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順天中學，班上人數不多，卻是藏龍臥虎，後來出了三位大學者：張申府、湯用彤，還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門功課自學進度皆超過老師的課堂教授進度。他閱讀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國文作文成績經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歡作翻案文章，從不落俗套，深得國文教員的賞識，他的作文曾得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批語。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驚人的反調是在“五·四”學潮時，學生們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梁漱溟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查廳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遵判服罪。”他還指出人太多檢查不盡學生“盡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於對法制社會的嚮往才這樣說的，學生們卻不能原諒他，於是寫了許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幾位教授要到歐美去考察，教職員開歡送會，有幾位演說，說的話大半都是希望幾位先生將中國文化帶到歐美去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梁漱溟先生聽到幾位都有此種言論，就問大家：“你們方才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胡適先生、陶孟和先生笑著對梁漱溟先生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歡說好聽、門面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它呢！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為總路線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後他成了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 梁漱溟說：“中國傳統中該變化的早就變了，不該變的永遠都不會改變，而這些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中國傳統將統領世界。”他認為中國有以貢獻與世界者，不外八個字：“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梁漱溟曾自書一聯：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 1970年政協討論“憲草”，梁漱溟不贊成把林彪為接班人寫進憲法。 “批林批孔”運動中，在大家都批孔時，梁漱溟卻說：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後2500年之間，他本人是承前啟後的。他還說：“一是，林彪沒有路線，他是一個鬼，沒有人格，夠不上做一個人！二是劉少奇、彭德懷有路線，他們有自己為國家、民族前途設想的公開主張，他們的錯誤只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現擇其精彩論述整理於後。……”

1978年2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同時在北京開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製定新憲法。在政協會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經驗是，憲法在中國，常常是一紙空文，治理國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統、法制、法治，種種法的觀念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對於人治，卻是多年來所習慣的……中國由人治漸漸入於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制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中國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80年，有關方面為羅隆基舉行的90誕辰座談會，其真實的含義是肯定他在歷史上的功績，以全面公開地評價其一生。幾乎所有到會的發言者，都從不同的側面回顧羅隆基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為民族所做的貢獻，而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後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已92歲的高齡，沒有稿子，吐字清晰，講了十多分鐘。他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於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後，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裡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於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

梁漱溟晚年和馮友蘭見面時說：“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