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氣節
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一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於“格致啟蒙”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命之志”，決心為反清而奔走呼號。
熊十力因領導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為總兵張彪所通緝，並懸賞五百金購熊氏頭顱。幸得營務處藍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藏於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後逃回老家。據賀覺非先生，張彪不肯罷手，請張之洞下令通緝，並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陸軍特別學堂所作罵他的短文。張之洞閱後對張彪說：“小孩子胡鬧，何必多事？”張彪最後只能將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查封。熊十力回到老家後，當時熊氏兄弟六人，吃了上頓沒下頓，到冬天，衣不足以蔽體。他們聽到南潯鐵路開工，於是一起到德安墾荒。
1917至1918年間，熊十力曾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他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軍閥官僚貪鄙、淫侈、殘忍、猜妒、詐騙、卑屈、苟且、偽善，黨禍至烈，士習偷靡，民生凋敝，人道滅絕，痛惜“黨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嘆“由這樣一群無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麼地方去呢？”熊氏“以為禍亂起於眾昏無知，欲專力於學術，導人群以正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他曾自謂：“決志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餘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
蔣介石取得國民黨軍政大權後，熊先生人到中年，時移世易，他作為革命的參與者，內心的痛苦和絕望是一般黨員難以理解的：他大罵蔣介石，並把有蔣介石字樣的報紙撕下來，塞到褲襠裡。
熊十力好罵蔣介石，徐復觀做蔣介石待從室官員，給他一百萬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罵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時，給他帶一隻老母雞，一起痛罵蔣介石，讓他快活異常。
學生們聽熊十力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家名相通釋”，往往大罵蔣介石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
1936年10月，蔣介石過50歲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請熊十力到總統府參加祝壽。到了宴會開始時，熊十力旁若無人，毫不謙讓地坐了正席。他狂飲飽食一陣後，故作瘋言醉語。酒酣之際，眾高官顯貴輪流書詞吟詩，為蔣介石唱讚歌。輪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陣後，揮起筆來邊寫邊吟了一首《倒寶塔詩》：
熊十力寫完這首怪詩後，哈哈大笑，接著提起褲腰帶連走帶跑，裝著急待解手的樣子。眾人看看詩又看看他的那個滑稽樣，會心地笑了。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只好哭笑不得地望著熊十力走出大門，坐進小包車不辭而別了。
自從“九一八”以後，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邊城，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向華北延伸。熊十力平時深居斗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學生們的罷課、遊行是支持的。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十力先生的課也上不成，但熊十力同情學生，對胡適強迫學生上課表示不滿。
1937年，日寇侵入華北，熊十力化裝成商人，坐煤車逃離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盡濕，倉皇狼狽之狀難以言表。輾轉返回黃岡後，有鄉里青年問起國事，熊不禁大哭失聲，大罵國民政府不抵抗，並讓青年們去找共產黨，拿起槍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慶璧山，常對學生講授民族歷史，並以節氣相勉勵，說：“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決不能亡我民族，決不能亡我文化。”
熊十力到璧山後，開始寫《中國歷史講話》。賀麟等人去壁山看望他，他興致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歷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熊十力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在四川八年，熊十力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後方民不聊生，他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無法和家人一起居住。但他沒有一天不講學，沒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像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
徐復觀曾將老師剛出版的《讀經示要》送了一部給蔣介石，蔣遂令何應欽撥法幣二百萬元給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堅辭不受，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趨老邁，身體很差，“此等衰象，確甚險也”，不適宜再出來開辦研究所，並說“當局如為國家培元氣，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後熊寫信給弟子徐復觀，大訓了一通：“復觀以師事我，愛敬之意如此其厚，豈願吾早無耶。”意思是自己還想多活幾年，不想再搞什麼研究所。後來，南開中學時的老同事孫穎川邀請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設在其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哲學研究部。而這一次，熊欣然前往了。
抗戰勝利後，熊十力來到武漢，看到九省通衢的長江重鎮滿目瘡痍，而國民黨不顧人民死活，積極準備內戰，引起他的不滿。於是，他一連多日，大白天手持燈籠在武漢的商業大街上旁若無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紛紛駐足觀看，好奇之人實在弄不明白，就攔住他問：“先生青天白日打著燈籠走路，這是何故？”熊十力大聲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當道，不掌燈何以行路！”
熊十力一直想辦民間的哲學研究所。 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書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漢口王孟蓀先生家中。此時蔣介石正欲乘船還都南京，途經武漢，得知熊十力在漢口，便差人去請，想當面談談，看老夫子能為黨國幫些什麼忙。熊大師一聽頓時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麼東西！”不去。蔣先生想來耳聞熊氏脾氣，也不生氣，讓陶希聖打電話給湖北省主席萬耀煌，讓其贈資百萬給熊十力，以助其辦哲學研究所。然而熊並不領情，說：“我熊某對抗戰無寸功，愧不敢當。”
1949年5月16日，他聽到路透社的電訊：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已佔領軍事重地武漢。熊十力極為興奮，大書三個字：解放了！
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聯名發來的電報，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熊十力在給董、郭的回函中說，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義相加，而聽吾回北大，課本、鐘點、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時北還，一切照舊例，否則不欲北行。”
“文革”開始，熊十力不掛領袖像，只設孔子、王陽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時，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談吐不再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熱烈激昂，而是“常獨坐桌邊，面前放一疊白紙，手中握支禿筆，良久呆坐”。