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傷憾

1931年9月，北大剛開學不久，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費了九個月的功夫，造成了一個新北大，九月十四日開學，五日之後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惡極！” 胡適就任北大校長後，雄心勃勃，稱“既已做了北大校長，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績來，否則對不起北大，對不起自己。”他的目標是“一心一意把北大辦成具有國際地位的大學”。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週年，也是胡適57歲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內的北大校慶紀念會上，胡適致詞：“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里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是在沒有面子再在這裡說話。”語至痛切處，痛哭失聲，會場一片淒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適急匆匆拉著夫人坐上了國民黨的專機，已經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書籍無法帶走，甚至連小兒子也來不及通知，包中只裝著正在校勘的《水經註》稿本和視若生命的十六回殘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臨行，留下一便箋，內云：“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季羨林的回憶文章寫道：聽說，他（胡適）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1949年1月，蔣介石要求胡適去美國，而後又聘請胡適為“總統府資政”，但胡適卻只在意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寫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說：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 這個時候的胡適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長的職責。 1949年3月9日，北大醫學院學生焦增煜從北平逃到上海，剛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獄中看到報紙上梅貽琦刊登的一則啟事，知道第二天胡適有個公開演講，就給梅打了電話，恰巧胡適也在梅貽琦處，接了電話後，他馬上打電話給蔣經國，三十分鐘焦就釋放了。焦去看胡適，報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經過，要求幫助。胡適當即親筆給他寫了一份證明書。憑著這一紙證明，焦才能漂洋過海，進了加拿大的一家醫學院。而竺可楨日記中講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學生華力進拿了胡適的信要到浙大借讀。

1957年春天，他在紐約因胃潰瘍大手術之後，立下了英文遺囑，幻想“光復大陸後，北大成為自由大學時”，他留在北平的102箱書捐給北大。他此刻已感覺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國大陸了。 李敖自稱在其困難的時候接受過胡適的資助，畢生謳歌胡適。李敖在其“2005年大陸文化之旅”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向北京大學捐款希望樹立胡適銅像。 胡思杜明確表示不隨父母南飛，自己留下來暫住親戚家中，看局勢發展再決定行止。胡適無奈，只好遂了這位他呼曰“小三”的兒子的意願。想不到這一別，再也未能相見。胡適直至去世，都未獲悉留在大陸的那個後來號稱與他斷絕父子關係的小三胡思杜，已於1957年在政治運動中自殺身亡。晚年的胡適在遺囑中，竟還為這個小兒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