。”賓主相擁大笑，盡歡而散。看來“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美國也是行得通的。

胡適留學歸來，青春少年，聲名遠播，更兼風度翩翩，對女士溫柔體貼，紳士風度十足。他講課的時候，看到女生坐在窗邊，寒風吹進來，他會很細心地走過去替她把窗戶關上。與女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有說有笑，溫厚機敏，幽默風趣。自然，免不了有許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寫來許多神魂顛倒的情書。 1926年，湯爾和贈給胡適一詩，描寫的就是當年胡適周旋於紅袖之間的情形：薔花綠柳競歡迎，一例傾心仰大名。若與隨園生並世，不知多少女門生。纏頭拼擲賣書錢，偶向人間作散仙。不料飛箋成鐵證，兩廓豬肉定無緣。 胡適的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號“半卷博士”。 胡適在介紹自己的事業時，只介紹文學是他的“娛樂”，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政治是他的“興趣”，卻從未說過教育是他的“什麼”。

胡適在評論中國傳統戲曲時說，居然竟有人把臉譜，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鑼鼓、馬鞭子、跑龍套，等等，當作中國戲劇的精華！ 胡適說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然發現的。 上世紀30年代，趙元任和楊步偉去安徽旅遊，遊覽了黃山，順便去了歙縣胡適之的老家，兩人讚嘆真是山清水秀之鄉，楊步偉和趙元任寫了一封信給適之說，你們有這種好風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這個人。適之回信說：“韻卿（楊步偉字韻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謝謝你。” 1923年春天，胡適應清華大學學生所請，開列了一份共計185種“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把、《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啟超對胡適說：“我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但說連國學最低限度也沒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後說：“慚愧！十本書裡有九本是我不認識它的……我是頂佩服胡先生的，關於別的事，我狠聽他（胡適）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書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鐵彈了。”

胡適在陳存仁家中，常時喜歡講笑話，談小腳，談辮子，談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說，他太太雖是小腳，但早年就解除束縛了，他稱她是“改組派”。關於他自己的辮子，在考取官費留學那年（宣統二年），他還是拖著辮子上船的。至於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歡喜，他自認是怕老婆會的會長，所以非但不反對，而且常常在案牘疲勞之後，也參加打幾圈。 民國時期，官員、文人搓麻成風，胡適在《麻將》一文中痛斥麻將的禍害。他算了一筆賬，即麻將每四圈費時約二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100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400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更不用說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他寫道：“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嗎？……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閒'為幸福，以'消閒'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他把麻將與鴉片、八股、小腳列為“四大害”。

罵歸罵，胡適也不是視麻將為洪水猛獸堅決不碰。梁實秋就曾看到過胡適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適、潘光旦、羅隆基、饒子離幾位在一品香飯店開了房間，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價響。”梁實秋還記得那次胡適“麻運”不佳，最後輸個精光，因為帶的現金不夠，只好開出一張三十多元的支票，在當時不算小數目。 相對於胡適的勝少敗多，胡夫人在方城戰中可謂每戰皆捷，這讓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適，“小心求證”出“麻將裡頭有鬼”，亦不失為一趣聞。 唐德剛從胡適打麻將聯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次在背後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

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裡，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 ！胸有成竹，取捨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胡適評論道：“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黃侃挺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胡適因創作和提倡白話詩，被稱為“新詩的老祖宗”。海內作新詩者均以能得胡適的評論而榮幸，以致後來以名噪詩壇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適的評論為憾。 1923年，兩人在一次歡宴上見面，當胡適在酒酣耳熱中說起他曾想要評，並取讀了五日時，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適，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適和新月派詩人聚會，對聞一多說：“你們湖北有三傑，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譚鑫培。”聞一多笑道：“你們安徽也有三傑，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蘭芳。”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末代皇帝溥儀因此得以深居宮中，繼續著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師傅莊士敦的調教下，紅牆內的小皇帝對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滿了好奇：眼鏡、電話、自行車。同時，他也了解了國內外的政治文化形勢，知道了“新文化運動”（他稱之為“白話文運動”），也就“認識”了胡適，讀過《嘗試集》，也讀過《文存》。皇宮裝了電話後，溥儀想起了胡適博士，很想听聽洋博士是用什麼腔調說話，溥儀在紫禁城裡打電話約來了慕名已久的胡適，對胡適說：他對民國的優待條件並不在乎，只想多讀點書，做一個“有為的青年”。胡適恭維道：“皇上真是開明！前途有望！”見面後，胡適對寂寞的溥儀心生憐憫，在6月6日的日記裡寫了一首詩：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